122年前，孙中山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号召，为进中国于世界先进行列，撰写《建国方略》，勾勒含“心理建设”“实业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系统建设工程——一个宏伟的现代化建设蓝图，其中既有世界视野，又从中国国情出发，既借鉴西方经验，又蕴含着中国元素。本文仅就“心理建设”，透视它与传统心学的渊源关系，并从中得到启迪。

　　一

　　《心理建设》为《建国方略》之首篇，文中阐述心理建设的重要性，其内容折射出传统心学的影响。“心为本”论，是心理建设的理论基点，他提出“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呼吁：“国民！国民！当急起直追，万众一心，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为去旧更新之始，以成良心上之建设也。”又提出“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心之用大矣哉”，认为世界的一切事与物，皆本源于“心”，犹如陆九渊所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语录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年谱》)。孙中山同心学家一样，十分强调人的精神与意识的重要作用，他认定“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有如陈献章所说，“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陈献章集·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基于此，孙中山认为在民国初年，新国家的存亡取决于能否破“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可以说，孙中山明显地接受王阳明“剿心中贼”的说法。

　　孙中山认为，宇宙由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构成，并依据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而提出。宇宙进化经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与“人类进化”三个时期，宇宙起源于物质，精神是物质世界进化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人所特有的。与此同时，他强调精神的作用，认为“物质之力量小，精神之力量大”(《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当他着眼于社会问题时更多地体会到思想、意识、观念、信仰、思维方式等之重要。从总体上看，他融汇了西方的新理念，并在传承心学中有所创新。

　　二

　　传统心学，从陆九渊到陈献章、湛若水，再到王阳明，在学理上都非常注重“心”的地位与作用，学术旨趣都是唤醒人的道德本性，而后达到维系道德纲常，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孙中山则提出，“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并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明确提出人类进化的规律是“互助”而不是“竞争”，视道德为人类发展的动力，强调这一进化规则有别于一般的动物。正是从重德的立场出发，他阐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传承了心学的“人禽之辩”理念。他指出，宇宙发展进入人类阶段后，“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以互助为原则”，这是说人类不同于一般动物，人脱离了兽性，生存在社会之中，“互助”是人类进化的道德力量。他强调“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互助便是社会上“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与“不知不觉”三种人，彼此的“相识”“相亲”和“相助”，在互助中求得社会的和谐、安宁与发展。

　　孙中山的互助论，体现了传统儒家，特别是心学的“人禽之辩”观。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有道德，“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孟子·告知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焦循在《孟子正义》中注释说：“饮食男女，人有此性，禽兽亦有此性，未尝异也。乃人之性善，禽兽之性不善者；人能知义，禽兽不能知义也。”王阳明说，“良知”是天理，是人的本心，“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可以说，“人禽之辩”说，是互助论的理论出发点。同时也应该看到，孙中山在比较人类与其他物种时，借助了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生物学、社会学。他从宇宙发展的必然性高度，来揭示“互助”为人类进化原则，强调是否依循互助进化原则，关系着人类社会的“昌”与“亡”。由此足见，孙中山对心学的传承，并非要回到古代，而是站在现代科学前沿，以新的时代精神，弘扬与发展了中华优秀文化，这无疑为后人提供典范。

　　三

　　“知难行易”说，是孙中山《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的重头戏，文中对知行关系的阐述，拉近了与心学的距离，又展示出他对心学知行观的创新。

　　孙中山在谋划心理建设时，特别关注人的认知方法，把变革传统知行观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审视民国初年党内外出现的思潮时，发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维定式，“夺吾人之志”，“迷亿兆人心”，成为“心理之大敌”，令人“痛心疾首”。于是，提出，“我所信仰的是‘知难行易’”，“实则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乃为真理”，主张以“知难行易”说替代“知易行难”说，试图从理论的深处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知行观，是中国传统儒家的认知论，也是明代心学的重要命题。《尚书·说命中》提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一古老的格言，体现着古代朴素的知行观，并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定式。迄至宋代，思想家们对知行的关注，不再停留在“难”与“易”的探讨，不论是朱熹的“知行常相须”，湛若水的“体认兼知行”，还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命题，都是主张知与行相合一。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孙中山在检讨传统的知行观时，论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一方面，肯定“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所以勉人为善”，肯定“‘知行合一’之说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为不知。’其勉人为善之心，诚为良苦”；另一方面，又指其仍然保留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意，“与真理背驰”，“不合于实践之科学”，指出阳明只是说了“合知行于一人之身”，而时至今日，“以科学愈明，则以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或许孙中山对王阳明的批评过于苛严，但是他站在科学昌盛时代的新高度，以科学时代的视角，去重新考量明代心学的“知行观”，从而创新传统的学说，使之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无疑昭示着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孙中山“知难行易”说，是融汇中西文化的思想硕果，突破了传统的说法，不仅把传统“知”与“行”孰“难”孰“易”的位置颠倒过来，并在新时代的高度上，去阐发新学理，创新传统的知行观。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知”与“行”作了明确的界定，提出“知”即“真知识”，而且“必从科学而来”，即认识事物的本质与规律；“行”是指行为、行动、做事、践履，包括“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险家之探索”，以及“伟人杰士之冒险”等，其定义超越了传统儒学对“行”的界定，已蕴含了“社会实践”的广泛内涵。

　　其二，在基本内涵上，颠覆了“行”比“知”难的传统观念，力图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心理定势。孙中山以十件大事来论证人们的本能和一般行为是普遍的、基础的、广泛的，也是容易的，但要知道其中的道理、认识事情的本质，得到真知却十分难，只有近代的生物学、医药学、卫生学、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文理之学等诞生后，人们才开始知道种种的道理。在孙中山看来，科学知识、革命理论，都来之不易，比起人的本能行为或一般行为，要难得多，故说“知难行易”。

　　其三，揭示了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逐步积累而形成系统科学理论的过程。孙中山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

　　其四，揭示了“知”较“行”具有更高的品格。指出“行”是基础，“知”是指导，在知行关系上提升了“知”；虽肯定“行”是基础，但更强调“知”即理论，对“行”的指导作用，理论高于实践；“知”指导“行”，并使“行”更易，更有成效。他虽肯定“行”的基础性与普遍性，但他更强调“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指出在科学昌明时代，人们的活动，总是“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无论何事均能“指日可以乐成”。

　　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展示了人类新历史阶段的新思维方式。美国现代化研究着名学者英格尔斯，他曾把“尊重知识”“计划现在与未来”，作为现代人的首要特征，认为做事之前，是否先有计划和打算，是现代人与传统人的区别所在；指出“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那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徒有空名”(《人的现代化》)。应该说，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创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在科学昌盛时代，科学、知识、主义对人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知”具有更高的品格，因而告诫人们，在新的科学时代，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进行变革。

　　(黄明同，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