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重生，势必要经过现代洗礼。而我们所常见的洗礼，往往很容易归纳为观念论意义上的，或者说很容易从观念论的洗礼流于意识形态化的洗礼。

　　什么意思呢？比如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什么关系？是不是要经过自由主义的这种洗礼？再如与社会主义。其实儒家与社会主义的因缘可能不亚于自由主义。那另外，比如以儒家自命的保守主义的复兴。儒家是不是保守主义？儒家与保守主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儒家与主义之间，与主义话语之间的因缘，大事因缘、小事因缘，都是偏观念论和意识形态的。

　　进路上，我比较强调对于法政结构的重视。因为说到底，从内圣到外王这个问题，如果是历史学或者说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想要把这个问题在现代语境下的内涵解释好，有其知识结构的限制。因此一定要强化政治学理论、法学理论的视野，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

　　我近年的研究集中在从宪制理论，从更为深厚的constitution意义的理解，去面对儒家与现代性的问题。我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篇文章，或许能体现我在思想方法论上的立场，提倡宪制会话。也就是面对种种儒家与主义之间的交流、争辩，我们从一个宪制重构的角度去看待它。因此我当时有一篇文章，在《开放时代》上发表的《期待开放的宪制会话:国族崛起下的儒学与自由主义》，来提出这种探索。

　　原来我一直做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张灏先生引导入门。十多年前到政治学系完善知识结构。西方思想，尤其是英美为重的宪政传统，从古典的希腊罗马到，特别是中世纪英国宪政，到现代，这个英美的宪政，尤其是中世纪到现代这个转变，其实这个课补完了之后，我再回过来看中国我们自己的传统，其实感悟体会和理解就很不一样。

　　中国这方面较早做《尚书·洪范》，我后来发现，好早好早法学界把《洪范》作为我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来研究。当然，我最早完全从历史和思想史还是达不到那个意识层次、理论层次，但是逐渐的经过这种法政理论的补课之后，就转过来了。其实你想《洪范》，它就是很典型的一个秩序根本法的表达。

　　后来我研究宋代思想。萧公权先生，在他那个名着里面说事功学派是重点，因此当初就做这个事功学派，事功学派里面有一个经制之学，经济的经、经学的经，制度的制。刚开始非常不明白这经制之学，它到底是研究什么呢？经制之学，从贾谊开始到王通到这个宋明，邱濬提出很好的解释，经者百世道，制一时之成法，是一个很典型的道法复合结构。这个经制的重点在于怎么样从这个道转为这个法，所以后来我又沿着这条路去研究，我就发现在这个近世的，其实我不太同意梁涛用中世纪来称这个宋代，那个我觉得是比附式的一种说法，就是从近世的宋代以来，像他们讲治体，就包括像这个《续资治通鉴长编》啊，各种很多的这个儒家士大夫这个政论里面讲治道、讲治法、讲治体。治体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大事记讲义，吕中的，那个对治体论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政治理论上的阐发，治体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仁义和纪纲结合起来，仁义怎么转化为纪纲，纪纲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本法度，纪纲下面的层次，含有一般性的制度。仁义怎么转化为纪纲，这就是治体，治体和刚才讲的经制一样，也是一个constitutional宪制性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就研究治体论、经制之学、经世之学，这样一个脉络下来呢，然后其实最近几年又返回到三代，三代这个尚书学，还是三代的这些经学，其实越来越让我明白，中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有深厚的宪制传统。

　　其实我记得我们是2011年，在广东从化我们那次开的会，梁涛、剑涛我们都去。当时我就有一篇文章，《宪政儒学的传统启示》，当时我提出一个宪政儒学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就是儒家里面，原来刘泽华先生强调专制主义，讲的全是专制主义，所以就没什么好东西。实际上比较平实的讲法，就是政治传统里面的确有专制，但是也有很强的反专制，钳制专制，消解专制的一个传统，那个传统，从这个经学的那个传统从三代传统以来，经过儒家的发挥之后有非常好的发展，我们这个东西没有很好的去梳理它。

　　那实际上法学界，大家如果看陈顾远的这个中华法系的一些解释，其实很早人家都很明确，儒家那个就是宪法。那我所谓的这个宪制，其实是在古典宪政的意义上来讲，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那个宪制，它的确是个古典意义上的宪制，我们今天当然希望它有一个重生的现代版本，像老高一直强调这一点古今之变了，但那个古典的宪制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要搞清楚。

　　我在有一篇文章里提出四个层次，就是了解儒家那种古典宪制，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精神根基，所谓的政教关系问题。第二个层次，其实就是礼法问题。其实礼法问题涉及到一个所谓的中央与地方啊、内与外啊，这些治理模式的一个结构问题，第三个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用民主来指示的这个政体论。第四个，就是这个治人的问题。其实儒家对治人与治法的关系，很重视，其实就是表明高度辩证而深刻的对于法与人的、对于治与人的一个认知。这四个层次，政教精神政教关系，礼法治理模式，政体论和治人这四个，构成我所谓的研究古典儒家宪制结构的四个层面。

　　那我研究宋代的时候，其实我会发现，像我们一般用心性和事功来指称，比如说程朱陆偏心性，然后像浙东陈亮、叶适、吕祖谦是叫事功，实际上，经过十多年研究，我越来越体会到那个划分，真是一个表面划分。因为自从2003年余先生那本书出世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理学家，他对于政治思考也是一个重建秩序，他那个心性是放在重建秩序的那个大脉络当中去谈的，因此我的主要的一个论点就是，心性事功背后你要看到他们共性，儒家作为实践者作为理论者他们共享的那个宪制共识是什么？这个宪制共识很多，道统说就是一个宪制共识，就是在政教关系意义上的宪制共识，第一个层次，比如说用礼，用儒家的理论，经过了这个新的民本的礼来对抗现实政治当中法家礼法上面的这种贡献，比如说君臣共治，这个共治余先生书里有很高的评价。共治就是在政治结构上对于君主专制的一个非常大的纠偏。其实我们要看到心性、事功这种流于表面的划分背后的一个关乎秩序重建的宪制共识是什么？有了这样一个了解，再过来回头看那些程朱陆，特别像二程，他的这套古典宪政观非常明确。

　　最后一点，就是保守宪制是什么意思呢？我最近几年的一个感觉就是2011年我提一个宪政儒学，政治学界不少朋友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个儒家宪政，有时候这样的叫法很独断，凭什么宪政就是儒家的，我不太用儒家宪政，我用这个宪政儒学，后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好，保守宪制的意思在于我们保守的其实是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三代传统，而那个三代传统其实是儒家道家的一个共法根源，那个东西是真正值得保守的。其实牟宗三先生也讲得非常明白，那样一个以周文道法为结晶的三代正大本则，那是一个根源。然后从那个变君主制，从君主制变共和民主制甚至社会主义体制，那是一步步往外变的，但是易其制而不易其道。因此，保守宪制我想要说的就是不仅儒家，其实我们要重新好好的从三代根源的角度，在把握儒家道家，道家这一点其实也是相当重要。我看梁涛兄用道法、道儒的这个结构去分析王安石，已经有点尝试。那其实这个真是宋明理学的道家那种精神，他虽然有时候不明言，里面是起到一个对于这个基础理论很重要的贡献。卢国龙这方面有很大贡献。就是说保守宪制，你要搞清楚儒家道家他怎么样去很大程度上去抵抗法家，转化法家。那个过程，讲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

　　最后一点，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儒家传统在当代在现代的一个转换问题。政治判断可能会影响我们很多的学术工作。政治判断，已经在过往十几年，引发了中国思想界很大的分裂和对抗。就目前而言，儒界可能也是暗流明潮，涌动不休。但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怎么样实事求是的来理解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政治现象，怎么样去进行平心公心的褒贬论断，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是值得我们去好好面对的。在这方面就是说因承损益，孔子的智慧，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孔子是作为革命者，还是保守的立法者？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谢谢。

　　(2016年11月12日，由邹城市人民政府、中国孟子研究院、中国孟子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研讨会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办。此文系作者在此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本文系作者授权儒家网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