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道不仅体现为社会政治形态的“大同”与“小康”的区别，也可以体现为个体人格形态的“圣贤”与“君子”以及相关的“博爱”与“亲亲”的区别。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儒家的仁爱精神，来进一步探讨儒家诸子的人格理想及其相关的价值体系。

　　毫无疑问，“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也是儒家的思想核心。儒家学者在诠释“仁”的道德内涵和价值意义时，鲜明地表达出儒家推崇的价值体系的序列，同时亦体现出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境界追求的多重性。

　　首先，儒家仁学是指人的血缘关系的亲爱情感。自从孔子提出“仁”的道德并系统地论述仁学以来，儒家一直将有血缘的亲人之间的爱作为其基本的涵义。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弟表达的正是父母与子女、兄与弟之间的亲爱，这一种爱是天然的情感，这恰恰是为“仁”之本。尽管孔子谈论仁很多，但是这里是从“务本”而言仁的。以后，孔门弟子均是从“务本”的角度，谈到仁的价值本源意义。如子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说：“亲亲，仁也。”他们均是将“亲亲”作为仁爱本身或者是最重要的仁爱。可见，“仁”虽然在后来理解为广泛的爱人，但是，血缘的亲亲之爱其本义，因为亲亲之爱是最强烈、最真实、最自然的爱，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爱。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又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就进一步强化了仁爱的亲亲价值，使亲亲成为仁学的第一义的价值。

　　但是，儒家仁学还主张从人的亲亲之爱中提升出人人之爱。儒家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亲亲之间，而是主张推广这一种亲亲之爱，即由亲亲之爱拓展到邻里、国人、天下。所以，早期儒家在论述仁爱时，往往都超越了亲亲之爱，成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论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在这里说的“爱人”，是指人人之间的广泛之爱，即是孔子曾经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一个“泛爱众”，就是从亲亲之爱拓展而来。孟子也讲到人的亲亲之爱提升到人人之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君子应该由“亲亲”而拓展到“仁民”，即对民众有广泛的仁爱之心。

　　由此可见，儒家仁学又是一种不依赖于亲亲之爱、同时也没有差别等级的博爱精神。亲亲之爱以及亲亲之爱中提升出来人人之爱，均是一种有等差的爱，儒家承认这一种等差之爱是合理的，是士君子之所当为。但是，儒家还提出一种仁爱是可能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与儒家有学源关系的墨家将其发展为“兼爱”)，达到这一种博爱境界和人格的是所谓“圣人”。《论语》载：

　　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犹病诸！”

　　能够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爱，显然是一种“博爱”，孔子认为达到这一种爱，是超越了亲亲之仁的爱，故而是“圣”者才能够做到的。正由于孔子从仁的价值中拓展出一种普遍之爱，孔门后学也就一直在继续拓展这一种普遍性仁爱。孟子认为这一种泛爱众的仁爱之心，源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而《易传》则将仁爱拓展为一种更为普遍的宇宙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宋儒张载在《西铭》一文中，所阐发的就是这一种博爱的精神: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的《西铭》深受宋儒的广泛赞誉，就在于它揭示了儒家价值体系中包含的一种超越亲亲之爱的“博爱”精神。当然，也有一些目光狭隘的儒者并不理解《西铭》的价值意义，故而批评《西铭》不合儒家亲亲之爱的原则。

　　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是相互关联的。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人与人的爱是亲亲有等的，因此，这也是士君子人格所追求的仁道。然而，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时代，那是一个圣人的时代，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美满的时代：“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尽管这一个时代没有到来，但是每一个希望做圣贤的士君子，仍然可以将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同时在那一个社会没有到来的时候先去追求那个圣人的精神境界。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新作《理想与现实：儒家之道的价值序列》，首发于《中国文化》2016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