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都很关注天下事。比如，晚明东林党人要救“王学之末流”，因为王阳明的学术到了晚明以后就不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就痛定思痛，要来重新研究整个中国文化史，要发现中国文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清兵南侵的时候，黄宗羲在山上带兵打仗，打败了，就将老师留下的书“尽读之”。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认为国家虽然已经灭亡了，但圣人还是会出现，国家还是会重新兴盛起来。顾炎武当年写《日知录》就是为以后的圣人立法。顾炎武有一个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文化，民族的兴亡，匹夫也是有责任的。那个时期，存在一部分持有这样想法的文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便是其中之一。

　　王夫之的“知”与“行”尤为坚定与执着。他与黄宗羲和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但他对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黄、顾二人。他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有“东方的黑格尔”之称。王夫之生于乱世，有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他盼望自己能报效祖国于疆场，虽九死亦不悔。他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敢于为了信仰而自我牺牲；他还是一个刚性的人，敢于为了国家利益而刚正不阿、疾恶如仇。这样的人，做文，必做惊世之文；做人，誓做“至刚”之人。当然，他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弱点，即遇到人生抉择，他会十分纠结，小心谨慎，反复思考、斟酌，生怕有所闪失。他也因此失去一些机会。

　　聂茂创作的《天地行人：王夫之传》抓住了王夫之的精神脉络，展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英雄情结；二是着力塑造“辨忠奸，明是非，知去就”的刚毅个性；三是发掘人性的闪光和高贵的人格力量；四是彰显“书生报国，信仰至上”的理想情怀。

　　读完这本传记，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作者把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从中获取个性化的感悟，并以平等姿态与历史对话。

　　例如，书中写王夫之与夏汝弼被困湘乡山中，阴雨绵绵，前途渺茫之际，王夫之问夏汝弼是否“后悔”了。夏汝弼慷然作答：从不后悔。又说：“其实‘报国’不难，亦非日日张口‘报国’，更非得侍奉君王或奔赴疆场杀敌立功才算‘报国’。吾从不认为，世上有一既成之路，曰‘报国路’！吾辈在路上，在途中，时刻为君想为国想为民想，此番所为，即为‘报国’！虽此路十分艰辛凶险，亦正是吾辈依凭内心驱使努力前行之动力所在！”王夫之听后十分感动，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简言之，这种写作是在参考史学界、文学界等同行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避免了人云亦云或从文本到文本的复制。文本的细节和故事的动力都源自王夫之一生的艰难跋涉，作者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糅合”起来，使文本的精神空间大大扩充和延伸，使读者在学到知识、了解历史、提高认识和得到激励的同时，获得一种“别样风味”的阅读快感，这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文/唐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