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5日，由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主办，济南市道教协会和济南市传统文化研究会协办的“态度与方法：道教研究反思与展望高端学术论坛”在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举行。会议由上海道教协会副秘书长、上海道教学院副教务长王驰博士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广保教授、郑开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强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丁原明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赵卫东教授主讲。本次会议采取了会讲的方式，围绕道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下面将讨论的情况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王驰博士：

　　作为一个济南本地人，非常高兴回到家乡主持关于道教研究的论坛。下午关于道教研究的论坛与上午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紧密关联，我们将对态度与方法，当代道教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反思。作为兼跨学术界与道教界的学术后辈，在这里我想谈几点感受。因为今天在座的，有多年研究全真道的学者，也有济南道教协会的李会长，所以我认为学者与道长合作成立这样一个中心，是可以被写入道教史的。我觉得当代道教发展有一个模式，相较于古代，由倾心道教的学者以及教内道长共同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也许是我们再次振兴道教的最佳模式。大家都知道，全真道在历史上出现的并不太早，但他的出现是道教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我这些年在上海道教学院，在崂山、新加坡、香港讲课中发现，全真道主要的内容，如养生、丹道修炼、三教合一等，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有很大的市场，他是道教接引广大众生认同乃至升起信仰之心的一个重要途径。相比正一道教偏重于谈符箓法术，全真道的很多内容都会吸引大众，今天上午有专门练太极拳的老师发言，我想从全真道的丹道导引之术衍生出的道教内家武术，毫无疑问是道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下午论坛的题目是“态度与方法——道教研究反思与展望”。道教起源于中国是众所周知的，但道教研究起源于哪里就没有共识。因为大家知道，在一百多年前追溯道教研究历史，相当多的是海外的传教士、汉学家，他们是肇始，如今被称为道教学术研究，或者朱越利老师称为道教学。后来在49年以后，主要在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更多关注道教，所以有了大陆以及港、澳、台道教研究团队的兴起。但时至今天，道教界到了一个必须认真反思道教研究的态度、方法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座很多老师作为研究队伍的一员，我们会看到当代的道教研究，包括在全真道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或分歧。很多海外学者，他们从外国来到中国，比较多地用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比如我最近亲身接触的劳格文、高万桑这样的法国学者，包括日本的学者，他们很多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所以他们的视野很独特。我们中国大陆学者基本都在哲学系，受哲学、历史学科的限制，比较偏重于文献解读、思想史的整理。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有分歧，或是否互不认同呢？再如教内与教外是否也有这种情况呢？

　　因为我个人在道教学院中，既接触道士，也接触学术界，所以颇有感触。教外很多老师长期致力于道教研究，无论从文献梳理上，还是研究成果发表上，都有丰硕成果。教内现在正处于响应国家号召，努力培养道教研究人材的过程中，现在教内能按照学术规范发表文章的道长还较少，但作为道教的主体承担者，他们更了解诸如丹道、科仪等，因为他们是亲自实践的。教外的学者未必对道教内密的东西与实操的环节有了解，所以北京有学者提出，学者应该向道长请教科仪等内容。最近我同中国道协的刘道长负责主持全国道教院校的教材编写，其中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材由谁编写。理论上看佛学和基督教的教材，多数由牧师、神父、法师编写，而我们现在主要的还是道教研究的教外学者来编写。客观研究与主体承担，这应是当代道教研究应该反思的一个问题。下面我们以两位冯先生的话来总结一下。第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他曾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哲学什么时候能接续道教的传统或者全真的传统来讲呢？第二位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冯契先生，他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册巨着，他在其中提出一个重要论辩，就是古今中西之争，我想折射到道教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下午论坛的主题正是上午揭牌仪式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流程，今天我们共有六位教授发言，张广保教授、郑开教授、强昱教授、张雪松教授、丁原明教授和赵卫东教授。下面首先有请来自北京大学的张广保教授发言。

　　张广保教授：

　　我们这次的会讲以道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为题,我认为这很有现实意义，便于我们反思总结这些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道教研究。

　　反省总结这些年国际国内道教研究的方法与视角。道教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领域，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古老的一部分。但道教研究现在来看却是一门不折不扣的国际性学问。就我个人的了解，目前道教研究有几大学统，即研究道教的学术传统。一是较早的法国道教研究学统，其次是日本的研究学统，再次是中国的研究学统。其中，法国道教研究的学统创建较早，在全球道教研究中，法国研究创造的范式影响较大。19世纪后期这种研究上升至学统范畴。学统中重要的传承人施舟人先生，是荷兰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也是法兰西的院士。据他介绍，法国道教学的学统始于沙畹，沙畹的最具声名道教着作有《投龙简》，投龙是道教一项重要的祭祀仪式。还有对《史记封禅书》的译注，以及对泰山的研究。法国的学统主要采用学院制的传承，犹如师傅带徒弟，薪火相传。沙畹的得意门生,中国学者都很熟悉的希伯和，在中外文化交流这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优势是研究工具齐备，例如熟悉很多语种，尤其是一些小语种例如梵文、巴利文、波斯语、突厥语、吐火罗文等。这对于研究早期道教与佛教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伯希和对于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沙畹及伯希和的时代，法国的道教研究主要还是运用汉学方法，将道教作为与西学不同的宗教进行研究。到葛兰言开始，他们加入涂尔干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道教。引入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道教对法国道教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引发其道教学统的转向，例如当代承自法国学统的着名道教学者劳格文教授就很重视对道教科仪的研究，重视宗教仪式的作用，因为仪式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再如，另外一位老辈着名道教研究者马伯乐，着有一本简略的道教史，对道教有很深入的研究。其它还有戴密微、康德谟等人，他们都对道教进行过专题研究，同时也延续了法国道教研究的学统。

　　道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文传统，具有丰富的经典文献，例如《道藏》、《藏外道书》，以阐发教义、教理、教仪及各种修道方法，因此如果完全脱离这些文献来谈道教研究，我认为那就不是真正的道教研究。当代法国最具代表性的道教学者施舟人教授很好地继承法国的学统，联合欧美道教学者花费几十年时间打造一部宏篇巨制，那就是《道藏通考》，这部书英文版已问世。目前据我了解，四川大学张崇富教授正在组织中文本的翻译。总之，法国道教学统可用八个字概括：“源远流长，硕果累累”。

　　其次是日本的道教研究学统。日本的道教研究也是薪火相传，主要是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两系。像老一辈的道教研究学者小柳司气太、酒井忠夫、吉冈义丰、福永光司、漥德忠、福井康顺等，我们中国道教研究者都耳熟能详。稍晚一些的大渊忍尔、三浦国雄、秋月观暎、中岛隆藏、福井文雅、小林正美、蜂屋邦夫等，他们的研究，我们也常借鉴。日本道教研究呈现的学术传统，比较突出的是重视道教文献。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有贡献的学者，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索安先生的《西方道教编年史》。我们每一个研究道教的中国学者都应该阅读索安先生的《西方道教编年史》，通过这部指南，我们可以了解海外学者的研究。这点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是我们研究的基础，我们应该有开放的心态。但我们的研究是否也有自己的学统，这是我反复思考的。我在与很多学者的交流中发现，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出现另一种情况。不知不觉走入了西方的范式，唯西方的学者马首是瞻，忽略了中国道教研究的贡献，以及中国道教研究应有的问题意识。我们不能仅仅把道教看作一个学来研究，另一方面还应该从道的方面来研究。因为道教对西方学者来讲是一个资于文化比较的因素，对我们而言就不是这样，我们还应该从道的向度来研究。我们中国的道教研究是否有自身的学统？这可以追溯到乾嘉先辈，但“五四”以来学统中断了。我们很多学科的建设都是按照西方的范式、模本来裁剪中国的材料。比如，冯友兰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时，就认为我们以前没有中国哲学，在写哲学史时，可以参照西方哲学的内容。这样无形中就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而移植别人的问题意识，而道教的问题意识只能生成于中国的社会。我们以前没有哲学，那么像西方哲学讨论存有论、本体论的内容，我们就进行参考，力图通过近于格义的方式构建起存有论。但这样我们就忽视了中国思想是有自己的独特问题意识，例如像道论、心性论、功夫论，都是先贤反复关切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构建存有论，这完全是西化的习性在做怪。的确，在近代以来我们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全盘西化”过程，我们失去了对中国传统精神的认同，最极端的时候有人提出要废除汉字。有人认为中国的方块字是中国落伍的根源，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要想复兴就要废除汉字，当然如今没有人再有如此愚蠢的想法了。

　　就道教研究而论，我们的道教学统也可以追溯到乾嘉先辈，戴震是乾嘉汉学的重要人物，他就看过《道藏》，钱大昕也利用过《道藏》。但他们只注意到，《道藏》中所保存的古代文献，尤其是子书的版本，比如《庄子》、《墨子》、《列子》、《文子》的版本。他们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到了《道藏》的文献价值。晚清学者像王国维用《道藏》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来研究西北史地，其成绩也是可圈可点的。但总的来说，清代没有成功地创建起道教学。原因当然很多，一方面是他们进不去，因为《道藏》的分类与四库的分类不同，是三洞、四辅、十二类的独特分类体系，对他们来讲很另类。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抱承一种正统、异端的意识，儒家的经典是正统，道教是异端，是不能用正眼看的，这是乾嘉诸老的心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没能提出贯穿道教研究的问题意识。因此，在清代乾嘉学派没有真正建立道教学，这是我们学统的不足。直到陈铭珪、沈曾植、刘师培先生才有真正的道教研究作品，陈铭珪有着名的《长春道教源流》，沈曾植着有《海日楼札丛》，刘师培有读《道藏》的札记。尤其是陈铭珪的《长春道教源流》应该视为中国全真教研究的开端。另外，像刘咸炘的《推十书》，蒙文通先生盛赞刘氏为近代第一人，其中有关道教史的梳理就颇有见地。至于蒙文通先生较早提出重玄学，重视从成玄英、李荣直到陈抟学派张无梦、陈景元等重玄学统，这一道教学的问题是有开创性的，对日本学者影响也很大。汤用彤先生指导王维诚先生做《老子化胡经》的研究，再指导王明先生做《太平经》，他们的成果如今我们还在受用。论及民国时期的道教学研究，我们尤其要提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这是真正对《道藏》进行全面而整体研究的奠基性作品，对于道教的研究功劳非常大。无论哪个国家的学者研究道教，《道藏源流考》都是迈不过的经典。

　　虽然与法国、日本相比，我们的学统在文革时期有中断，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研究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进步很大。对道教的研究呈现多视角、多领域交叉的现象，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在这期间我们拿出了几部有份量的道教通史，如任继愈先生与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这些都是西方学者无法办到的。这两部《道教史》在国际道教研究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正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卿希泰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道教史》，据美国学者柏夷教授介绍也曾有意译成英文，但部头太大，他们的人手不够。日本学界虽然也写出《道教史》，例如洼德忠先生的《道教史》，但显得太过简略。另外一部由福井康顺先生等人监修的《道教史》，又只是一部道教专题史，不能算通史。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另外，中国道教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道教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体现在对研究材料的开拓方面。大家都知道，一批新史料出现往往直接刺激新学科的诞生。例如敦煌卷子的发现伴生敦煌学，简帛的出土带来了简帛学。这在道教学的研究方面就是道教碑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直接丰富了对道教发展历史的理解与构建，尤其是对宋以后的中国道教史。例如国外学者以前对全真教的研究很少使用碑刻资料，自陈垣、陈智超先生的《道家金石略》出版以后，再对全真教的碑铭材料予以忽视，恐怕难逃目光短浅之讥。除《道家金石略》之外，我们还出版了其它很厚重的地域性道教石刻文献，像赵卫东教授的四卷本《山东道教碑刻集》，对于研究山东这一全真教发源地在明清的历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它，据我的了解，还有樊光春教授对河南、陕西道教碑刻材料的抢救性的整理，这些工作都是极为重要而国外学者又无法做的。所以我们回顾一下，中国道教的研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取得巨大成就。在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既有田野，也有文献，既有思想的进路，也有历史的进路。因此就道教研究来说，我们完全不必妄自菲薄。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现阶段我们还处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压制下，我们的研究由于不是用西文和日文发表的，因而有些外国学者对我们的研究成就视而不见，在研究文献中很少提及，这是很不公正的。但不提及并不能掩盖我们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现在我们每年发表道教学论着的数量、学者的从业人数以及与道教界的联系都是外国学者所无法做到的。至于道教研究所采用的文字表达，我认为理所当然道教母国的中文应当居于主流地位，除非太上老君改说其它语言。此外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以来，中国道教研究关注的问题意识也与国外学者相比，呈现自身的特色，而这又与中国的精神传统息息相关。例如我们关注道教心性学，关注道教重玄学，聚焦新道家及道教医学，这些都是国外学者讨论很少或根本没有涉及的。之所以这些问题意识有中国特色，乃是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精神传统提出的独特思想论题，至于西方思想自有他们的精神传统。还有我们研究道教始终有一个大的关切，就是想通过道教来深化对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国大历史的深度理解，因此我们很重视对正史材料的使用，重视对《道藏》内外材料的互证。力图从教史中了解正史，从小历史中看到大历史。因此，我们的道教研究有自己的特色。总之，无论欧美、日本还是中国学者，对道教的研究各有千秋。对此我们始终要有开放的心态，秉持向域外学界学习的态度。但我们对自己取得的成绩也不能妄自菲薄。

　　另外，我还想强调一点，道家道教以“道”立家立教，这个道是人类精神的巨大创造，最大地体现了中国人独创性的精神成就。这也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如果我们在研究道教的过程中把“道”丢了，完全从为学的角度去创建道教学，那就难逃老子的“为学”之责。我这个学期在北大开设道家哲学，当我讲到老子、文子、列子、庄子四子时，在思想上产生深度的震憾，他们展现出来对宇宙、对人自身精神生命的深度理解令我非常惊叹，无论庄子还是文子、《黄帝内经》，它们讲的真人、天人、至人、神人、仙人、圣人等不同的生命境界，说明我们的精神世界是有深度的，呈现出她的丰富的层次性。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探究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在当今如果不能把这个道、这种精神境界复活、挖掘，我们的道教研究就只是“为学之事”，其意义是很有限的。所以道教研究不只是“学”上的事，还是为道之事。道教研究的这一维度在西方是缺失的。他们将道教只作为一种学术传统传递，我们则不是。我们道教研究还要传承道，领略、进入庄子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神明境界，是我一辈子的精神追求。这是一种与天地万物通连一体的生命共存境界。因此道作为一种生命智慧，不仅是一套知识或学术体系，更是一种性命之学。它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对此，域外的学者未必予以认同。另外，道教还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维度，如先秦的纵横家、轻重家、兵家都是通过将道与世的对话，开启出道家的经世维度，像《孙子兵法》对军事的认知就跃升至道的层面。《管子》一书对经济之事的认识也达到道的高度。中国历史上每当面临历史转折阶段都启用道家思想以经世，并取得辉煌的成就，像大家都熟知的“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都采用了道家的政治理念。道家道教的经世治用如何在现代开启出来，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王驰博士：

　　非常感谢张老师，张老师刚才用二十分钟时间给我们做了一个道教学研究简史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好。之前我记得2009年在武当山第五届道教国际研讨会上，施舟人先生曾经讲过，不过他是用图片讲的。我刚才听了您的发言，受益匪浅，您作为一个一线的道教研究学者，讲了很多真东西。我有一个契应，就是我去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劳格文、欧大年等很多海外学者都来了。听完两天的会议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疑惑：海外学者到底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只能去台湾研究道教科仪呢？还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本土的经典解读能力有限，没有能力从诸如生命等角度去展开研究呢？我一直在反思，因为我在这个会上发现，他们确实有个圈子，这个圈子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理论系统和人事构架。我觉得，张老师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本土，我们怎样塑造自己的话语系统，怎样发出中国的声音。大家知道，在今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宗教要中国本土化，本土宗教要讲中国宗教的故事。在道教研究上，我们要在研究中讲道教本土的故事，发我们自己的声音。再次感谢张老师的精采发言，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的郑开教授来讲讲他的高见，大家欢迎！

　　郑开教授：

　　今天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围绕着论坛的主题——态度与方法，进行一点儿讨论。上午强昱教授已经提到，我们这些人都是出身于哲学系的，那么，研究道教，以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更愿意做一些宗教哲学方面的例如道教哲学、道教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会看到，也是有意义的，晚近以来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我从哲学系毕业的时候，北京大学哲学系已经改成哲学系宗教学系了；之后，我去世界宗教研究所做长期的专业研究工作。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像我们这样一种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知识背景或者哲学出身，研究宗教到底是利还是弊？也就是说，我们怎样用一种正确的、更加合理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宗教现象，而不是思想史上的那些对象，它们毕竟是不同的。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科研人员的来源复杂多样，有搞中文、历史、哲学的，还有学外语、研究西北民族的，各色人等都有，各种知识背景都有。所以宗教所的研究传统本身就呈现一种多元化格局。在这种格局当中，我在做研究工作当中一直在想，我们怎样才能跨越宗教和哲学的鸿沟，能够对宗教现象做鞭辟入里的研究？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一直伴随着我的研究工作。那么我先简单的讲一下我的结论吧，或者说我的一个体会吧。就是说，对于宗教研究，我的体会是，研究宗教现象，须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基本规律出发。

　　所谓的宗教真理，与我们日常生活的真理，肯定有所不同；跟哲学里面基于理性反思而追寻的哲学真理，也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要看到，宗教现象里面有哪些基本的东西，代表其特点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首先必须承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宗教具有一些基本事实，如果你忽略了这种事实，或者说你不承认这种事实，那你就很难进入一种内在的研究，你永远是在宗教的外面打转，不得其门以入。你可能去整理一些文献，梳理一些史料，把文献和历史搞得更清楚一点儿，但是你也许永远不会洞见其哪怕是一点点的内部精神的世界。比如说，举我熟悉的例子，在道教研究里面，六朝的上清经系里大量出现存思，应该激发了很多学者的兴趣，也曾展开过多方的研究。但是研究这个问题谈何容易，其难点正在于存思是某种特殊的精神体验、精神现象，它的特点不那么容易认识清楚，从哲学的、文献的和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出发予以研究和探讨，几乎就是缘木求鱼。在关于存想的研究里，我想，你要是梳理文献，你把这个文献弄的再清楚，你可能还真不知道“存想”在“想”啥，或者怎么“想”。它所存的“思”或所存的“想”，这种“思、想”，跟哲学中的思想，殊为不同。有一次我去中央民族大学演讲，打算讲的题目是“陶弘景的思和想”，去了之后，发现讲座海报上写错了题目，竟然成了“陶弘景的思想”，这完全是两码事儿。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要研究存思，它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术语，它对整个道教具有一定全局的意义，它这个里面，反映了一个宗教生活的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它是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因为人类的精神现象相当复杂，今天谁敢说能对人类的精神现象一网打尽？也就能知道个大概，这还差的很远，对吧？无论我们从心理学的路向去研究，还是哲学的路向去研究，人类精神活动的规律，我们的知识仍然很可怜！道教的存思实际上是宗教实践语境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意识深处的形和象，这种形和象，也会出现在比如说杨许手书里面，其中经常讲仙真下降的对话，甚至赋诗。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来理解？难道是这些人发狂吗？或者像日本的学者所认为的，《周氏冥通记》里面全是骗人的谎话？或者像专家学者所说，只是迷乱精神之游走等等？上述种种说法都是我们宗教学研究里面普遍存在的成见，我认为是这样。因为这些说法道教内部的精神现象相当隔膜，完全谈不上什么内在的证会，没有一个证会或领会，我觉得作为宗教学研究来讲，还没有入门。宗教学研究的起点，就得对一些基本的宗教现象有一个深切的体察，以这个东西作为出发点。道教存思表明，如果要在一个非常深的存思的状态下，道教徒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正常的，虽然从哲学思想和世俗生活角度不容易理解。存思中出现的那些仙真，会像活的人一样行动、说话、赋诗，甚至谈情说爱，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做上清经的研究，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上清经系的实践方法，不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而如果没有存思，那灵宝经里面的那些科仪，科仪中讲到的降神和道场，可能都摸不着头脑。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对于道教研究，我们讲这个态度跟方法，我们要反思。我个人用了很长时间试图完成从哲学到宗教学的方法论的反思和转换。就是说，怎么才能从我们擅长的哲学研究，进入道教研究，宗教学研究？这是一个问题。那么今天讲了一点点我自己的思考，或者说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请大家批评。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是想说，今天上午，我回想当年张广保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情形。当时我们在念硕士，去旁听了答辩，可能张广保老师也记不得了。当时我觉得很新奇，的确是很新奇，为什么呢？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研究”。你看看，全真道，当时闻所未闻，如果说对全真道有什么理解，都是看金庸小说知道的。第二个，内丹，好家伙，这个很神秘，这个到底咋回事儿？然后又讲心性学，更是云里雾里的。当时觉得新鲜，就带着非常新奇的、兴奋的态度去听。我觉得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当时他很自觉的用了很多金石材料，强调碑铭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重视经典研究和传世文献的人来说，完全闻所未闻。张广保的博士论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印象归印象，当时可能就是没什么更进一步的想法。很久之后，我到了宗教所，由于工作需要，也促使我涉猎一点儿道教方面的研究。那么做什么研究呢？一开始也想不出什么头绪来。因为当时重玄学好像稍微告一段落了，强昱是我的师兄，他们几个学长做了好几部关于重玄学的博士论文，那么我做什么呢？当时还找不到头绪。当我完成了《道家形而上学研究》以后才有了更加明确的问题意识。在《道家形而上学研究》这本小书里，包含了几个值得一提的点，其中一个，就是在里面阐发了道家心性论。我们知道，在中国哲学的传统里，儒家的心性论得到了很好的研究。问题是，道家有没有一个有别于儒家的心性论？当时我做了一些尝试。现在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有更充足的理由，论证说道家是有自己的一套心性学方法路径，和儒家既有默契又有差异，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个基础，我就进一步的想，儒释道三教是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重要部分。对于儒家，我们有早期的儒家，有新儒家，这条线，我们要从宋明以来的新儒家，来把握儒家的发展，心性学是一个取向，比如说北宋道学酝酿的四书升格运动，实际上是把注意力重新聚焦于孟子的一个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绵延了六、七百年。我们如果分析中国化的佛教，就会发现有几个特点，从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从文本形态和思想特点两方面看，跟西土传来的、所谓原汁原味的佛教，差异是非常大的。这种差异大到什么程度？甚至可以说不是佛教，可以吧？玄装法师去印度取经，他就专门阐扬唯识学。为什么说唯识学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站在印度佛教的角度跟立场上来看，佛教的思想逻辑一定会趋向于唯识，万法唯识是绝对的一个理论基础，不会是别的东西。那么到了中国，变了，是吧？变成了禅宗这样的形态，那么这就化解了沿着印度佛教思想的逻辑在中国展开的路向，而是扭转了方向。那么我们可以说，根据前辈的研究，现在再加以进一步确认，所谓的中国化佛教，核心还是在心性学。我们知道，禅宗跟庄子有很深的关系，那么也可能和儒家一些精微的理论有一些关系，这个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样看，儒家、道家、中国化的佛教，其核心理论都是心性论。难道道教是个例外吗？如果不是例外，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在道教里面发掘心性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从中西比较会通的角度看，如果西方思想的范式与内容可以归结为知识论和逻辑学的话，中国思想形态则可以概括为心性学，它很有特点。这样，我就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张广保教授多年前博士论文答辩做的开创性研究。所以我就致力于探讨道教心性学，也和张广保老师合作，开过道教心性学的课。去年，我们在北大召开了一个佛学和道教心性学交涉的专业会议，还一起搞一个项目，等等。我们想通过道教心性学的研究，挖掘中国道教里面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具有内在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说心性学，能和宗教的一些基本经验能结合到一起？就是我刚刚第一个问题。宗教学研究的门槛实际就是你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种基本的内在经验，你有没有一个内在的体会。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能在外部打转，那你的道教文献学、历史学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没有道教的道教研究”，说得稍微过分一点儿，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那些纯粹的文献研究或历史研究跟道教没有关系，是吧？但是你如果把这些东西跟心性学结合到一起，心性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其实践性，很多东西为什么在心性学里面显得特别复杂，就是因为涉及到了实践。恰恰这个实践是道教、佛教等一切宗教经验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内在的部分。如何处理这种宗教实践？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思考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想，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探讨，我觉得前景广阔。而且我觉得会对于整个的道教研究、中国宗教的研究、整个中国学教学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期望如此。所以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道教心性学研究，无论其他方面的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多么繁重。我发心一定要把道教心性学的书写好，为道教、甚至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做一点点自己的贡献，而且我自认为这个工作还有一点点意义。我在宗教所工作那么长时间，没有来得及写出宗教学方面的着作，算是还愿吧。我做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汇报这些体会，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王驰博士：

　　真没想到郑老师曾经参加过张广保老师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好福气了。早期我知道全真道是在金庸小说中，后来在新华书店偶然看到《金元全真道内丹心性学》这本书时，还以为是一位道士写的，这是我读的最早的一本有关内丹的书籍。另外，关于郑老师所讲的，我呼应一下，就是上清经里有很多存思的内容，日本学者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同情之默应。其实，本土学者作为炎黄子孙，对道教应该有一个态度，就是要认同道教的内容，因为这是老祖宗的独特体验。下面我们请北京师范大学的强昱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强昱教授：

　　张广保教授和郑开教授正好说到了中国哲学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心性论，这是关键和灵魂。有了他们二位的认识铺垫，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问题进一步拓展开来，讨论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的发展。显而易见，如果说中国还有哲学的话，因为前几年曾经有些人，在煞有介事地质疑中国有没有哲学，既然没有那么我们的坐而论道俨然已是浪费口舌。而从我们三个人的态度上则肯定了中国哲学，否定了中国没有哲学的判断。当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抱着对中国哲学从三国时兴起的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如何发展的疑问，驱使我进入了道教哲学的研究领域。

　　九三年硕士毕业后，我在汤一介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对道教哲学的探索，到现在一晃二十三年过去了，真是感慨万千。为什么当时选择了隋唐五代道教哲学的研究项目，就是因为我熟悉魏晋玄学，也熟悉宋明理学，同时比较熟悉隋唐时期的佛教，唯独对道教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此在我的内心意识里，魏晋玄学之后的思想是怎么发展的，宋明理学又是怎么兴起的？之前的研究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对此问题的解答，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

　　正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哲学如果真实存在，必然有不一样的问题构成，有不一样的历史成长、线索和脉络。不断的学习认识积累，使我意识到心性学是关乎个体生命、关系到人与异己的世界区分的核心。而从这样的一个核心往上推，那么中国哲人在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上，走向了不同于古希腊、印度的思考路径。反省和探索这一问题，使我前几年一点一点明确意识到，中国哲学固有的特殊性。最近两年给博士生上前沿课程，和一起上课的同学反复说起，再过几年的时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问世就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的中国哲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建设到底有多大的推进？当然是有重大的推进。存在什么问题？而存在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困扰着我。

　　首先是在中国哲学历史分期的研究上，根据我的研究，得出了和冯先生完全不一样的结论。我把中国哲学从老子以来到两汉之际，作为第一个阶段。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毫无疑问。但是为什么把两汉之际和前面贯通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视为第一个阶段？是因为，在这个时候，道教在酝酿中，佛教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开始发生根本的改变。从两汉到齐梁为什么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理由也恰恰是郑开教授刚才谈到的问题，是魏晋玄学的形上学，以及内在于形上学的心性论的发育。中国哲学发展到这个地方，道教也走向了成熟。

　　当我研究了那个阶段几个重要的道教哲学家的时候，才了解到学术界对《太平经》的认识远远不够。在很大程度上，王弼哲学和《太平经》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此巨大的思想运动与政治斗争，不会对当时的王弼留下烙印和刺激，那才真是不可思议。处于这个转型阶段的道教哲学，一方面吸收了魏晋玄学的成果，另一方面消化佛教中观学的成就，扬弃前人的思想成果，以顾欢、宋文明几位道教哲学家为代表，开启了心性论的历史阶段。我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应王守常老师的约稿，曾给《学人》这个当时影响非常大，后来由于失去了日本财团的经费支持而夭折的刊物，写了一篇《道教心性论的成立及特点》的文章。虽然现在连自己具体写了什么东西都忘记了，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道教心性论的问世，也是未来的重玄学与全真道久远的源头。以此为坐标观照之前与之后的中国哲学，标志着中国哲学的新发展。

　　第三个阶段，是在老庄思想的基础上，也可以说在中国哲学的精神主流及倾向上，又使这个认识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当我把这个阶段遗存的对老子《道德经》的注释，大致研究了一遍后，才发现了新天地和新大陆。第一就是了解到道教的宇宙观、生命观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熟悉的精、气、神概念，就是郑开教授提到的陶弘景的“存思”的核心对象。哲学的思考表现为理论化的说明，为众多的道教经典广泛涉及。而实践中是怎么产生成熟的，则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论述。伴随着认识实践的一点点成熟，发现道教的历史观是如此的博大壮阔。一直是把宇宙的演变和社会历史的变化，人类文明的成长以及异化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始终把对人生的关切，同宇宙万物统一。实际上在我看来，宋明理学不过是隋唐重玄学的歧出，如此而已。因为宋初儒者的思想学说，接续的是晚唐五代的社会批判理论运动。即强思齐、杜光庭、陆希声与谭峭的《化书》等，对重建遭到“安史之乱”破坏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规范的努力，成为了宋儒的先导。

　　第四个阶段是，五代一直到元代中期。儒学受到了元王朝的推崇，开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前我就从来不相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开始在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的神话。我不相信那种说法，认为始于元代。这一重大转型从元明延续至清。非常遗憾的是，目前仅仅是对这一时期的儒学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对道教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着全真道展开，对天师道等的探索远远不够。一方面是前辈学者发掘了宋明的唯物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对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的精神予以了关注。除他们之外，道教的光彩是不是就彻底丧失了呢？清代的哲学就贫乏到只有颜元、戴震那么几个人吗？相信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物和文献，淹没在历史的尘埃当中。

　　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之所以一直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反思和探索始终不绝。后来走向僵化，与政治制度有关。还有就是在心性问题的认识上，高度趋同而缺乏彼此之间的碰撞和对抗，失去了如何积极面对晚明的基督教问题的机会。获得一点对中国哲学的体会，完全得益于自己对于道教、道教哲学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隋唐五代或者是六朝，那不可能对宋元明清的问题产生如此深刻的感受。机缘巧合，我被拉到了全真道的研究之中干了八年。最后实在干不动了，逃回了老庄的世界。出乎意料地认识到，两宋元明的儒学，存在着一个强大而深厚的老庄学的思想背景。安排学生们对六朝隋唐、宋金元明清的薄弱环节，展开逐步的分析，弥补了自己过去认识中存在的缺失。

　　而今天我们在道教的研究立场上，要放弃卫道士的心态，心胸要开放。如广保兄所说，要充分关注和重视欧美、日本学者的成果。其实，我受惠于日本学者的成果远远超过国内的学者。当时日本的成果相对多，那时候日语还可以，差不多把北大、北师大图书馆所藏与道教有关的那些作品都看过。小柳司气太、武内义雄、吉冈义丰与大渊忍尔诸名家之作，对我的治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是态度上，我们要自信，就是思想自信与文化自信。没有自信，就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对历史上祖先所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无疑是背叛，同时始终保持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

　　最后还要说一句，道教研究的方法，要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法无定法”。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是从不同的学科，进入到道教了这个大学科群，有不同的学科背景。自己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道教哲学的研究，是因为哲学专业出身。如果过去有其他方面比较好的训练，比如绘画，早就去做道教图像学的研究了。即使很想做道教艺术的研究，由于不具备工具手段，只能由衷地欣赏别的学者的工作。回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未必是保守。

　　我也在此希望各位年轻的学者沉下心来，长期坚持下去，推动道教学的进一步发展。谢谢各位！

　　王驰博士：

　　强老师的话感人肺腑，动人心弦，我觉得强老师就是思想世界里的遨游者，我是这么看强老师的。强老师的书我拜读了很多，真的受益匪浅。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是上次在台湾开会，德国的常志静也去了，他是研究雷法的，因为我的博士论文跟雷法有关系，所以和他有一些接触。有一位学者在发言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生动，他说接下来我讲的这些道教里的元帅，都是常教授多年的好朋友。听了强老师的发言后，我觉得研究道教得在心里点燃一把火，如果对于研究的东西没有一种真正感情的话，这是很难做好的，这其实跟客观的理性丝毫不矛盾。我就简单呼应一下，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张雪松副教授：

　　因为今天的题目是“态度与方法”，所以我今天大概讲两部分，一部分讲道教研究的态度，另一部分讲道教研究的方法。当然这两个部分是互有交叉的，我从学科的反思来谈态度与方法这两个问题。

　　宗教学研究如果从西方开始算起的话，它主要是比较宗教学研究，特别强调不单研究一个宗教。原来的欧洲是有基督教传统的，宗教学的产生多少是和神学有对着干的意思，所以宗教学常常批评宗教，它要打破宗教的垄断，特别是基督教的垄断，有思想解放的意义。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道教学研究它是研究一个宗教，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跟宗教学的基本精神有一些矛盾，或者它能不能在批判的意义或解放思想的意义上有一点贡献呢？我认为还是可以有的。因为现代中国的情况和近代欧洲很不一样，因为启蒙运动之前，欧洲有很长的一个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宗教的传统。而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其主流意识形态是“极左”的无神论，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于宗教学研究其实是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就是说西方启蒙思想的背景下，你说几句宗教的坏话就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在我们国家一直强调大一统，而且把佛老等宗教视为异端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说点宗教的好话，其实同样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同样有增加文化多样性、多元性，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对世界文明是有意义的。

　　那么，宗教学研究，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认为宗教学研究确实有启蒙和解放思想的意义，80年代宗教学最重要的人物当属社科院世界宗教所所长任继愈先生，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观点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新宗教，就是早请示，晚汇报，高度的个人崇拜；另外一个他提出了儒教是宗教。这两个观点我认为要综合起来看，他讲“文化大革命”是“新兴的宗教”是针对儒家来说的，因为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小农社会等等，这些东西在“五四”以来没有被完全肃清，打到孔家店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影响到了党的肌体，所以任先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受儒家影响特别大的新兴宗教的一个表现。

　　但是任先生的这个主张，给宗教界带来一个很大的负面作用，就是说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是一个鸦片，一个坏东西。所以，丁光训、赵朴初等重要的宗教界人士反对这个主张。“文革”结束后，好不容易要给宗教平反了，你怎么还把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说成是宗教呢，这怎么可以呢？这样就产生了宗教界80年代非常有名的“南北鸦片战争”，就是关于宗教是鸦片，该怎么来理解。有人认为鸦片是毒品；有人认为鸦片是镇痛剂，是好的，是药物，由此产生了宗教学上着名的“南北鸦片战争”。

　　我们不管具体的争论了，但是至少说明宗教界在80年代改革开放重新恢复的时候，它有一个解放思想的启蒙的意义在，就是反思“文革”的意义。当然它也有不同的进路，例如马西沙先生就是认为“文革”带有点民间宗教性质的，太阳神崇拜，红太阳、“救星”，“大乱大治”，读读老三篇病就好了，遇到什么难事就念老三篇，这个是民间宗教运动，民间宗教有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就如“文革”中的站队，两个司令部，恶势力和善势力的斗争等等。总的来讲，我们国家的宗教学研究是有益处的，是有启蒙意义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态度的问题。

　　现在有些人对无神论的有比较片面理解，总是觉得宗教学日益繁荣，无神论没有人研究了，认为宗教学研究带来了宗教热，但其实并不能这么看，宗教学和无神论完全是两个学科，另一个方面，宗教学的研究对于宗教的正面积极的评价，我认为是有它的好处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文化多元性，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道教、佛教，为大一统的社会思想环境中带来了多彩的文化，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我们国家的政教关系一直是“政主教从”的这个模式。研究宗教的学者，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他们在政界和教界起一个中介的作用。其实在历史上也是这样，佛教、道教怎么跟王朝打交道呢？实际上是通过儒家学者打交道，你被儒家学者认可了，或者说“三教合一”了。佛教在孝道等方面被儒家认可，或者道教的各种做法被儒家认可了，那么政府就认为你不是邪教，就是好东西。其实伊斯兰教、天主教传来也是这样的，天主教首先是补儒，然后再超儒，明代的回儒也是这样的，把伊斯兰教苏非主义修行说成是儒家的性命工夫。宋明理学搞定了，国家就承认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地位了。实际上现在也有类似的情况，各大宗教通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确定一个对于宗教的全面科学的表述，那么宗教的合法权益就会比较容易得到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对于政界和教界是有一个桥梁的作用的，就是说宗教学研究的态度，就是说它不偏向任何一方，同时有一个桥梁的作用。教界、政界其实也在利用学者举办一些活动，作一些培养教育工作。比如说今年中国道教学院礼请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大都是世俗大学的学哲，今年还举行了拜师仪式。再如中央统战部也委托我们中国人民大学连续十一年培养了五大宗教的领袖、代表人士。

　　现在有些人对宗教学的日趋繁荣有些意见，或者认为宗教学者似乎都是偏向教界的，但其实不完全这样，一个是宗教学研究有思想启蒙和保持文化多元性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桥梁的作用，作为一个政界和教界的桥梁。这个桥梁作用，对宗教和谐，社会和谐以及各界比较好的沟通，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以上就是我谈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讲讲道教学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一个大的宗教学下面有许多分科，有些分科是以研究方法为标准的，例如，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它们是以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这些方法来确立它的学科建制。另外一些，像道教学、基督教神学、伊斯兰教认主学、佛学或说内学，都是通过研究对象来建构它的学科范围的。所以道教学它本身不是有一个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并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来确立学科的，那么，它主要是通过它的研究对象，来确立自己的研究范围。

　　那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反思道教学的研究方法，一个是研究方法不必要单一，它只要是以道教为研究对象就可以了，在方法论上可以有多元的、开放的态度。当然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你划定了这片研究领域，那么你就会采取这种研究方法，如果你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那么你就只能研究这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比如说我不懂美术，不懂音乐，那么我就不能研究道教美术，道教音乐，我可能只是从文献的角度研究道教思想。

　　但研究视角对这研究范围的划定，我认为是有重要影响的，比如中央民族大学刘泳斯老师发过有一篇文章是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我国道教政策的影响，就是说什么是道教，其实也是受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说解放初国家领导人其实常常谈的是“天基佛回”四大宗教，并没有道教，或者泛称为“及其他宗教”，道教似乎不算宗教，当时认为它偏向于封建迷信。比如南岳成立人民公社，因为那时候道教协会还没有成立，所以乃入佛教管理，道教是在佛教生产大队里的。到后来，道教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宗教了，但哪些部分算是道教呢？全真是出家的，不火居，诵经，比较像宗教，正一派是在家的，搞符箓更像迷信。到八九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正一道火居道士也被完全乃入到道教中了，现在正一派散居道士算是道教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这样就又有一个问题，南方人可能会说闾山教、梅山教等是不是也能够划进道教中来，那么这样一来其实就有一个研究方法论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类型学。是要依据教内的某些教义教规来建立道教；还是说田野调查的方法，只要自称是道教，我们就算它是道教了。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判定标准，说你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有什么信仰，这样才能算道教；如果说需要这样一个标准的话，那么这个标准由谁来制订？是由教内的人来制订，比如说编道藏之类，这样的话世俗性学者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其实是许多问题需要反思的。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划分教内教外呢？我觉得这个多少有点“舶来品”的意思，还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特别强调“因信称义”，就是说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信教受洗，就是教内的，不信的你将来就是下地狱的，这个界限非常明确。但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教内教外的区分不是太明确的，教职人员也不一定完全职业化，比如唐代的道士贺知章，你当宰相也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它不是职业化的。

　　西方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基督教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佛教研究也是这样，原来佛教没有这种说法，基督教有个使徒时代，佛教就要有一个原始佛教。在基督教中，基督事件非常重要，所以就把佛陀的生平看的非常重要，但在原始的佛教中佛陀的生平虽然也很重要，但不是那么重要。道教也是这样，老君在先秦的生平等等被特别突出出来，西方人最早开始老子神化的研究，神化老子等变成了重要课题。再比如说《道藏》的研究，《道经》的研究，中国人对于经典的态度还是与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中世纪天主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圣经》的，只有教职人员才能看，那么新教改革就特别强调人人都能看《圣经》，通过读懂《圣经》的意思，来理解上帝的话，人人皆可为祭司，那么这样的话，读懂《圣经》，理解《圣经》是思想就变的非常重要。但是佛教有时不懂《金刚经》也没关系，只要念一千遍父母的病就好了，这就可以了。经有很多不同的用法，道教更是这样。道经是道气所化，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引路的东西，如果你特别崇拜道经，修行比较好的话，道经中的神自然就会出来，授书给你，而且真正的天书我们是看不懂的，天书大字化成人间的隶书、楷书，而且如果你修行不好的话这个字可能是会变掉的。道教徒对经典的理解和基督教的传统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要反思。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宗教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就研究方式来说，在这里讲一个小故事，就是北京大学的优秀青年学者程乐松老师，他是硕士论文写完了之后给导师王宗昱教授看，王老师就问他说：“人为什么要吃狗肉”，一下子就把程老师问蒙了，后来王宗昱老师对他说：“人吃狗肉是为了长人肉”。所以说你学习西方的宗教学的研究方法，要化到中国的地方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说要学习西方的东西，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学习西方就变成了专门学习西方汉学或者说西方人对中国学的研究，我觉得是不足够的，西方汉学学者当然有一些是非常优秀，但是也有一些并非在学术上有原创性的。西方人还是研究西方本民族的东西比较厉害，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理念和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又被使用到其他研究领域中去。所以说很多西方汉学中的先进的研究方法，其实是“转手”的。但是我们没有全面了解西方人研究西方的东西，就以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东西是他们原创的，就很崇拜西方汉学。其实有很多时候，西方人研究西方常常是最拿手，这个是最原初的。西方人研究中国的东西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他们把世界文明之中一些最先进的方法和视角引入到中国之中去，然后我们再间接地去学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因为西方的范式是非常强大的，从清、民国以来，不仅影响到了学术界，而且是影响到了教界，就道教怎么来构建自身，怎么来表达自己，让自己变得可以被现代人理解，其实是受到了西方的许多话语和观念的影响。就比如说，中国的“三教”是“教化”的“教”，不是“宗教”的“教”，不是“religion”，宗教是什么呢？西方人引进过来以后，就如基督教这样，它有教阶制度，有教区就是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大小教区等等，这样才是“宗教”，“宗教”还必须有经典，有创教人，有启示等等，这些东西观念引入中国以后，其实它也影响到了原来传统上的道教。比如道教宫观，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师徒派系等关系，但是没有说像道教协会这样一层一层分层管理，这些东西都是民国以来学习西方模式而建立起来的。一到民国，全真、正一都开始建道教会，道教总会，解放后成立道教协会等，这套东西其实是学习借鉴西方的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另外，比如建立道教学院，传统上师父带徒弟的模式变成现代化的教学模式，集体授课，时间观念也由原来的晨钟暮鼓变成现在的45分钟一堂课，学分学期，毕业制度等等。这些东西是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它改变了中国的许多样态，课本、教科书、教学大纲、要考试，毕业之后的分配，极大地改变了道教评价系统和表现形式，所以在这些层面，不可能完全排除西方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坎上了，要开始思考中国传统的这些东西要怎么接续下来。道教研究其实能够带来很多有意义的，甚至对其他宗教、包括佛教、西方宗教的研究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就比如道经的研究，因为中国的文献非常多，这个道经可能以前总觉得受佛经的影响，先秦子书章，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段拼凑的，杂而多端。这个东西现在从宗教学角度看，恰恰是好的。因为佛经也是这样形成的，但是我们梵文的资料很少，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其实《圣经》也是，也是由两河流域的许多文献一起汇编的，但由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不知道其他宗教经典的形成流变的具体细节，但道经恰恰因为中国的文献保存的特别好，恰恰能够做很多还原，能够为宗教经典研究带来很多示范性的成果，形成许多研究范式，影响了其他宗教的研究，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再比如说道家与道教的二分，这个是非常能体现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讨论，道教可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范式。对儒家也是这样，儒家有儒教，它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儒家这样文化性的、哲学性的一面。佛教也是这样，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文化的一面，可能是“三教三家”，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打破西方对于宗教的定义，重新来看待什么是宗教，什么是教化。所以我认为道教学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能够开拓道教本身的研究，而且对于其他宗教的研究，甚至整个文化史的研究都能够带来很大的突破。

　　以上就是我讲的两点：一个态度，一个方法，谢谢大家！

　　王驰博士：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发言！张老师是从全球宗教这样一个大的视角来谈道教研究。因为我是道教学院的老师，写了一些关于道教教育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在谈论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道教？我同意张老师刚才说的，我们看道经的时候，与现在的教科书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方传来的宗教是不是适合我们本土？我在反思这个问题，就是西方严密的逻辑与中国道教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接下来，有请山东大学丁原明教授为我们讲一下他的见解，大家掌声欢迎！

　　丁原明教授：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论坛的题目很好，有关道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这表明山东师范大学全真道研究中心一成立就有祥瑞之兆。这样一来，赵卫东教授就要担当责任了，担子也重了，而且研究的总开关也找到了，就是先树立一个态度方法。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态度与方法。咱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除了从事道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道教界人士，再就是对全真道感兴趣的、对全真道非常关心的朋友和同仁。就这个题目我也谈两点，一个态度，一个方法。态度和方法要分层次，一个是研究道教的专家学者们的态度和方法，一个是道教界的各位道长的态度与方法。

　　我记得有一份材料，很多年以前的了，全国信仰天主教的大概有一亿三千万人，其次是基督教，也有超过一亿人了，再就是佛教，大概有二十到三十万人，最后才是我们道教，七八年前有一个数字，是五万多人，现在可能要高一点了，但估计也不会超过十万人。无论是对于我们研究者来说，还是对于我们道教信仰者来说，这都是一个问题，信仰道教的人数如此之少，这存在一个危机感，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和信仰对象，首先要有个态度。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讲，道教不是空穴来风，它有完整的道教经典，正如儒家有四书五经，虽然道教晚了一点，但是它有《太平经》，《太平经》是道教首经，这样以后就慢慢演变出现了大批道经。道教是有自己的经典的，像儒家的经典一样博大精深。我们不是一天就能读得了、研究得了、研究透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对待老祖宗留下的道教经典，要采取一种恭敬的、严谨的态度。我们一定要重视经典，重视方法，离开了经典，方法也无从谈起。就像现在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展文化软实力，发展中华文明，道教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因为他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因此，我们对于道教要尊敬和敬畏，就像道教信徒一样，他们必须要信道，如果不信道，那么道教就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事实上有的地区道教发展比较快一些，有的地区发展状况不太好。在济南北郊有一个盖家庄，里面有一个庙，有一个张道长，以前是军人，做过生意，后来破产了，也离婚了，然后他就出家了，住在了这个盖家庄的庙里。这个张道长口才不错，人也很好，能力也挺强，如果他再去经商还是一个好手，但是，他已经不留恋了。他以前非常铺张浪费，但是现在每天只吃一碗清水面条。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现在非常喜欢道家的清静无为，人忙也好，累也好，无非都是内心不清静，不是贪财，就是贪色，最后把自己都搭进去了。我希望能够教化百姓，能教化几个算几个。”那么，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呢？是因为他有信仰，他信道。

　　刚才谈了态度，现在谈一谈方法。张广保教授刚才提到，道教研究方法很多，日本的方法，法国的方法，这些方法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方法是容易受影响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是有效的。但是我认为，研究道教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汉学的方法，因为它的文字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也是中国的。当然，我并不排斥国外的方法，比如史论结合，它并不是纯粹的中国的研究方法。现在我们必须要中西结合，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中西很多方面都融合了，方法也融合，已经分不清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西方的，我觉得还是多元的好，开放的好，哪个方便哪个好？道教研究的方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

　　我就借这个机会随便说这么几句。

　　王驰博士：

　　谢谢丁老师，丁老师刚才说的张道长，我觉得是口述史非常好的一个采访对象。刚才在讲到方法的时候，丁老师说了一句话，我有一点感触。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汉学是我们保底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了的话，文献资料看不了，任何方法加上去，我觉得都是免谈。所以，我受启发很大，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圣贤这么强调学养、境界、工夫了。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发言的机会，让我们交给东道主赵卫东教授，让他来做一个总结发言！

　　赵卫东教授：

　　今天我们来探讨态度与方法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要探讨这样一个题目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道教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提出来，或者不解决，就会对道教学术未来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这个问题我曾经和张广保教授讨论过多次，他非常赞成，也有同感，并在多个场合的发言中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这次文登的会议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四川大学盖建民教授的兴趣，他下一步也想继续做这方面的探讨。云南大学历史系的郭武教授，也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个问题重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源于教内学者和教外学者对道教研究态度的不同。一般情况下，我们教外学者，以科研或教学为生，受过良好的哲学、文学、历史的系统教育，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也读了很多书，我们往往瞧不上教内学者，认为教内学者文化水平太低；而教内学者却认为，学者们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做过科仪，没有刚才郑开教授所说的“存思的体验”，对道教的理解更多的是理论知识，只是些表面上的东西，道教深层的体验，并不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全真七子认为，传授王重阳道法的是吕洞宾，按照我们今天的考证，吕洞宾主要生存于唐末五代时期，到王重阳所生存的金代，少说也有三百年时间，按照常识来说，吕洞宾不可能活这么长，所以，他传授王重阳道法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道教徒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是真实的、可能的。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一个道长，他的回答是：“吕祖成仙了，他是长生不死的仙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他想什么时候出现就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他传授重阳祖师道法，这并不奇怪。”这就是教内和教外的不同。

　　这个问题随着近几年以来，教内学者和教外学者在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经常坐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看到教内学者的理论水平也不断提高，有的教内学者已经可以达到和教外学者相当的水平，可以和教外学者坐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但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相互不理解的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着，任宗权道长就明确对我们很多学者的研究提出过批评。而且，随着教内学者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参与学术研究和学术会议越来越频繁，以上所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显，目前已经到了必须加以探讨的时候了。我们教外的学者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研究道教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否要和施舟人先生所做那样，去当上几年道士，学习道教的科仪，培养道教的体验，然后才能进行研究呢？还是像北京大学的王宗昱教授所一直提倡的那样，应该持一种纯粹客观的态度来研究道教呢？

　　态度与方法其实并不是两个问题，它们是相互关联的，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研究道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意味着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正如上面我所说的，目前对于研究道教的态度，基本上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把道教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去做纯粹客观的研究；另一种观点是，我们要研究道教，就必须首先进入道教，只有具备了关于道教的体验，才能真正了解道教。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戈国龙教授，他本来也要参加这次会议，临时有事来不了。戈国龙教授一直在研究内丹，也在体验内丹，他曾经在香港的《弘道》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心灵考古的说法。他认为，内丹学是一门科学，它和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一样。但是，和考古学不同的是，内丹学考古对象是心灵，而不是文化的遗址。我觉得这是一种新的提法，很有启发性，显然他是主张以参入的方式来研究道教的。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王卡教授，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他曾多次在最近几年的国际会议上明确的讲，研究道教文献才是道教研究的正宗。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研究道教的态度问题，不仅是道教界和学术界之间有分歧，学术界内部也有分歧。这样以来，这个问题就提上了日程，所以有了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假若说第一个原因主要和研究道教的态度有关，那么，第二个原因则主要与研究道教的方法有关，即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在道教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我曾经特意查阅过，我发现有一个国外学者写了一篇文章，与这篇文章同样主题的论文国内很多学者也写过，但是这个国外学者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里边没有列国内学者任何一篇文章，他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完全视而不见，我不知道他是有意的不参考，还是由于语言的问题没有看到，我想可能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实际上，目前的国际道教学术界正在逐步形成两个圈子，一个圈子由像劳格文、高万桑、黎志添、森由利亚、刘迅等主要由海外或国外的学者组成，他们这个圈子研究道教所采用的方法，和我们国内学文史哲出身的学者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研究方法以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为主。他们比较看高他们的研究方法，而瞧不上国内学者所用的传统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他们有一种“习惯性的傲慢”，看不到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在道教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仍然认为国内的研究成果不值得一看。同时，国内也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学者，他们认为传统的研究道教的方法才是正宗的，外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只是看起来好看，花里胡哨，根本没有什么干货，除了制造了很多概念和名词，对道教研究并没有太大的推进作用。在近几年的道教国际学术会议上，当外国学者与国内学者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这种分歧已日益明显。但国内保守的学者还是少数，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外国学者常用的道教研究方法，正如张广保教授曾经多次指出的，随着道教译丛工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国外道教研究着作被译为中文，我们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了解，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国内学者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极为关注。与此相反，国外学者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因“习惯性的傲慢”而关注不多。这就是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刚才各位老师分别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立场谈了自己的看法，都谈的非常好，在这里我也说一下我的看法。提到道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马端临说的道教是杂而多端的，对于这个“杂而多端”当然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对道教的批评，而只是对道教的一种中性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这是对道教多元性的肯定，“杂”是多元的，“多端”也是多元的。实际上，我觉得道教在汉末产生，是总括了汉末以前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今天看来，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所有的都汇总到道教里边去了，所以才给人留下了一个“杂而多端”的印象。道教形成的过程，从创立开始就是开放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接受的，它不像儒家，儒家孔子不谈鬼神的问题，儒家把这块领域不要了，但是道教却全盘接收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在道教中，怪力乱神的内容有，而高深的理论也有，刚才我们说到心性论，实际上，道家道教的心性论不比儒家差，也不比佛教差。我给学生上道教史，讲到重玄学，我就特意花了很长时间去讲，目的就是让学生认识到，道教不仅有哲学，而且不比儒家差。

　　对待道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我想还是要提倡多元化。问题摆在这里，我们有争议，甚至有相互的批评，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最怕的不是有批评，而是没有声音。道教研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一直是比较弱势的，佛教和儒家都比道教强，牟钟鉴先生曾经把我们山东的学术研究概括为“儒强道弱”，他的概括很正确，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是这样。山东省的“泰山学者”几乎全部是研究儒家的，很少有研究其他的，所以说这个倾向性非常明显。齐鲁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化，包括齐文化和鲁文化，儒学并不能代表整个齐鲁文化。虽然目前研究道教的学者仍然少于研究儒家的学者，但现在我们道教这个圈子有了自己的声音了。今天我们围绕道教研究的态度和方法的问题有了争论和相互的批评，这是一个好现象，我们要积极地看待这一现象，我们要重新思考道教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思考道教研究的未来走向。

　　至于我对道教研究态度和方法问题的看法，多年来我一直在向着一个目标迈进，即我的研究成果，既要让道教界认同又要让学术界认同，既要让外国学者认同也要让国内学者认同。我的这个态度来源于陈耀庭先生的启发，我们《全真道教史》课题组在开会议时，陈耀庭先生给我们定的一个调，要求我们要写出一部让学界和教界都认同的《全真道教史》，他的这个想法对我启发很大，所以才定立了这样一个目标。虽然我不一定能达到，但我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话语权，我们研究道教，也要掌握话语权。通过大家相互的碰撞、相互的讨论，甚至是相互批评，摸索出一条我们中国学者研究道教的方法，这种方法一定是在中国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外国学者研究道教的各种方法，并逐步在国际道教学界掌握主导的话语权。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想法，谢谢大家！

　　王驰博士：

　　谢谢赵老师的精采发言！刚才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他主办这样一场论坛的初衷，并谈了自己对道教研究态度与方法的看法。因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就不再重述了。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开放给台下就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和高道大德，请大家就刚才六位学者的发言，或者就道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问题，来谈一谈您的观点。

　　白如祥(山东省委党校副教授)：

　　首先，教内与教外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这很难消除。大多数学者都不是教徒，所以都是从教外的角度研究道教。另一方面，关于中西方的研究方法，我认为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能够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再者，研究道教的方法，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郑开老师刚才讲要重视心性论研究，心性论是中国哲学的旨求，而对道教来讲，重玄学与传统心性论有联系。所以，道教并不是孤立的宗教，它的心性思想在思维方式上与儒家一致，只是目标不同，但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致。从如何成圣、成仙、成佛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思维方式基本一致，所以应把道教与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不能单纯作为一个宗教来研究。

　　李延仓(山东大学教授)：

　　因为多年从事道家道教哲学研究，所以有一些看法。第一，从事道教研究要进行思想挖掘，没有思想研究就如同一座庙没有神。第二，道教哲学的研究附属于中国哲学的研究，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背景。道教研究离不开道家研究，道教很多理论内核来自道家，所以必须读道家经典，否则难以进入道教研究的状态。第三，道教研究因学者的知识背景不同而研究领域不同，有丹道、符箓、科仪，所以应互相尊重研究成果，同时学术界与宗教界应该共同协作。

　　温清辰(济南市道教协会副会长)：

　　全真教是王重阳创立的，那么钟吕怎么传道给王重阳呢？这里涉及到道教的“度”与“化”的问题。古代的神仙不会随便传你真东西，即使是现存的很多丹经有许多是经典片断拼凑起来的。对于王重阳丹道的来源，现在我发现了一些听蛛丝马迹，很有可能是刘操传给他的，那么刘操又是谁传给他的呢？这里有一些化身和化名，道教的好多人炼成之后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不断化名。希望专家学者以后在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化名和化身的问题，碑刻上面就有许多道士不留真名，他用的是化名，张三丰就经常化名。钟吕二仙传道法于王重阳这个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是中间肯定有传承，刘操和王重阳是同一时代的人，这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认为有可能是刘操传授了王重阳道法。

　　刘恒(滨州职学院副教授)：

　　我长期在高校从事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工作，通过我的实践，我认为，道教心性学与心理学完全可以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以心理学的方法研究道家道教的人物，有利于研究他们的心理变化和心性变化，因为人的心理是有规律的。第二，将道家道教心性学的内容融入心理学，这是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国外许多应用心理学家，将道教的内容应用到自己的领域，发现对心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我自己在实践中，将道家道教的具体方法与心理学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因为这不仅能提高学生兴趣，而且有益于人的心理健康。如果可以将道家道教的方法应用到心理学中，并获得实证，那么中国就可以形成自己的心理学，掌握话语权，所以研究方法与应用的结合体现出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

　　田茂泉(山东财经大学讲师)：

　　根据我从心理学转向道教研究的经历，有以下几点感受：(一)如果要确立民族的精神家园，首先必须让这种感觉在自己身上有所体现。(二)根据前辈学者的经验，我认为我们后辈学者应该先形成自己的知识网，这样才能最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三)从我最近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的着作来看，他们在看《道藏》时确实有所误解，但他们对道教研究的贡献不能忽视，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迎接更多研究道教的新方法。

  原标题：道教着名学者汇聚泉城济南 畅谈道教研究的态度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