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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相声中有个节目叫《八扇屏》。两个演员一上场自我介绍，逗哏的甲就说“我是个文人”，捧哏的乙问：“您这个文人整天尽干什么呀？”甲回答：“每天读读书、阅阅报、写写字、作作画、抚抚琴、舞舞剑、吟吟诗、作作对(指作对联儿)。”现今人们理解的文人，就是会写文章的读书人，甲的“神侃”离听众所理解的“文人”越来越远，就不免发笑。其实这样的表白并不荒谬，传统中自命风雅的文人离不开这些，有的还以此为生。

　　鲁迅也说过：“就是权门的清客，他也得会下几盘棋，写一笔字，画画儿，识古董，懂得些猜拳行令，打趣插科，这才能不失其为清客。也就是说，清客，还要有清客的本领的，虽然是有骨气者所不屑为，却又非搭空架者所能企及。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鲁迅说的就是不能做官的文人。传统文人与今天人们理解的文人不大一样。

　　“文人”溯源

　　文人这个词在西周时就有了，如《诗经》就有“告于文人”(《大雅·江汉》)的句子，不过这个“文人”是指周天子的先祖，有的笺注家说是指周文王。

　　“文人”一词到了汉代有了转变，指士人当中善于舞文弄墨那一部分人。士人就是士，本指氏族部落中的成年男子，社会分层形成后，士通常指社会管理者与保卫者。周代的士则指最低一个等级的贵族。它首先是武士，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在周天子领地或诸侯国中的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当邑宰或家臣。春秋时，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秩序解体，士遂成为社会上最活跃的一部分，他们生产知识、传播文化，并且保持了出仕做官的身份，其中擅长写作的称之为“文人”。

　　宋代以前，文人只是士人，而且士人才兼文武，文人也往往是身不离剑，如北朝魏孝文帝称赞其大将平东将军说：“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唯傅修期耳。’”(《魏书·傅永传》)也就是陆游所概括的“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宋代以前的文人大多是这样的。鲁迅讽刺唐诗人善作“豪语”，“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鲁迅全集·准风月谈》)其实，这不是“豪语”，唐代的文人从武属于常态，不奇怪的。

　　当然，不能说独立的、以文为业的文人一个没有，但无论是从社会需求、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类文人数量很少，基本上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

　　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文人数量激增，乃至形成一个群体，它不仅仅是士人中的能文之士，还有大量的平民知识人融入其中。

　　宋代的社会变迁

　　近二三十年，报刊与网上关于“唐宋差别”的讨论与争论都很热烈。不过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而我认为宋代与前朝最大的区别，是社会的垂直流动加剧，以及一些新的社会群体的形成。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游民群体、文人群体与吏胥群体。

　　前面谈到的唐和唐以前的文人，有些是世族豪门，即使是出身寒门的，也大多有一官半职。像吟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左思，其父官拜太守，左思本人也官至秘书郎，那时操觚为文者几乎没有平民百姓。宋代与前朝迥然不同的，是平民出身的文人几乎占了主流。其原因在于社会变迁与统治阶级的政策。宋人郑樵在《通志》中有段话常被征引：“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取士”两句说明古代男士最重要的两件事——结婚、出仕，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此前世族豪门垄断了权力与财富，要找出路的士人自然向他们靠拢。自唐末以来近百年的战乱，造成源远流长的豪门世族的解体，许多地主庄园遭到焚毁，大族的庇荫能力急剧下降，聚族而居的现象大为减少。作为贵族血统凭证的谱牒也大多不传于世了。

　　自从朱温将自诩为“清流”的朝廷中世族豪门的代表人物“投入浊流”后,五代十国的朝中多是流氓、兵痞、无赖、土棍当政，他们很少有文化教养，更没有长远的打算与追求。数百年才形成的贵族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政治游戏规则，以及长期生活在这种规则与规范中养成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情趣消失了。有唐一代近300年的经济积累和文化积淀，经过这些主政者的蹂躏基本上烟消云散。宋朝建立后，许多领域都是从头开始的。直到三四十年后的宋真宗时期才逐渐恢复起来，然而重建的不是唐代博大雄浑、带有蛮族气和金粉气的贵族文化，而是精致平和，带有市井气、女性气的世俗文化。宋代文人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并参与了这种文化的创造。

　　宋代读书人的激增

　　宋代文人数量较前朝激增，从根本上说是社会需求的结果，这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达是文人数量增长的基础，但更重要的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社会鼓励读书。宋代的科举制度日益完备，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热心倡导科举取士的宋真宗亲自撰写了《励学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所谓“书中”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这是赤裸裸地用功名富贵引诱青年人读书求“上进”。北宋汪洙的《神童诗》中也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是现身说法，吸引士人和一般平民参与科举考试。

　　其次，书籍的易得为读书创造了物质条件。

　　唐代书籍是难得之物，杜甫流浪四方，不管条件多艰苦，都要带着书：“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剑鸣开匣，群书满系船。”(《夔府抒怀》)韩愈送自己的孩子到“城南”读书，再三告诫他书籍难得，要倍加爱护。那时的书籍还是自己或“佣书”(替人抄书)者抄写来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少年丧父，家贫，就是靠“佣书”维持生活。出版业在宋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发明于唐代的印刷术，原初主要还是为了推广佛法，刷印经卷，印制佛像，到了宋代才真正走向市场，促成了印刷出版的商业化，从此书籍成为容易得到的东西。

　　宋代印刷出版的突飞猛进还有赖于造纸业发达和纸价低廉。唐代造纸术虽已不低，有许多名纸名笺的出现，但纸价较贵，因此限制了纸的使用。就是普通用纸也较贵，因此唐代写家书仍有用竹简、木简的。唐代许多大书法家练字都舍不得用纸，或用不起纸。草书大师怀素曾用寺庙里的芭蕉叶练字，诗书画“三绝”的郑虔曾用长安慈恩寺中柿子树叶练书法，他一下子储存了三间屋子的柿子叶，而且正反面都用。

　　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技术问世，纸张大量生产，成本降低，价格日益便宜。日常生活中用纸成为很普遍的事情。南宋初年孔平仲在《续世说》的序中谈到他刷印此书所用经费时说，“大纸一百六十五张，计钱三十文足”。可知印书的大纸一张仅0.18文(宋代一个八九品小官，每月仅俸禄就在1800文以上，可买1万张大纸)，文人日常用纸非常方便，这也是宋代以来随意性着作增多(如诗话、笔记、游记、随笔之类)的物质基础。唐代主要用麻纸，后来发明了宣纸，提高了纸的质量，但两者成本都不低。宋代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改良了造纸技术，生产工艺已接近现代的手工造纸，成本才降到最低。宋代普及了竹纸，并发明了用草(包括农作物秸秆)造纸的技术，还能用旧纸与新鲜纸浆混合，制成“还魂纸”，这些都大幅度降低了纸张成本，在推动文化普及上起了重大作用。

　　此外，科举制度改革和向平民开放，也激发了人们读书向学的热情。科举考试的特点是追求最大的公平度，这一点是在宋代形成的。唐代的科举考试取士少，而且试卷不糊名，考官也没有回避制度。考官的朱笔经常被官场与上层社会的舆论所左右，采用的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中试与否，名次的先后，在进入考场之前已经决定了(如王维得到玉真公主和岐王的推荐，白居易有名诗人顾况的揄扬)，考场答卷是第二位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靠山的就很难考中，除非此人特别善于公关，善于向社会推销自己，否则毫无希望。

　　宋代对科举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在考试中逐步推行了“回避”(与考官有亲戚关系者另设考场，亦称“别头试”“别试”)“锁院”(考官得到任命，一进考场即锁门不出，回避请托)“封弥”(即“糊名”，将考生的姓名、籍贯、家世的介绍一律封贴)“誊录”(考生答卷皆经誊录后，方给考官审阅)等制度。这样就革除了请托、舞弊等危害考试公正的弊病，从而吸引没有后台的一般平民百姓参与。

　　宋代科举向平民开放，录取人数比唐代增加了数倍，乃至十数倍以上。取士数目大幅度地增加，吸引了更多的人读书上进。宋代还发明了“特奏名”制度，这种制度是照顾多次落榜举子的，具体规定各朝略有区别。《萍洲可谈》记载，宋神宗“元丰间，特奏名陛试，有老生七十许岁，于试卷内书云，‘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万岁’。既闻，上嘉其诚，特给初品官，食俸终其身”。可见这种考试就是走个形式，给那些可怜的读书人一条出路。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中对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登科录》所载601名进士作了分析，指出本届科举考试所取进士，官僚家庭出身的184人，平民家庭出身的417人，平民占了2/3以上。因此，《劝学诗》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不完全是统治者欺骗老百姓的一句空话，它部分地反映了宋及宋以后的科举制度的事实。在这种情势下，许多平民百姓也热衷读书识字就不奇怪了。

　　既然科举给平民百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空间，为适应科举教育的空前发达，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学校。不仅有专供贵族、官僚子弟就读的国子监、四门学、太学、宫学等，也有收录面极宽的州、郡、府、县之学。宋徽宗大观年间，州县学生就有16万7000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上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数目)。这些学校虽然对入学者的身份作了些规定，实际上“四民”子弟皆可入学。从受教育的程度上，不仅有硕学鸿儒主持的私立书院，还有遍布于农村的只是教授读书写字的“冬学”。这种冬学不是以出仕作官为目的，仅仅是为了生活方便识点字而已。乡村如此，城市更不待言，如南宋临安除了宗学、京学、县学，“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等第补中舍选者”。(《都城纪胜》)宋代方志《三山志》记载：“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读书’，程守师孟诗云‘城里人家半读书’，又云‘学校未尝虚里巷’。”可见当时教育繁荣的程度。

　　教育的空前发达，受教育的人多了，这是文人大量出现的基础。

　　士人的“文武分途”　

　　武人从士人中独立出来，是文人独立的前提。南宋王炎感慨两宋：“文武分为两途，士大夫不服习于骑射，而军旅之士属之武夫，士有谈兵者，人必笑之。”(《双溪类稿》卷21)唐最初实行府兵制，尚有古之遗意，但“唐有胡风”(陈寅恪语)，多用胡兵胡将，后来又兼行募兵制，更造成了武人中品类不齐，不通汉文化者居多，他们的军官逐渐从汉族士人队伍中独立出去。武则天时期，科举考试中增加“武举”一科，不久又树立与孔子并立的武圣人，东西两京建立“太公尚父庙”，祭祀齐国姜太公。树姜太公为武圣人，享受与文圣人孔子同等规格的待遇，武人有了精神归属神，说明社会对于武人的重视，也标志着武人的独立，其结果就是此后的“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

　　此前“文武不分”是因为士人有天生的做官权利，世族豪门的子弟在两汉的察举制度和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度下，是不容争议的士人。科举制度最初就是为了矫正这种不平等，为寒门或庶族地主出仕打开一扇门。科举制度，在隋唐的目的是“取士”(选拔有做官资格的士人)，给寒门子弟一个出头的机会。唐代是礼部主持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取得做官的身份，再到吏部参加“关试”，关试考“身言书判”，这一关过了才是官。应考者通过了科举考试，可能通不过关试，要想做官还有多种选择，如从军立功异域，或应聘到幕府受到地方大员的推荐保举也一样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文武两途”不可能划分得很清楚。

　　宋代随着世族豪门的解体，天然有做官机会的人越来越少，因此科举考试发生从“取士”到“选官”的演变，礼部、吏部二试合一，一考定终身，中了进士就可以做官了，而且是文官。

　　宋朝自开国以来，有惩于唐中叶以来的武人拥兵自重，重文轻武，并形成风气，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文武分途(可参见拙作《水浒识小录·武举、武监、武学生》)。宋代的“文武分途”日益成熟，即使在外患频仍时期，这种秩序也没有打乱，弃文从武者也是极少数。

　　读书人的不同出路

　　从现代教育角度看，古代教育所培养的都是文科生。从其知识结构看每个人都能成为文人，但由于其受教育程度不同，材质有高下、命运有否泰，出路结局也有很大差别。最幸运的是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从此为文作赋、吟诗填词成为娱乐或业余爱好。次一等的，奔走贵官豪门，或做幕僚、帮忙、帮闲。第三等的，则就业于宋代兴起的文化产业。第四等的，流落江湖，成为游民知识分子。

　　尽管宋代科举增加录取的名额，但与应举者比较起来，仍是僧多粥少，每年有大量的应试者被黜落。《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南宋在招考太学生的年份到临安城投考的考生就达10万人。太学总共可容纳一千多名学生，不可能全部待补。如果待补者只有1/3的话，也不过四五百人，所取者只占投考者的5‰而已。进士一途更严于此，两宋三百余年，通过进士考试的不过两三万，平均每科取360余人;两宋录取了多少特奏名进士，史书失载，如果从宋代一些方志来看，每个地方登载的特奏名进士的人数与正式进士差不多少，由此可见，两宋出仕的读书人也就五六万人。全国举人应试者，常常有数十万人之多，可见科举制度是一条多么狭窄的小路。因此，宋代游荡于社会而不能进入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空前增多。这些人中间，除了有田产家业，可以高卧不出，安心地做地主外，大多数还是要为衣食奔走的。

　　那些入仕做官的文人就不必说了，这里从第二等说起。这里面有许多着名文人，他们一生没有做官，又不能作隐逸家居，便凭其才学做高官的幕友清客，为人们所熟知的词人有刘过(依附辛弃疾)、姜夔(依附范成大)、吴文英(依附吴潜)等。他们在第二等中属于豪杰之士。南宋末年吴自牧所着《梦粱录》中的“闲人”，则等而下之了：

　　闲人本食客人。孟尝君门下，有三千人，皆客矣。姑以今时府第宅舍言之，食客者，有训导童蒙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日“食客”，此之谓“闲人”也。更有一等不着业艺，食于人家者，此是无成子弟，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今则百艺不通，专精陪侍，涉富豪子弟郎君，游宴执役，甘为下流，及相伴外方官员财主，到都营干。又有猥下之徒，与妓馆家书写柬帖取送之类。更专以参随服役资生，旧有百业皆通者，如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杂手艺，唱词白话，打令商谜，弄水使拳，及善能取覆供过，传言送语。又有专为棚头，斗黄头，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又有一等手作人，专攻刀镊，出入宅院，趋奉郎君子弟，专为干当杂事，插花挂画，说合交易，帮涉妄作，谓之“涉儿”，盖取过水之意。更有一等不本色业艺，专为探听妓家宾客，赶趁唱喏，买物供过，及游湖酒楼饮宴所在，以献香送欢为由，乞觅赡家财，谓之“厮波”。大抵此辈，若顾之则贪婪不已，不顾之则强颜取奉，必满其意而后已。但看赏花宴饮君子，出着发放何如耳。

　　这等“帮闲”品类不齐，最高级的还是“能文、知书、写字、善音乐”之人。这说明当时文化生活的丰富，人们特别是有钱人对于精神生活品质的要求提高了。当然有些是纯粹的帮闲，如奉陪外地进京官员和到京游览的财主在临安办事游玩，或到秦楼楚馆为冶游的阔少凑趣逗笑等等。

　　第三等就是从事文化产业的文人。用现代的眼光看，教育也属于文化产业。上面关于宋代教育的介绍可见其从业者一定不在少数。上面说到的印刷业、出版业、书坊、书铺发达，其中从事策划、编辑、刻印、售卖也都少不了文化人参与，有些书商还参与了书籍的编纂和评点，如蔡梦弼评点与注释杜甫诗集，杭州陈氏书棚的老板陈起与南宋许多诗人(包括高官中的诗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主持了“江湖集”编辑出版，并由此形成了“江湖诗派”。

　　城市的繁荣为娱乐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两宋都城以及许多中小城市(如扬州、建康、明州、永嘉之类)都是演艺业集中的场所，如滑稽戏、杂技、傀儡戏、皮影戏、说话、杂剧等。瓦子是艺人发展自己艺术的最佳场所，因为这里培养了足够水平的观众。艺人大多有文化，活跃于北宋熙宁崇宁间(1068——1106年)，在汴京瓦子里说诨话的艺人张山人(张寿)，以能编造诨话和十七字的幽默滑稽诗着名。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中记载，某丞相死于任上，有无名氏作诗嘲讽他，于是官府出重赏捉拿诗作者。有人怀疑是张寿所为，开封府尹抓到张，张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安敢嘲大臣？纵使某为，安能如此着题。”府尹大笑着把他放了。

　　两宋有许多名为妓女实际上是富于才艺的艺人，如一些“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她们不仅能够唱歌跳舞，而且大多卖艺不卖身。她们大多有文化，甚至能与登上官场的着名文人唱和。我们读《全宋诗》《全宋词》就可以读到她们的作品。

　　宋代文化产业还包括一些富于文化品质的手工业，如饮食行业、陶瓷业、茶业以及木雕、竹刻、漆器、铜器、金银器、碑帖、印章、笔墨纸砚的制造等，都需要文化人的参与。高品质手工业的发达也需要大量的文人参与，为文人糊口提供了保障。

　　第四类就是落魄江湖的读书人了。如《清明上河图》中卖卜测字的先生，走江湖卖野药的道士、游医等。(具体可参见《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这样数量众多、教养与谋生方式与以前迥异的文人，宋以前是不多见的，而宋以后，直到近世的文人大致如此。

　　原标题：宋代缘何出现规模空前的文人群体：垂直流动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