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已经“蔓延”中国大地十多年，如今“国学”已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国学普及的进程中，一方面可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纠正20世纪特殊条件下形成的错误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可将中国经典古籍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以通俗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大众。可以说，国学热给传统文化的传播孕育了市场，也创造了机遇。在社会道德价值亟需重建的当代，国学热有它的积极意义。

　　然而，当我们深入观察后发现，国学热所伴生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如今的国学大潮中，此类现象比比皆是：着不知何朝、何代的戏袍，诌几句之乎者也，三跪九叩有之；羽扇纶巾，掐指卜卦，大谈命理开运的有之；自命圣贤，开宗派立山头的有之；置基础教育规律不顾，弄个复读机，大量读经者有之；假国学之名，圈地大搞房地产的有之……此时，举国上下都在大谈“不忘初心”，那么，我们国学复兴的初心是什么？真值得三思。

　　基于个人安身立命的需要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美好愿望，从2010年开始，笔者尝试做一些国学的传播和推广工作，通过政府公共文化部门、社会组织与中小学生家庭三者联动，创建“星期六国学亲子共修公益项目”。目前在上海三个区设立了我们的“道场”——在公共图书馆建立了教学基地，以家庭为单位传播和推广国学，现在已有200多个家庭参与到国学的长期的国学课程中来。同时，笔者自2015年起，兼任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秘书长，结合个人长期教学、传播的实践，本着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国学、实现“天人共美、人人共美和美美与共”的心愿，做了一些思考。国学应如何传播与推广？我认为应提出三个关键词：警惕、路径和抓手。算是抛砖引玉，留待方家大德指正。

　　资料图(来源网络)

　　关键词一：警惕

　　现代人谈论“国学”，其实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它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关，与“国将不国”有关。国学概念虽已沿用了一百多年，但其内涵却因不同理解产生不同的解释。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国人使用的国学概念大致来说有三个基本不同的维度：一是作为政治—伦理制度的国学，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国学，三是作为社会生活—心灵生活的国学。这三种国学基本面以求真、向善和崇美为内在要求，以救亡和启蒙为双重任务，致力于民族独立、学术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实现。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这样，国学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才能长远发展。

　　当前的国学传播和推广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倾向，有违背国学求真、向善和崇美这一内在要求，妨碍着民族独立、学术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实现，这些问题和倾向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加以警惕。

　　警惕之一：警惕国学传播和推广导致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倾向。

　　“国学热”的产生和出现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逐渐发现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空洞的、说教的，旧观念被抛弃，而新的观念缺位。国学的复苏，正好弥合了这一缺位。

　　然而，当国学背负了某些政治意涵与增进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的诉求过度结合，一旦过度，便出现民粹性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在一些社会群体及报章中，屡屡看到有媒体或个人借助国学鼓吹一种非理性的亢奋的民粹性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国学倾向是有害，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要忘记，我们的民族曾经也是挨打的民族。近代学者之所以倡导国学，就是希望重建民族自信、实现民族独立，以自由、平等和宽容的民族精神走向世界，而不是宣扬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害人害己”。

　　警惕之二：警惕国学传播和推广的庸俗化、鸡汤化和极端化的倾向

　　前面，我们提到国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内在要求是：求真、向善和崇美，只有这样的国学才是真正的国学，只有这样的国学才能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和培养有见识、有品位、有道德的高尚心灵。而当前国学的传播和推广却出现了庸俗化、鸡汤化和极端化的倾向，如“裸体京剧”“京剧比基尼”“鸡汤式论语”“张悟本事件”“老实大量读经”，等等。这是消费国学、糟蹋国学。尽管庸俗化、鸡汤化和极端化的国学可以博人眼球，但实际上无助于人对真善美精神的培育。

　　警惕之三：要警惕国学传播和推广与意识形态宣传结合

　　汤一介先生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谈到：“我觉得学术就归学术，比较好。儒家，我不主张它意识形态化，最好把它看成一种学术去讨论，讨论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了，作为一种精神自然就接受了。”我觉得汤先生已经关切到国学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必然结果。这里，笔者还是引用汤先生的原话来加以说明：“孔子本来是人，很人性化的。在先秦，还没有把他树立到后来那种样子。墨子的弟子就说，像孔子这样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应该做王啊，为什么没有做王啊？我看，如果孔子做了‘王’，也就没有孔子了。后来专制王朝的时候，皇帝就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内圣外王，已经是王了，他是圣王啊，对不对？而且是奉天承运，皇帝是天子，那么这个天子就应该有一个天子之师，就是国师，这就把孔子抬到至圣先师文宣王至上至高的地位了。树立起这样一个形象，把孔子更加意识形态化了。我认为，这对孔子并不好。”

　　笔者个人对孟子情有独钟，今年花了一年时间在给孩子们讲《孟子》，现在已经讲到九十集了，如全部讲完大约一百多集。笔者认为孟子所展现的儒家的批判精神是现在国学传播当中最需要的，我们要批判伪善的、空洞的、功利主义的国学传播。

　　警惕之四：要警惕国学传播和推广朝着复古主义方向发展

　　在前面笔者已经提到了，现代人所说的国学概念是一项新近的事物。近代以来的学者为什么要提倡国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希望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制度、思想—文化体制和社会生活—心灵生活的礼俗秩序通过创造性转化和转化性创造变成现代的政治—伦理制度、现代的思想—文化体制、现代的社会生活—心灵生活的礼俗秩序，从而适应现代中国各方面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所谓当代国学的产生。我们无法再回到古代社会，活在当下、面向未来是当代人的基本预设。可令人忧虑的是，如学者黄玉顺教授就曾指出，我们的某些自称“新儒家”的人物们竟然鼓吹君主主义、家族主义、男权主义，甚或鼓吹给现代文明带来极大伤害的极权主义。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国学发展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已悖逆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二：路径

　　国学的传播和推广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和途径，在笔者看来，它有五个基本路径。

　　路径之一：国学传播和推广要融入家庭、亲戚友邻生活目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很普遍的“推己及人”式的国学传播和推广活动，如读书会活动、亲子共读活动、国学下乡进社区活动，等等。这种“推己及人”式的国学传播和推广路径是非常有成效的，值得我们借鉴。这种路径有个明显特征，那就是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哲学家陈嘉映教授就曾说过，“通常，我们不是从道理和理论，而是从模仿别人开始自己的实践。”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国学，除了“国学热”造成学习国学成为时髦外，大概是我们看到我们身周的某个人由于学习了国学，在品味和见识上得到了提高，于是我们也因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而愿意学习国学，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品味和见识，过上良好生活，进而希望其他人也来学习国学，甚至于更进一步去传播和推广国学。

　　路径之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国学

　　我经常在外面讲，让老百姓学孔子，领导干部不做表率，甚至热衷厚黑学，这个社会道德风气能好吗？君子之德是在位之人要学的，如果有位之人不学，谈什么中华民族复兴？又谈什么希望？前段时间，我和某地主管宣传文化的领导交流，这位领导提出将“厚德”作为市民修身的目标，我问：“你们打算怎么做？”他说：“你帮我们破破题吧！”我说：“领导干部做表率，厚德就从区委领导干部做起。”他说：“可能班子会通不过。”我说：“你们通不过，怎么让老百姓厚德呢？”这就是当前基层的现状。领导干部一个比一个精明，让老百姓越来越“温文尔雅”，这是悖论。综览中外历史，我们知道，从广义的政治(良好生活)来说，缔造良好的政治文教局面本来就是政治精英的根本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经过国人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我们发现国学有助于缔造良好的中国政治文教氛围，所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应该带头学国学，做榜样。

　　路径之三：国学教育以某种方式进入现代学校教育体制

　　当下的国学传播和推广，虽有政府、学校、媒体和民间等各方力量在积极地推进，但仍然没有进入现代教育体系，成为一种制度性建制。去年6月份，许多知名学者联名发出在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倡议。假如儒学一级学科能在高校设立无疑会推进儒学研究和传播，具体积极意义，在某种意义可能也会推进国学研究和传播。但是在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也不是没有问题。众所周知，国学并不仅仅是儒学，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儒学与诸子以及其他不同的文化内容与思想彼此交流互动，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今日称之为国学。儒学若走向独尊，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潮流相违背。

　　换一个视角，我们不妨从基础教育来看国学复兴，前段时间，复旦附中青浦五浦汇中学举办了“当代教育与君子养成国际研讨会”，在会上，黄玉峰校长提出了《当代教育当以养成君子为要》的倡议，上海有很多中小学校长响应起来，大家都对现有的以知识性、工具性、应试性教育为主的模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样的模式是无法培养富有智慧、关怀和见识的理想人格。我们一些优秀的校长们已经振臂而呼，希望在中小学课程增加国学的内容和课时，培养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中小学生，进而更进一步导向形塑君子人格理想。如果我们的中小学国学教育搞好了，从公民到君子人格能成为学校基础教育的主要目标，那么儒家核心精神的现代转化，也就破题了。

　　路径之四：国学要去潜移默化地影响都市青年

　　传播和推广国学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和角度，笔者主要是从城市儒学这个角度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看来，推进城市儒学的研究和传播可能比乡村儒学的研究和传播更为迫切。因为当下巨大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发现都市青年(白领和蓝领)不仅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复兴建设的主要担当者。所以，城市儒学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都市青年就成为儒学研究者和传播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知道，从宝岛台湾“人间佛教”的实践来看，他们从城市化的过程中给自身找到一个很好的定位，使“人间佛教”这一理念发扬光大，开枝散叶。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儒家自身是否应该积极回应？是否可以深度介入教育、医疗、慈善、环保等领域，并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只有这样的积极回应，儒家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才不会失语，在人们的日常工作与精神生活中才能发挥影响力，从而确保中国未来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发展不失去中坚力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和媒体人士提及了城市儒学这个概念，而对城市儒学的系统研究几乎没有。面对新的世代，儒学在理论与实践中势必要做出调整。

　　路径之五：国学教育与传播应该有一些区域性的组织

　　我们的国学，包括儒学，在这方面很欠缺，学界、民间和媒体等人士往往各自为政，单打独斗，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化建构。当然，从目前的情势看，建立全国性的组织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我们可以先把区域性的组织建立起来，从而有组织地运作国学的传播和推广，打破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尴尬处境。有谁来引领、开拓和建设国学的区域性的组织呢？愚见以为，需要国学大德、方家学者站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关键词三：抓手

　　前面，笔者已经提到了国学传播和推广的两个关键词：警惕和路径，下面要讲第三个关键词：抓手。“抓手”这个词，常出现在领导讲话、报章和标语中，有滥用之势，被人讥讽为“新八股词语”。我用“抓手”这个词，主要是指当下的国学传播和推广有哪些我们可以行之有效的方式和途径，“抓在手边或手上”，以为依托与凭借。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路径”，这是从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而“抓手”主要是从眼下的目标来看的。在我看来，目前国学的传播和推广主要有三个抓手。

　　抓手之一：培养有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修道士”

　　所谓“修道士”是指儒家意义的“修道”“弘道”或“闻道”之“士”，而不是指基督教意义上的修道士。传统儒家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现在的某些“儒家”似乎走向了反面，变成了“正其利不谋其义，明其功不计其道”，儒门中的某些人功利心特别重，献身精神特别差。在这点上，我们这些国学传播者和推广者真的有必要向基督教传教士的布道精神学习，这些传教士为了使基督教的福音能够传播和发展，千百年前仆后继地传教，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实际上，这种精神又何尝不是原始儒家的精神呢！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国学和儒学的复兴必须涌现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修道士”，这样才有复兴和重建的希望。

　　抓手之二：具有引领作用的新媒体和跨媒体的内容平台

　　我们习惯性称媒体为无冕之王，这个无冕之王在图像时代、互联网时代更是如此。在塑造人们的观点、立场和看法方面，媒体的作用，尤其是新媒体的作用实在巨大，不可小觑。所以，国学的传播者和推广者要有这样的自觉，借助新媒体和跨媒体手段来建设国学传播的平台和阵地，从而在图像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更好地立足。另外，新媒体在国学传播和推广方面也应该有所担当，比如一些拥有亿万读者的新媒体有没有可能引领国学未来发展的长远使命？他们拥有很好的资源和平台，完全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同时，通过跨媒体的平台的合作，把更多的优质国学资源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时代引领国学发展的风向标。这样不仅对新媒体来说是件幸事，而且对国家、民族和百姓来说都是件幸事。

　　抓手之三：探索一些非营利运作的组织经验

　　这段时间，笔者一直想了解和学习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具体的运作经验。据我目前了解，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也是个民间机构，运营模式是NGO式的，这些年来对民间的纯粹的国学的传播机构进行资助，成绩斐然，在国学界颇富盛名。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非常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在坚持原则和核心业务的同时，能及时地调整基金会资助方向和重点，与时俱进。这些运营措施，将会为我们接下来深入、持久、规范地传播与推广国学提供很多借鉴和启迪。

　　*原标题：警惕、路径和抓手——国学传播和推广的三个关键词。作者李耐儒，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秘书长。本文系作者授权凤凰国学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