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是西汉后期一部重要典籍，是着名学者刘向“采传记行事”而成的一部“谏书”。其读者对象很明确，那就是西汉当时的高层执政者，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汉成帝，因而其内容也富有针对性。全书总体上讨论的是君臣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反对荒淫奢靡、暴虐骄横；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笃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这既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诚如南宋高似孙《子略》所说：“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黔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从这一点看，现代学者将其看作是历史故事的汇集，或者是文献资料的汇编，显然是忽略了该书的编撰目的与内容特色。

　　以历史读本的眼光来看《新序》，关于其文本价值自然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一方面，作为呈献给天子的“谏书”，《新序》无疑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历史着作，体现着编选者明确的历史观念，也流露着进谏者期待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有着特定受众的读物，《新序》又不能像一般的历史着作那样长篇大论、深奥晦涩甚至烦琐枯燥，而是要尽可能短小精炼、生动有趣、可读性强，这样就使得君主不必正襟危坐即可愉快地接受历史知识及其内在的劝谏意蕴——一句话，它要有很特别的文章艺术。我们对《新序》文本价值的分析，也主要着眼于文献史料与文学成就两个层面。

　　就史料与文献价值而言，刘向对历史素材所做的甄别与筛选无疑是非常认真的。赵逵夫先生指出，《新序》的一些文字，较之于《战国策》更为原始，也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屈原与他的时代》)，这意见是很对的。另如《杂事》第三中的“燕惠王遗乐毅书”一篇，《战国策·燕策》与《史记·乐毅列传》作“燕王喜与乐间书”，与《新序》不同，马骕《绎史》、梁玉绳《史记志疑》均以《新序》为是，亦可见其史料价值。即使是汉初的材料，也有一些是他书所无或记载不足的，因而同样值得重视。如《节士》“苏武者故右将军平陵侯苏建子也”一章，是现存苏武材料中最早的一篇，且较之于《汉书·苏武传》为详；而《善谋下》“孝武皇帝时大行王恢数言击匈奴之便”一章，文字较之于《史记·韩长孺列传》也更为详备，此皆可见其特别的史料价值。这里特别要说到《新序》文献来源的问题。前人多将该书看作是“采摭诸书”而成，甚至有学者将每条材料都注明“采自”何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刘向“校理群书”时所见的文献数量是十分浩繁的，文献类型也是多种多样，很难确定《新序》的某条就是采自今所见的某书。

　　另一方面，先秦时期的一些历史故事，作为一种“公共素材”，本来也就有多种存在样式，各种文献对它的引述自然就有所差异，一件事情在不同的典籍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叙述。作为“采传记行事”的《新序》，便是对与此类事件的另一种记载，其所保存的是这些“传记行事”的另一种形态，而不是对某一书的征引或采拾。从性质上说，这便是先秦两汉史书中的“语”类或“事语类”文献，“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由此看来，传统史学家对于《新序》的批评，如刘知几在《史通》所批评的“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叶大庆在《考古质疑》对《新序》中时间、事件的质疑，等等，都是没有考虑到“历史读本”的特别性与“公共素材”的多样性，因而显得有些拘泥了。

　　至于《新序》的文学性，则从根本上取决于独特的撰述目的与特定的读者对象。全书汇集了许多“公共素材”中的精彩故事，再经过刘向的精心撰构，“弃取删定”，条分类别，因而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我们尤其关注其话语方式与文体类别这两个方面。《新序》一书的文章风格非常独特，全书几乎都是客观事件的陈述，除了一些为数不多的评论之外，文本中很少有撰述者的声音。然而，读者又时时会感受到撰述者的存在，这便是“谏书”的话语方式。

　　徐复观说诸子百家表达思想，除了最常见的方式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说是属于《春秋》的系统。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达出来；通过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据”(《两汉思想史》第三卷)，《新序》显然属于此。这也是先秦时期的“语”类或者“事语类”文献言说的基本方式。不过，相较于出土文献《春秋事语》一类的形制，其所受先秦子书的影响更为显着。一个直接的例证就是《韩非子》的《说林》与《储说》六篇。“说”与“语”类似，在先秦时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本身便具有故事性。《说林》与《储说》将其汇集起来，分门别类予以编排，使其成为寓言故事的汇编，其编排形式便直接启发着《新序》与《说苑》的体例结构(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进一步说，这种编撰形式正与《新序》“历史读本”的话语方式以及“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的劝谏功用是一致的。至于《新序》中所蕴含中的文体形式，主要为隐语、赋、小说，以及驳论、上书等应用体式。隐语一类，主要集中在《杂事》第二中，而先秦时期赋与隐语又有文体的交叉，所谓“赋出于隐语”，因此，很多隐语即可以作为古赋来读；小说一类，学者们多有论及，程毅中认为“《新序》并非纪实的史书，而近似一部说书人的‘话本’”(《程毅中文存》)。

　　此外，《新序》也有一些上书、驳论之类的应用文体，如《乐毅报燕惠王书》《邹阳上梁孝王书》，以及大行王恢与御史韩安国的驳论等。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新序》毕竟是一部“采传记行事”的“谏书”，是一部特别的历史读本，而不是普通的故事集。

  （文/马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