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义利观，是一种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普世价值。

　　在悠久浩瀚的中国传统思想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孟子，到汉代董仲舒，宋代朱熹、明清时期的王阳明、顾亭林等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从未间断过对“义利观”的智慧阐释。孔子曾在《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提出了“义利”的社会属性，为儒家的利义思想观念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在后世不断发扬光大。

　　孟子崇尚的“义”，提出舍生取义的取舍之道，强调“义”是一种人应追求的目标。《孟子·告子上》中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诉了我们在“生”与“义”、“利”与“义”的抉择中，我们应该舍“生”取“义”。他的“仁义”思想中，“仁”虽承接孔子，“义”却具有思想延展性和独到性。孟子人性论中提到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说明“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此外，孟子将“仁”和“义”联系起来，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也就是讲“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体现在人之心，即人先天的资质上；而“义”体现在人之为，即人后天的行动上。因此他主张“居仁由义”，认为只有后天讲究了义的人，才可以在先天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一个仁人。他把“义”比喻为“人路”，看成是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中应追求的根本目标。

　　然后，孟子又希望将“义”发展为一种理想人格，并用“义”来评判人们对“利”的贪求。在孟子的理想社会中，“义”应该主导人们的价值观，见利要思义，不义则不为。正如《孟子·尽心上》中讲“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取得本不应属于自己的东西，是不义的行为。此处所取的，可以是个人私利、小集团利益，甚至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利益，如同《孟子·尽心下》中所言“春秋无义战”那样，春秋时国家间的纷争，在孟子看来皆是各国对各自利益的追逐，都是不义的。这与孔子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比，又从个人之义的“点”，上升到了国家大义的“面”的新高度。因此，孟子追求的“义”，是在生命与道德，利益与道德彼此发生冲突时，应坚守的一种准则，一种“道义优先于利”的价值观。

　　孟子像

　　孟子的义利观中还阐明“义”也是一种约束。遵守“义”，人们就能合乎礼义地面对外界的种种诱惑，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达到完全自律自制、以德自谦的境地。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中，这条天下之大道就是一条大义之道，且在孟子看来，此类大义之人的言行必然是符合道义的，这可以在《孟子·离娄下》中“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一句看出，大人就是惟义所在的尚义之人，他们用“义”来约束自我的行为，真正做到了行大义之道，唯义是从。如果将这些与《中庸》里“义者，宜也”联系起来看，我们会发现“义”着实是一种准则，这个准则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行为得当。

　　由上述可见，孟子的“义”不仅是一种待人接物时约束我们的准则，更是一种道义优先的价值观，是一种理想的人格。那么孟子的“义利观”究竟在什么时代背景下提出？后世诸家又对“义利观”做出过什么发展呢？

　　相对于春秋时期提出“仁”的孔子，孟子处于一个统治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礼崩乐坏的战国纷争时代。各诸侯国为了追求更多领土与人民，相互之间兵戎相见，兼并战争接连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动荡之中，人们思想行动自由，然而社会缺少一种共性的道德法则。因此，孟子在汲取孔子丰富思想的同时，以“仁”为根基，总结先师之精髓，发扬其独到之“义”，孟子的“义利观”应运而生。

　　《大学》中有一段话与孟子“何必曰利”的“义利观”有很多相通之处，“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孟献子认为，士大夫、卿大夫、之家，不必计较于牲畜多少的利益，百乘诸侯之家更不应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一个国家应该不以钱财小利为利，应该以道义为利。这与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以“推行王道、实施仁政”为先，“取得长远利益”为后的治国理政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至后世汉朝，董仲舒也对“义”与“利”辩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他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认为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义”与“利”结合的个体。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中有“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其中也蕴含了仁人“以义为先，不应谋私利”的哲理。

　　到了唐代，韩愈也将“性”与“情”作了区分，《韩昌黎文集》中《原性》一文讲“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他认为“性”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皆与生俱来；而“情”就指代喜怒哀乐与个人欲望，是接于物而生的。

　　时至宋代，朱熹将“义”又提升到了“天理”的境界，他讲“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事无不利。循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这句话中提炼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此外，朱熹强调“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他认为利永远都在义的后面，朱熹对义利的发展，正是对“舍生取义”中“利”与“义”取舍的进一步发扬。

　　上述儒家诸子的观点，如果与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观点对比看，会发现儒家所言“轻利”，并不是杜绝求利的欲望，一味追求义的。儒家的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不想因利而害义的观点。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中也可以看出，孔子不反对“求富”，“恶贫”的观点。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也阐明了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了“义”，才可追求没有副作用的大利的道理。后来董仲舒讲的“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与朱熹讲的“必以仁义为先”也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关于人的利欲问题，儒家诸子欲于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是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其主旨就是主张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取得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的基础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从而发展出一套修身治国之道。由此可见，孟子的义利观着实开创了义与利理论的新篇章，为后世儒家诸子“义”的学说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础。

　　因此，中国儒家“义”的思想千年不衰，其中必然有值得我们当世借鉴的理论。虽然有人认为儒学只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如同“义”这种准则性的学说于当世已经没有价值，但是这些人忽略了儒学对我们民族性格、生存处世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社会的发展可能是畸形的。孟子大义为先的思想，激励着近代革命人士为民族大义前赴后继、舍生取义，让民族于危难中重义轻利，不论是反封建的斗争中还是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重“义”的思想已然成为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融入到危难之时的志士心中。这些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凝结和升华为“见义勇为、大义为先”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正气。

　　然而，当今社会中一些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混乱，这些人金钱至上，弃精神道义于不顾，发不义之财，得不义之利。此类以利为上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缺乏诚信、道义的危险信号。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我们的“义利观”应该与时俱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欣赏、钦佩并推崇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行为。退一步讲，我们在生活中面对“义”与“利”的冲突时，我们应该合理的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把“义”放在首位，以义统利。毕竟“好义”和“欲利”是两种人性，其中虽有交集但并不是不可共存。于个人而言，正确的看待和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是做人、立身的大事，我们不可陷于个人的利欲之中，为人处事应见利思义，应在道德与利益的抉择中站到“义”的一方。

　　正如《礼记纂言序》讲“其截然而裁制也，谓之义”。对于此处之“义”，我认为，截然者，乃界限分明之意；裁制者，乃束缚之意。“义”于我们，更多的应是一种道德的准则与精神上追求的目标，有了“义”的准则约束，我们在“利”的道路上才不会迷失自我。朱子《大学章句序》中说“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或许也是在表达后世的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浅薄，知者已鲜矣。而《大学》的结语又重在义利之辨，颇具深意。或许我们着实需要铭记《大学》的结语，“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由是则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由是则得以国泰民安而天下平；由是才可以实现“明明德于天下”。我们当今需要传承与发展儒家文化“义”中以仁义为先，利益在后的精华思想，让“义”成为我们行为准则，用“义”这种价值观来引导社会稳步发展，这无疑对当世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文/杨喆）

  原标题：义者，宜也——对孟子义利观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