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前汉代丝绸之路开创时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以来，敦煌汉塞及邮驿遗址先后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记录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传播交流的生动历史进程。

　　康居王使者册生动地反映了中亚使者到

　　汉地贡献的真实状况。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汉塞，将盗掘的汉简3000余枚与莫高窟敦煌经卷一同劫掠而西，保存在今大英图书馆。罗振玉、王国维闻之扼腕叹息，奋笔数月着成《流沙坠简》，唤醒了国人对汉代简牍的珍视。

　　1944年，向达、阎文儒在玉门关遗址发现汉简48枚，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新中国成立后，敦煌地区屡出汉简。1979年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汉简1217枚，内容丰富。1990年至1992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20000余枚，是目前国内外单一地点出土汉简数量最多的一次，悬泉置遗址因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在历年文物调查工作中，敦煌汉塞陆续发现汉简数百枚，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从两汉史籍和汉简文献来看，敦煌在汉代丝绸之路开拓阶段具有重要地位。由于张骞凿空西域，汉代对西方神奇的土地充满了解的渴望。出于抵御匈奴入侵的需要，汉朝实施了联通西域的重大策略。霍去病出师河西，汉开河西四郡，在敦煌设立阳关、玉门关作为出入西域的枢纽，中西文明交流的进程在敦煌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汉与西域的畅通交流，是外交与军事协同作用的结果。汉武帝派遣张骞通西域后，以西域绝远，非人所乐往，于是“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汉朝使者经敦煌到达西域，由于路途遥远，食粮不继，往往受到西域诸国欺凌。太初二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初次出征，由于粮草准备不足，大军到郁成而中道返回。汉武帝闻之大怒，派出使者遮玉门关，下诏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李广利只好驻师敦煌。次年，汉又征发六万多人，广备粮草，李广利复出敦煌一路向西，最终取得了征伐大宛的胜利，得天马而归。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敦煌在西域开拓史上的重要地位。此后，无论是长罗侯联通乌孙、都护郑吉屯田西域，还是匈奴日逐王归汉、西域诸国入朝中原，敦煌出土汉简文书都有反映。东汉时西域三通三绝，敦煌发挥的作用更加重要：西域副校尉一度设在敦煌，敦煌太守兼领西域——敦煌是汉代联通西域的咽喉要地。

　　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经过武、昭、宣以来数世经营，到西汉中后期，已经形成了使者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掀起了中西文明交流的第一个高潮。从华夏文明向西传播的进程来看，随着中原使者商贾经敦煌到达西域，中原文化开始了面向西方的传播。首先，汉朝为了解决使者食粮供应问题，先后在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伊循、赤谷城开设屯田。随着屯田规模的扩大，汉代农业技术在西域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是水利灌溉技术的实施，有效促进了西域的农田开发。其次，随着中原使者、商贾出使西域，中原的手工业技术如冶炼、髹漆等技艺也传到西域诸国，促进了西域社会文化的进步。再次，中原的传统文化与礼仪制度也向西传播，西域一些国家如龟兹向往中原文明，将中原礼仪制度实施于本国。不少国家派遣侍子、贵人到中原学习文教礼仪。汉朝在西域诸国设官分职，也是华夏文明向西传播的标志。

　　从西方文明向东传播的状态来看，敦煌所处的地位更加重要。由于敦煌是西域进入汉朝的第一个郡治，因此也是汉王朝接受西方文化的要冲之地。从敦煌悬泉汉简的记载来看，西域重要国家如西域北道的车师、孤胡、山国、危须、焉耆、乌垒、渠犁、龟兹、姑墨、温宿、乌孙、大宛，西域南道诸国如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梨、疏勒，都有与汉朝往来的记载。而不属西域都护的国家如中亚的康居、大月氏，西亚的乌弋山离，南亚的罽宾，以及史籍未载的祭越、折垣等国，也屡次派遣使者到中原出使贡献。

　　敦煌设有传置机构，为西域来汉的国王、贵人、使者提供饮食传车住宿，悬泉置出土的汉简对此有忠实记录。如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经李广利征伐之后，与汉朝保持着密切往来。悬泉汉简记载元康年间朝廷发出传书，派遣使者经敦煌去迎取天马。汉成帝时，大宛使者又经敦煌到中原贡献。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康居，是张骞出使西域官方接待的第一个国家，虽不属都护管辖，但一直与汉朝保持着密切往来。宣、元时期，康居都曾遣使贡献。汉成帝时，又遣子入侍，显示出与汉朝的重要关系。居于今阿姆河上游的大月氏，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国。虽然大月氏已据有大夏地而不愿东归，但是悬泉汉简却记载了大月氏使者多次到达中原的情况。特别是简文记载的大月氏双靡翖侯、休密翖侯派遣使者到达汉地，更是反映了大月氏占有大夏地后松散的统治。五翖侯可以自主和汉朝交往，是大夏王朝政治形态的重要反映。处于西亚的乌弋山离，悬泉汉简记载了敦煌传置为其使者提供传车的情况。处于今克什米尔地区的罽宾，悬泉汉简记载了传置机构出钱沽酒接待其使者的情况。综上，中亚、西亚、南亚国家都有与汉朝交往的记载。从简牍文书来看，这种中西之间的使团交往颇为频繁，规模不一，大的使团有数百人，一般的也有数十人，是汉代中西文明交流的主要形式。

　　伴随着中西使者团体的往来，贡赐及商业贸易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域商贾常常以进贡为名获取汉朝的赏赐，所谓“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悬泉汉简记载了当时贡赐贸易的发达。如有七枚汉简组成的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元帝永光五年康居王使者到酒泉贡献骆驼，使者自言他们数次奉献，进入敦煌后都会受到当地郡县的饮食接待，地方官吏与使者共同登记所献骆驼的肥瘦价值。但是这一次却待遇不公，不但得不到饮食，地方官员独自评价贡物，将他们进献的白骆驼说成了黄骆驼，肥骆驼说成了瘦骆驼，为此而上书朝廷。朝廷下文到敦煌郡县置，要求查清当地接待康居使者的情况。这件文书生动地反映了中亚使者到汉地贡献的真实状况。使者争辩的骆驼黄白肥瘦，正是当时商贡贸易的典型体现。悬泉汉简记载西方使者贡献的物品有骆驼、狮子、良马等物，是丝路贸易的重要内容。

　　敦煌汉简记载的汉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流的盛况，与敦煌所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史书言西域地区“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敦煌两关正是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中原使者在此休整准备而踏上西行征途，西域贵人使团到此而得到食宿接待。汉代的敦煌，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华戎所交一都会”。

  （文/马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