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常出现“通人”一词。《庄子·秋水》说：“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使然。”这里“通人”与“穷人”相对，并且二者都与“知”(智)相关，意为有智慧的顺通之人。《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景公问晏子曰：‘国如何则可谓安矣？’晏子对曰：‘下无讳言，官无怨治；通人不华，穷民不怨；喜乐无羡赏，忿怒无羡刑；上有礼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将“通人”与“穷民”相对，意为仕途通畅得志之人。汉代开始，“通人”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汉前期的“通人”概念和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贾谊《鵩鸟赋》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通人”意为洞明生死福祸、不为外物所羁绊的得道之人，和“大人”“至人”“真人”同类。《淮南子·修务训》以剑琴、鋋矛为喻，历数了时人的偏颇后说：“通人则不然……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掳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通人即摆脱流俗浮华、高明透彻、有主见的士人。

　　汉成帝颁诏广求遗书于天下，委任光禄勋刘向领校秘书郎，《前汉纪·孝成皇帝纪》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臣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刘向点校经传，考集异同……而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于学官也。”这里的“通人”指博学之人。

　　西汉末年，桓谭《新论·识通》里的“通人”可以是卓尔绝世的帝王如高祖、武帝，可以是博览群书的士大夫如张竦，可以是放弃怀符分禄、进策建功等世俗追求而以学问精深、着书扬名的寂寞文士如扬雄，亦可以是精通古文经的国师如刘向、刘歆父子。虽然这些“通人”在桓谭眼里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高祖治病不用良医，专委妇人，归之天命；武帝穷兵黩武；张竦不知应变等，桓谭谓之“通人之蔽”，然而毋庸置疑，桓谭在《识通》中都肯定了他们“通”的特点，即在某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有才智的人。

　　《后汉书》桓谭本传载：“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桓谭这里所说“通人”，应该指的是精通《五经》之正义、不信谶纬之人。

　　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在东汉，王充《论衡》多次谈及“通人”，其观念深受桓谭的影响。《论衡》中的“通人”概念，不一定是正面的，如《累害篇》云：“古贤美极，无以卫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馋嫉也。”是说“通人”也会嫉妒高明。又《超奇篇》云：“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这是说“通人”没有创造力。不过，王充对“通人”的肯定是主要的，他认为“通人”有五个方面的优点：一，学识广博，不守一经。王充认为知识是财富，知识越多，财富就越多，“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二，学以致用，刺世讥俗。“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三，不务鬼神，求真求实。“祭祀无鬼神，故通人不务焉。”四，审定文读，教书定字。“通人”都为精通小学之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五，典国道藏，居官累年不迁。从《论衡》相关篇目的表述来看，“通人”任职多为史官，而无鼎足之位，所谓“通人之官，兰台令史”，并且居官常年不迁，所谓“委积不绁”，如司马迁、班固、贾逵、杨终等，然而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却是巨大的。

　　东汉后期“通人”在士林中拥有崇高的地位，甚至连遍注群经、集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士人也未肯轻易以“通人”许之。《后汉书》郑玄本传载：“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可见在东汉后期士人心目中，“通人”博学，而郑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

　　“通人”和儒者应该说本是有着共同的学术基础，“通人”一定是通经的，并且对经学有着精深的学术造诣。然而汉代中期以后，章句之学大盛，经世致用的人才相对匮乏，在这一背景下，士林中兴起一种新的风气，即排斥厌恶章句之学，“通人”则是这一新士风的代表。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通人”和儒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受经学牢笼，视野广阔并善于熔铸新识。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大多性情澹泊，疏放不羁，恬退不仕，往往连辟公府不就，即使为官也居年不迁。这一风气向后延伸，即为“清通”，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文/王渭清）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6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