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

　　【编者按】湖北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是一位怪杰。他早年参加反清革命，35岁以后弃政向学。他没有任何正规学历，特立独行，自学成才，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着名哲学家。他一生扞卫中华文化的主体精神，弘扬孔子之道，主张思想自由及学术与精神的独立，自本自根，自信自立。他是20世纪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消化佛学，回应西方的挑战，创建了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体用不二”的新哲学体系。

　　求真务实不慕名利

　　熊十力的人格特征是“求真”“嫉俗”，甘贫贱，忍淡泊，“掉背孤行”，独立不苟，堂堂巍巍地做人。他一生与世俗浮浅习气决绝，鄙弃随波逐流、追慕声誉、震慑于权威的奴才性格。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浮浅知识及肤滥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他经常劝诫弟子们不要好名好胜、好高骛远——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淡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这表达了熊十力的自立之道。

　　抗战八年，中华民族遭逢了深重的苦难。先生作为民族的哲人，虽生活穷困，却凭着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发愤忘食，努力着述、讲学。此时的熊十力潜心从事哲学研究，住在重庆北碚穷乡破庙中，老来颠沛，愈加贫困，勉力握笔，阐释、发挥中国哲学精义。在流亡困厄之中，他仍神游玄圃，对于哲学创作，情有独钟。他确乎做到了“以理想滋润生命，以生命护持理想”。

　　对传统文化深挚的爱，使熊十力虽长年居无定所，饱受贫困、病痛的折磨，仍以忧乐圆融的情怀，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在抗战年代，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写作了大量书札短论外，最主要的是拿出了两部巨着：《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这是他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结晶。

　　熊十力一生有一个难圆之梦，就是由他自己来主持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惜好梦难圆，原因在于经费问题无从着落。然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资助，被熊十力拒绝了。

　　就在1946年这一年中，熊十力曾两次退回蒋介石资助他办哲学研究所的经费。一次发生在是年春，熊十力从后方回到湖北，住在汉口亲戚家。蒋介石曾令陶希圣打电话给时任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让他送一百万元给熊十力办研究所。万耀煌派人给熊送去，熊当场退掉。来人说如不收下，回去不好交差。熊说，这不关你们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既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6月，徐复观将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呈送蒋介石，蒋令何应钦拨款法币二百万元资助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熊十力再次拒绝。他给徐复观写信——“吾生已六十有二，虽不敢曰甚高年，而数目则已不可不谓之大，不能不自爱护也。何敬之先生款，既不办研所，自须璧还，否则将成笑话也……

　　如今士类，知识品节两不败者无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奉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我所欲为，不必由当局以财力扶持。但勿干涉，即是消极扶持。”

　　这封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熊十力像爱护眼珠一样爱护名誉、自尊和学术生命，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虽然他非常想办哲学研究所，但因是政府最高当局资助，他宁可不办，也不能拿这笔钱。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最后由徐复观把这笔钱转赠了他处。

一九六二年十月，熊十力由沪赴京出席

全国政协会议，董必武（右）到民族饭店与他谈心论学。

　　人生坎坷老来孤寂

　　熊十力自1950年至1954年住北京，1954年10月以后定居沪上。他埋头着述，写了《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多种着作。这些着作，虽在结构上、语言上风格不同，但基本理念一以贯之，仍以发挥他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形上学为中心。他坚持的，从未改易。后来，熊十力虽得到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的保护，没有遭逢大批判的厄运，但总的说来，他内心深处仍然是孤独的、寂寞的、苦闷的。他有“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的无奈感喟，深怀道废学绝的悲情。

　　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他1962年5月29日在致唐致中并请他转唐君毅、牟宗三的信中说：“平生少从游之士，老而又孤。海隅嚣市，暮境冲寞。长年面壁，无与言者。海上九年中，独有一刘生(按指刘静窗)时来问佛法，其年才五十，今春忽死去。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

　　1962年秋，王元化持熊十力老友、哲学家韦卓民的介绍信拜访熊先生，临去前，韦卓民告诉王元化，说上次韦到沪上看熊十力时，一见面，熊就号啕大哭，使韦深觉不安。韦卓民又嘱王元化：“近年来，十力先生谢客来访。他脾气古怪，不知见不见你。”

　　王元化当时是被整肃、批斗的对象，他回忆——

　　“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里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唏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熊十力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政府安排给他居住的淮海中路2068号小楼，被红卫兵轮番抄查。他被日夜批斗，勒令交代历史问题，并在街头示众受辱。大字报贴到门口，家中书籍手稿被撕毁、拿走或查封；继被勒令搬出淮寓，迁居到儿子所住青云路家中。北京来的红卫兵追寻到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某中央领导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什么反动活动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熊十力的《体用论》

　　创新儒学重建本体论

　　在整个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熊十力是最具有原创性、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熊十力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什么是“体”？如何去“见”？或者说，什么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如何以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去透悟、契接和回应它？这便是儒家哲学的本体学和方法学的问题。熊十力正是从这两方面去建构他的哲学体系的。他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为人类寻找回失落的自我。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熊十力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

　　西方的实证主义，印度的唯识法相之学和中国的汉学考据，在熊十力看来，其根本缺点在于它们关注的不过是饾饤枝节，从而掩蔽了对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体悟。因此，重新思考人的类存在的危机和人的类特性与类本质的发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并明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

　　熊十力从儒家哲学的思想资源里发掘并重建了“大本大源”。他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即是“明示本体”，哲学“以本体论为其领域”。他所说的“本体”是什么呢？“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阳明之良知即本心，亦即明德。”可见，熊十力之“本体”，不是“自然本体”，而是生生不已的、刚健运动的“生命本体”，同时又是内在的“道德自我”即“道德主体”。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创造活动、道德自我完善的活动，即是“本体”及其实践，即是人的最高本质，它涵盖了天地万物，主导着自然宇宙。

　　按照儒家的看法，人的存在必须以在世界上实现最高的善(至善)为必然目的。熊十力在这里强调的儒学之“本体”，是合天地万物于一体，将宇宙人生打成—片之整体。这样的“一体之仁”，可以推广到鸟兽、草木、山水、瓦石。也就是说，通过内在于人的“仁心”或“明德”之体，即人的精神生命与道德意识的运动或感通，人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能够回复成一体。但是，人之生命与宇宙大生命回复成一体的中间环节是“用”，也即是工夫，即是道德实践或社会实践。熊十力强调的就是道德(或社会)践履与良知、仁心的一致，工夫与本体的一致，外王与内圣的一致。

　　熊十力形上学之主要思想渊源是《易经》和《易传》之能动变化、生生不息的学说。他同时也继承了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大化流行、即体即用、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以佛学之境界论、自我意识和刹那生灭、瞬息变化的观念强化了《周易》哲学的动态性和能动性。

　　他亲身经历了清末民主主义革命后，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又以类似的语言概括自己的哲学。其哲学本体论与宋明理学(包括理学和心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强调了“健动之力”和“致用之道”，坚持“由用知体”“即用显体”，以欲明性，以有反无，由此彰显本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是人类文化与宇宙之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

　　熊十力哲学内蕴的勃勃生机确非他的前辈、同道和门生所能企及。他的“体用不二”论、“翕辟成变”论的特点是“深于知化”和“长于语变”。其“体用不二”“翕辟成变”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实践本体论，是本体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论。陆王心学的心本论是一种道德扩充论，其“本心”“良知”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据，而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之一体，是其延长或扩充的起点与终点。

　　熊十力的心本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实践的意义，其本体是自然合目的性的“至善”，本体是依靠其实践来实现的。由于近代思想的影响和他本人的民主革命的实践，他没有把实践仅仅局限在修身养性的范围之内。在一定的意义上，本体的功用主要表现为文化创造活动。有本体即有文化创造，无文化创造亦无本体。

熊十力着作

　　儒之哲学影响深远

　　熊十力关于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的终极思考，至今不失其意义；其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体用不二”的架构，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范型。

　　他的哲学及其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我想借用几位着名学者的评价来表述。着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指出，熊先生“着作丰富，内容宏博渊奥，确有甚深义蕴。以他的哲学着作和现代西方一些着名哲学家的着作相比，实无逊色。”

　　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教授195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现代中国之宗教趋势》中，特别是196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哲学资料书》中，较详细介绍20世纪中国哲学家时，重点介绍了冯友兰和熊十力。在以上两书中，陈荣捷比较了冯友兰、熊十力二位先生，认为“熊冯二氏，而以熊先生为先，盖以其哲学皆从中国哲学内部开展，非将西方思想与经学苟合也”，冯先生则“太过西化”。他认为，熊十力“给予唯心主义新儒学以一种更稳固的形而上学基础和更能动的特性”。陈荣捷在给我们寄来的信中指出，熊十力的思路“以易经为基，阐发内圣外王之道，实为我国哲学主流，不为佛染，不被西风，非旧囊新酒之可比。”“其影响之于中外，未可限量也。”

　　1968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熊十力”条的撰写者哈米顿(CH.Hamilton)博士认为，熊十力哲学“基本性质即心、意志和意识的性质”。他说，熊十力是中国观念论的哲学家，其《新唯识论》表示佛家、儒家与西方三方面要义之独创性的综合。美、英、法等国各种《百科全书》及《哲学百科全书》均有熊十力专条。无疑，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他的人文睿智不让同时代的东西方哲人。

　　熊十力的人格感召力和学术影响力之大，也是同时代的许多学人无法比拟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胡秋原等人都是其学生，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熏陶，并接续、光大，推进、发展了他的事业。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郭齐勇）

  原标题：“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熊十力的人格风范与哲学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