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来讲，秦人的事功精神集中体现在军功爵制上。在事功精神的影响下，只要军功卓着，不论何种出身、地位，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奖赏。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

　　在那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以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公开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似乎只有秦人能这么做、敢这么做。(王健：《秦人事功精神脞谈》，《秦俑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凤翔雍城陵园中，就发现过一些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奴隶墓葬，他们采用不同于秦人贵族直肢葬的屈肢葬，墓中还有一些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陪葬品，说明这些奴隶因战功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和地位。一个奴隶可以通过军功摆脱卑贱身份而取得地位和财富，不难想象军功爵制对普通老百姓和士兵的激励作用有多大。

　　在战国中期前，秦人在经济、文化和综合国力等方面，其实并不比山东(古指崤山以东)六国强，但事功精神却将秦人全社会的能量高度聚焦，迸发出极大的历史潜能。这无疑是秦人终操胜券的一大精神优势。

　　二是改革创新。“穷则思变”，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变则通，变则富，变则强。雍秦之地也是秦人不断改革创新、开拓奋起的变法之地。秦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每当国家处在停滞或僵持的历史关头，秦人总是能够大胆进行改革，使国家避免遭受创伤，并从此走向强盛之路。曾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赵国是最早实行改革的。其实，赵国的改革只是在衣服上，一改长服而穿胡服，方便于作战；而秦人的改革则是全方位的，涉及农业、军事、文化、律法、人事、外交等诸多方面。

　　秦人发迹于陇西一带，杂处于戎狄之间，文化的落后和局限无法避免；但秦人开放融合的心态、开拓进取的精神，使秦人充满了改革变法、创新敢为的斗志。史书批评，秦人在祭祀、丧葬乃至礼乐制度等方面，不断僭越礼制名分，这是站在周王室正统文化立场上的指责。如果站在现代人的立场就很容易看到，这其实是对当时已经僵死的宗法制度的革新努力。

　　雍秦文化中的改革创新具有突出的原创性特点——不是对既有条条框框的简单修补、一般创新，而是开天辟地的崭新创造。秦人早期为落后民族，较少条条框框和教条陋规，秦人的生存和发展只有依靠不断的变法创新，才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这就使得改革创新的精神成为秦发展壮大的基本动力。比如，秦献公为感激大臣拥立之情“止从死”；秦简公实行“初租禾”；秦献公“修穆公之政令”；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变法典故，其中所传承的改革创新思想，也成为中华文化亘古常新的活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