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北宋的着名文学家。他从小“奋厉有当世志”，从仕四十年，足迹遍及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南京、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不管到哪里，苏轼都把自己的人生踪迹融入当地。本期特别关注将带领您追随苏轼的足迹，重温苏轼的人生之旅。

　　北宋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离开海南岛北归。次年五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东坡在金山寺自题画像说：“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论仕途功名，此语当然是自嘲。如论文学业绩和人生意义，则此语堪称的评。东坡平生三次被贬：四十五岁被贬到长江中游的偏僻山城黄州，一住五年；五十九岁谪惠州，在南海边上度过两年半的艰难生涯；六十二岁流放到海南的儋州，到六十五岁才得北归。然而东坡不但坚定地走完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而且成功地把人生的逆境变成了事业的顺境。他在三个贬谪地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学养，提升了自己的人格境界。他在黄州等地写出了光辉夺目的文学作品和书法作品，并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乃至民生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东坡在逆境中的所作所为，是激励后人以坚定沉着、潇洒旷达的态度对待人生坎坷的精神源泉。

　　一一蓑烟雨任平生

　　元丰二年(1079)，东坡遭受了“乌台诗案”的横祸，在御史台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天的铁窗生涯。次年正月初一，汴京城里的千家万户都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气氛中，东坡却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走出京城，踏上了前往黄州贬所的漫长道路。经过一个月的跋涉，东坡来到了山环水绕的黄州，从此这个僻处江边的小城就与东坡结下了不解之缘。

　　东坡在黄州时经济拮据，处境艰难，若是常人，不知要如何地痛不欲生、怨天尤人，然而东坡却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对待逆境，以坚毅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他不但啸傲于赤壁风月，而且继续关心国计民生。人们都把东坡在黄州的行为归因于旷达的人生观，此说固然有理，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东坡的道德修养和淑世情怀。刚毅近仁，仁者必刚，高尚的道德修养和深挚的淑世情怀使东坡具有一副铁石心肠。他在黄州写给滕元发的信中自称：“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可见乌台诗案虽然来得非常突然，但东坡的内心却早储备了足以应对各种灾祸的精神力量。东坡刚到黄州时，好友李常来信安慰其不幸遭遇，东坡在回信中自表心迹说：“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于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意，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由于东坡具有如此心胸，他就能在艰难困苦的窘境中保持乐观旷达的潇洒风神，旷达仅为其表，坚毅才是其里。所以东坡在开荒种地的馀暇并不一味地放浪山水、啸傲风月，他也抓紧时机读书、着书，那间四壁画满雪景的雪堂成为东坡这位“素心人”潜心学术的书斋。

　　苏轼笠屐图

　　正因如此，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东坡在几个朋友的陪同下到沙湖去相田，途中风雨骤至，众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只有东坡从容不迫地一边吟啸，一边徐步前行。东坡的沙湖之行没有买成田，但是催生了一首《定风波》，其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等名句。如果说风雨是坎坷人生的象征，晴朗是通达人生的象征，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意味着平平淡淡的人生，而“一蓑烟雨任平生”则意味着平和、淡泊、安详、从容的君子人格。经历过玉堂金马的荣耀和锒铛入狱的耻辱，又在黄州的躬耕生涯中备尝生活艰辛的东坡居士已经炼就宠辱不惊、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不期而至的雨丝风片又能奈他何？

　　数年之后，二度执政的新党对旧党人物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东坡首当其冲，被接连贬到惠州、儋州。此时的政治形势堪称黑云压城，当朝权臣将年过六旬的东坡贬到人称“鬼门关”的儋州，将东坡“置之死地”的用心路人皆知。在旁人看来，此时的东坡已经身陷绝境：已臻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远贬南荒，不但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而且家人也离散在万里之外。……凡此种种，人何以堪？但在东坡看来，上述的种种烦恼都不足挂齿。东坡晚年所写的两篇小品文清楚地显示出他对付艰难环境的精神武器。第一篇是作于惠州的《记松风亭》，文曰：“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第二篇是作于儋州的《试笔自书》，文曰：“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念此可以一笑。”两文对读，就可看出东坡对待逆境的坚定态度与日俱进。他在前往松风亭的途中停下歇息，是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也就是安于目前情境的客观存在。而他在海岛上摆脱忧伤心境的方法却是跳出目前情境的有限范围，置身于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从而以超越的心态对待眼下的困境。正因如此，东坡就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他就能傲视一切苦难。

　　黄州、惠州、儋州，前后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是东坡人生中的深重苦难，海南的瘴雨蛮风更是严重地戕害了东坡的生理健康，与东坡交好的朱服曾亲眼见到从海南北归的东坡：“余在南海，逢东坡北归。气貌不衰，笑语滑稽无穷。视面，多土色，靥耳不润泽。别去数月，仅及阳羡而卒。东坡固有以处忧患，但瘴雾之毒，非所能堪尔。”(朱彧《萍洲可谈》卷二)黄庭坚亦称晚年东坡为“儋州秃鬓翁”(《病起荆江亭即事》其七)。任渊注：“东坡归自岭海，鬓发尽脱。”然而面呈土色、鬓发尽脱的东坡老人在精神上依然健全刚强,乐观旷达,披蓑戴笠，脚蹬木屐，背负酒瓢在田间边走边歌，这是东坡留给千年青史的永远定格，这个光辉形象将永远激励后人自强不息。

　　二父老相携迎此翁

　　自从入仕以后，东坡在朝时直言进谏、面折廷争，在地方官任上勤政爱民、兴利除弊，他的政治声望与日俱增。尽管东坡被新党视若仇敌，并受到不遗馀力的排挤和打击，从而在宦海风波里上下浮沉，甚至身陷囹圄、屡谪荒远，但这些遭遇凸现了他的凛然风节，也增进了朝中有识之士与广大民间百姓对他的爱戴。乌台诗案发生后，许多官员仗义执言为东坡说情，最后连太皇太后曹氏都亲自出面规劝神宗，从而使东坡免于死罪。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根本无视民意，否则的话，只要到密州、徐州去听听百姓对东坡政绩的颂扬，或是到杭州、湖州去看看百姓自发为东坡所作的解厄道场，就能知道东坡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了。东坡在偏僻荒凉、艰难穷困的贬谪之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却始终保持着乐观、旷达的心态，这固然与他的坚毅性格有关，但不可否认，深明大义的地方官员以及善良敦厚的平民百姓对他的理解和同情也给他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这是惠州官吏和百姓给东坡留下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