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创制西夏文形成大量文献是西夏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创制西夏文是西夏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党项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西夏文因文字性质与语言相互匹配，具有实用性，应用范围很宽，延续使用四百多年，文献存藏非常丰富，在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中占有突出地位。

　　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大量西夏文献的收获，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的文献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献。这些珍贵的文献成为解开神秘西夏王国的钥匙，促使西夏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

　　西夏翻译了很多儒学书籍，保存至今的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贞观政要》等，是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儒学经典着作，此外还有西夏文兵书《孙子兵法》、类书《类林》等。

　　莫高窟出土《番汉合时掌中珠》

　　《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文和汉文合璧的工具书，其中每一词语都有四项，中间两项分别为西夏文和相应意义的汉文，左右两项分别为中间西夏文和汉文相应的译音字，是一部蕃、汉民众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通俗着作，显示出颇具独创性的编辑能力和水平，在辞书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西夏人编纂的《文海宝韵》，借鉴了《广韵》和《说文解字》，既是有韵目、有同音字组的西夏文韵书，又是每个字都有文字构造与字义解释的字书，这种体例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此外，以声母分类的西夏文字书《音同》、有西夏文韵图和韵表的《五音切韵》等也达到了很高的编纂水平，与《文海宝韵》一起真实地记录了西夏文字和语言，使人们可依据这些宝贵资料了解西夏语的面貌。

　　西夏国家法典《天盛律令》吸纳了唐、宋等法典的法制思想，接受了“十恶”“八议”“五刑”等基本内容，继承了在刑法、诉讼法方面丰富、严谨、细密的传统，同时又拓展了中国封建王朝法典的范围，成为了真正诸法合体的法典；在形式上，全部为统一格式的律令条目，也设有条外的令、格、式、敕；并且开创了分层次书写的条款形式。西夏对法典形式的改进，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次大胆、成功的革新。

　　在近代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一千五百馀件，包括户籍、账籍、军籍、契约、告牒、书信等。同时代的宋、辽、金朝所遗留下来的这类文书极少。这些文书是直接反映西夏社会的珍贵原始档案，为研究西夏社会开辟了重要园地。

　　4.西夏艺术达到很高水准

　　西夏是唐朝以外统治敦煌地区时间最长的王朝。西夏称莫高窟为“圣宫”“沙州神山”。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洞窟中有大量壁画，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如榆林窟第2窟的两幅《水月观音图》，显示出巧妙的构思、杰出的造型和精湛的画技。

　　在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西夏壁画中，有多幅带有玄奘和猴行者形象的玄奘取经图，反映了唐僧取经故事在西夏流传的情景，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玄奘取经图。

　　榆林窟第2窟水月观音图

　　黑水城遗址所出土的大批精美卷轴画，反映出中原和藏族地区宗教和绘画的巨大影响。大量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密宗画浓墨重彩，色调深沉，布局紧凑，体现出藏传佛教密宗“唐卡”的风格和绘画特点。近些年，宁夏和甘肃等地也出土了多幅西夏卷轴画，也多是藏传佛教绘画的精品，证明藏传佛教在西夏广泛流行。这些唐卡应是存世最早的藏传佛教绘画。

　　西夏石雕中有很优秀的作品。西夏陵园出土有雕凿精细的雕龙栏柱，顶部为束腰莲花座，柱身三面刻二龙戏珠云纹浮雕图案，是造型美观、刻工精良的珍贵艺术品。西夏陵园出土的多座石碑座更引人注目，有男性和女性两种。一男性石碑座面部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突出，獠牙外露，肘部后屈，双手抚膝，下肢屈跪，背部平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了负重者的神态，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被定为国宝级文物。

　　西夏佛教泥塑作品也显示出很高的水平。莫高窟的西夏彩塑女供养人，宛然如生，显示出少女的温柔、典雅和美丽。黑水城遗址附近的古庙中出土的25尊彩塑像，包括佛像、菩萨像、男女供养人像、力士像、化生童子像，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西夏彩塑艺术中的奇葩。黑水城出土的分身佛像，肩上有两佛头，肩下有四臂，两臂在胸前合十，另两臂向左右下方伸展，虽是双头四臂的特殊造型，但身形自然，显得可亲可近，是一件艺术珍品。

　　西夏陵出土男性人像石碑座

　　西夏各民族能歌善舞，党项民族素来爱好音乐。西夏政府中设有“蕃汉乐人院”。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演奏音乐的形象多是在优美的舞蹈动作下进行。仁宗时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修定乐律，使西夏音乐吸收了更多中原音乐的养分。宋朝着名词人柳永的歌词也传到了西夏，“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说明西夏民众爱好音乐的普遍程度。宋神宗曾召见投降的党项乐人，并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征用西夏旧乐”，称为河西乐，在宫廷演奏，并建昭和署管领河西乐人。西夏音乐为宋、元宫廷所欣赏，足证其有相当水平。

　　5.隆盛佛教，建树突出

　　西夏自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历经四朝，用五十三年译完汉文大藏经的主要经典，共译经362帙、812部、3579卷，称为西夏文大藏经。而中原地区由梵文译为汉文大藏经前后用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时间。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速度堪称翻译史上惊人的创举。

　　宁夏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一幅西夏译经图，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记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图下部绘梁氏皇太后及惠宗皇帝像。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是世上现存唯一的一幅译经图。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译经图

　　西夏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和汉文。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有大量西夏文和汉文藏传佛教经典。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中的一些西夏洞窟中，带有浓厚的藏传密宗色彩。西夏开创了藏族之外的民族接受藏传佛教的先例。西夏灭亡后，在西夏故地的蒙古皇子阔端接受了藏传佛教，印造西夏文、汉文、藏文佛经，后在武威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谈判，使西藏正式纳入元代的版图。

　　西夏封多位藏族佛教大师为帝师，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帝师。西夏帝师制度对西夏推行藏传佛教和以后元朝各代封藏族僧人为帝师都有重要影响。以前人们都认为封藏族高僧为帝师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封八思巴为帝师开始，但西夏改写了中国佛教史上封设帝师的记录。

　　从西夏历史可以看到，西夏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巨大贡献，党项族同祖国多民族大家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同其他各兄弟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有密切联系，并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的历史过程中。

　　(文/史金波)

  原标题 传奇西夏古国：五大成就奠定在中华文明史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