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说明的第二点，就是《三国演义》对于关羽的塑造，在价值的逻辑上，存在严重自相悖谬的情形。

　　比如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一节，本出于《三国志》建安五年关羽被曹操擒获一事：“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刘备被曹操打得无地容身，暂时投靠了袁绍，张飞也被打得不知去向，只剩下关羽，被曹军围困在土山上。“曹公禽(即擒也)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这是《关张马黄赵传》中的说法，而《武帝纪》中的说法是：曹操击刘备，“破之，生禽其将夏侯博。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而有关张辽与关羽的关系，《张辽传》(全称《张乐于张徐传》)中，只说了当关羽将曹仁围困在樊城的时候，曹操派遣张辽率兵去攻打关羽，解救曹仁。张辽还没到达，徐晃已经把关羽击败了：“关羽围曹仁于樊，会权称藩，召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辽未至，徐晃已破关羽，仁围解。”《先主传》也只做了如下说法：“五年(指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张飞跟关羽合在同一《传》中，并未言及此事。就是以上这样几处星点材料，被《演义》作者，演绎成那样一篇又一篇(包括后来的过关斩将、古城相会等)的感天动地的雄美文字。想象力和创造力确实非同寻常。咱们不必再在这里大量引用，只看其中张辽说服关羽投降，以免“三罪”，还有关羽投降曹操的三个条件。

　　张辽说关羽要是不投降，必死无疑，但这只是匹夫之勇，就这样稀里糊涂战死，却在身后留下三个罪过：

　　“当初刘使君与兄结义之时，誓同生死；今使君方败，而兄即战死，倘使君复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复得，岂不负当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刘使君以家眷付托于兄，兄今战死，二夫人无所依赖，负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

　　关羽被张辽说动了，于是提出曹操需答应他三个条件，然后才能投降：

　　“一者，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急急回报。”

　　再看曹操的表现：

　　张辽应诺，遂上马，回见曹操，先说降汉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为汉相，汉即吾也。此可从之。”辽又言：“二夫人欲请皇叔俸给，并上下人等不许到门。”操曰：“吾于皇叔俸内，更加倍与之。至于严禁内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辽又曰：“但知玄德信息，虽远必往。”操摇首曰：“然则吾养云长何用？此事却难从。”辽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操曰：“文远之言甚当，吾愿从此三事。”张辽再往山上回报关公。……

　　(关公)遂引数十骑来见曹操。操自出辕门相接。关公下马入拜，操慌忙答礼。关公曰：“败兵之将，深荷不杀之恩。”操曰：“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慰平生之望。”关公曰：“文远代禀三事，蒙丞相应允，谅不食言。”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关公曰：“关某若知皇叔所在，虽蹈水火、必往从之。此时恐不及拜辞，伏乞见原。”操曰：“玄德若在，必从公去；但恐乱军中亡矣。公且宽心，尚容缉听。”关公拜谢。操设宴相待。

　　咱们在欣赏这段文字的时候，其实还是应该留个心思想一想。首先张辽的“三罪”之三：“兄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汉室，徒欲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为义？其罪三也。”

　　张辽的所谓“共使君匡扶汉室”，是要关羽跟刘备一同怎样去“匡扶汉室”呢？如果关羽心中的“匡扶汉室”就是诛灭曹操，那他当下战死，不正是为了“匡扶汉室”吗？倘使如此，张辽就是劝关羽留得有用之身，将来诛灭曹操了，那他还配作曹操的将领吗？

　　还有关羽投降的条件之一：“吾与皇叔设誓，共扶汉室，吾今只降汉帝，不降曹操。”

　　这是什么话语，是汉帝让他投降，还是曹操让他投降？如果关羽认定曹操是汉贼，事实上他也真是这样认为的，许田围猎时他想拔剑去杀曹操，不是已经表现得很明朗了吗？汉帝和曹操既然势不两立，那关羽接受张辽说服，又当做何解释？

　　就这么简单地说一句，说是自己只是投降汉帝，不是投降曹操，这不是糊弄无知的幼童嘛！而有关此一问题更加严重的错谬，就是既曰“匡扶汉室”，何以有“投降汉帝”之说？本来就是一家人，哪有什么谁投降谁的问题？既然说是“投降汉帝”，那就是告诉大家，自己原来是汉帝的敌对者，至少是对立面。关羽既然饱读史书，“深明春秋大义”，敢问春秋大义即是如此吗？关羽的这种说法，刚好彻底地背离了春秋大义！这是什么写法？

　　所以我说《三国演义》塑造的关公，在“遵循”春秋大义的“价值逻辑”上，是存在重大问题的。仅就关公给曹操提出的自己投降的条件而言，文字的表达正好走到了自己所欲表达的反面去了。所以我说读书要用心，光长眼睛没长心，光任情绪不使用理性，是读不懂书的。对于没长心的人来说，眼睛越大，疏漏和错谬越多。

　　由于《三国演义》作者并不深明春秋大义，导致对关羽的塑造，在价值上产生严重偏曲，从而使关羽留在世间的形象，虽然是“义薄云天”，但其所持之义，却并没有真正指向民族大义和人间正义，而是转变成了单一而过甚的兄弟情义。中国后世的很多黑社会或者准黑社会的各种帮派群体，经常效法刘、关、张的桃园结义，歃血为盟时，都要说些：“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之类的话语，把江湖哥们之间的情义，高高置于人类、民族、国家和人间正义之上。这是读《三国演义》的朋友们，所必须注意和留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某人在评价与自己相交往的人时，往往说某人“够朋友”、“讲义气”。但其所评价之目标，却并不在于被评价者是否有人类情怀，是否有民族气节，是否坚持社会公正，而仅仅就是指称其人对朋友“够意思”。为了对朋友“够意思”，有时还必须违背社会公正，背弃人类共同利益，无视各种规矩，一门心思只替朋友提供方便，甚至为了朋友而违法乱纪，也被说成是“像关公一样讲义气。”所有这些情况，都与《三国演义》作者的不明大义有关，加上世人因为常常身处国家昏聩、社会黑暗的状况之下，不敢指望国家保障自己的生身安全和幸福，于是乎便想着“多个朋友多条路”，只要对朋友够意思，似乎就成了人间正义的化身了。

　　所有这些，都与关羽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于价值的根源处，并没有彻底摆正位置有直接、密切的重要关系。关羽在后世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后来似乎又有墨家的游侠精神等的渗入，这就使得世人对“义”的认识越加含混不清。尽管这种朋友之“义”，的确也是无情社会里的有情声音，但毕竟在根源上是不够正确的，所以效果上也就不能特别正大了。

　　至于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演义》作者竟然设立标题为“关云长义释曹操”，更是莫名其妙。既然已经把刘备当成正统和正义，当成独一无二的效忠对象，同时又认定曹操是汉贼，何以对关羽之放曹，依旧以“义”方之？如此，则关羽于“义”未明，也就更不待言了。其所谓“深明”的“春秋大义”，既没有指向“古今之通义”，又没有指向“一时之大义”，而仅仅以“一人之正义”为依托，指向江湖兄弟义气，从而拉低了读者的价值判断力，不过扰乱是非善恶的分别而已。对于关羽来说，在他所身处的时代里，“古今之通义”，是华夏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并无明显的具体征象可以依循。“一时之大义”，是扶持汉献帝，平息战乱，使黎民百姓免遭屠戮；明摆在那里，不用别人告知。“一人之正义”，单纯指向对他自己的君主刘备的忠贞不渝。就算是这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人之正义”，关羽依然含混不清。正因为“于义未明”，所以在言行上也就不免经常出些错谬了。这是《演义》作者故意如此写作，以表达关羽不忘旧情之可贵呢？还是关羽本人，根本就摆不正情与义的位置，这还真有些不好判断了。

　　当然，这个疏漏，既可能是《演义》作者们的思想水平不够，同时也有可能是《演义》作者们，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故意去谄媚流俗，好使作品拥有更多的读众而故意为之。同时，还有可能是为了首先完成对于诸葛亮光辉形象的塑造，而将曹操至于狼狈无及的境地，同时也将关羽撂在了情与义的中途半端。故意将关羽倒悬在情与义的悬崖之上，从而使作品更加惊奇好看。因为有关“华容道”一节，一方面是为了表现诸葛亮在智慧上远非曹操所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诸葛亮的“天不到灭曹之时”判断的准确性，同时又能让诸葛亮顺势卖给关羽一个人情，以便让他犯个大错误，将来更好驾驭。虽然一石数鸟，但却将关羽置于不明大义的境地。

　　关羽、曹操和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精心打造的三个古今难及的典型人物，而在三者之间，诸葛亮又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为了彰显诸葛亮，将曹操至于奸恶、狼藉的境地，符合《小说》的整体思想目标，曹操在《演义》作者心目中，原本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奸贼。为了塑造诸葛亮，让夏侯惇、让曹仁、让周瑜、让鲁肃、让庞统、让夏侯楙、让曹真、让孟达、让魏延、让司马懿等，受多少委屈也无妨，可是怎么忍心下此狠手，将自己想要塑造的正大忠义形象关羽，置于连最基本的小义都混沌不明的境地呢？

　　是为了塑造诸葛亮的需要，故意让关羽受点委屈，还是《演义》作者或者关羽，原本就不懂得何为大义？这个问题还真是不好说了。不过至少在《演义》中，号称忠义的关羽，在价值的根源深处，是不知何为大义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的说法，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敢情关羽“熟读《春秋》”，读的是《左氏传》，而不是《谷梁传》和《公羊传》。如此，则君侯只知春秋时期的大事，而并不深明“春秋之大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处理情与义的关系，大是一件难事。无义则人生猥琐、乏力；无情则人生冷酷，自私。说是要活得有情有义，偏偏情与义经常不能完全合一，往往还互相冲突。当此之际，如何处断？是义不容情，还是情不顾义？这是所有存在过和正在存在中的人们，在人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共同难题。不过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的目标，只在说明《演义》作者书写的关羽，因情而废义，与《演义》作者想要塑造的关云长“忠义千秋”的目标自相违逆，从而造成了如上所分析的重大遗憾，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虽然舍义而就情，有时显得比舍情而就义，更加可爱一些，比如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置整个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可爱得让人直欲拍手称快。但那毕竟不是正大的选择，因此也就并不可敬了。《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可敬而不可爱，猪八戒虽然不可敬，但却很可爱，也是这个道理。我们在不假思索地使用成语“重情重义”和“可敬可爱”的时候，经常会错误地把重情跟重义，当成同一回事；也经常会把可敬与可爱，不加分辨的混为一谈。

　　人生想要在处理情和义的问题上获得圆满，几乎是不可能的，圣人也不例外。所以直到今天，甚至将来也一样，有关孔子的“父子相隐”的说法，以及大舜处置自己父亲和弟弟的做法，永远都不会被人安静无争的完全接受下来，也永远不会被人急躁而不加分辨的彻底丢弃。当然，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咱们姑且放下这个另外的话题，走回到咱们自己的话语里。

　　尽管存在上述根本处的严重缺陷，但由于《演义》作者们艺术化创造的倾心投入，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关羽在后世人的心目中，获得了远远超过吴起、廉颇、李牧、马伏波，以及隋、唐、宋、元、明等时代里的武将，诸如程咬金、秦琼、薛仁贵、杨家将、岳飞、戚继光等的地位和影响。所有时代里的一切优秀率军武将，所有小说、戏剧中的一切军界英雄，谁都没有关羽在中国，甚至东亚文化圈内的地位更高，他被《三国演义》作者彻底塑造成了人世间的武将之神。若问武将谁最牛，三国蜀汉关君侯！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