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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风格多样，简而言之，则分婉约与豪放两体，明代张綖《诗余图谱》云：“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论词者向来都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而变者则自东坡始，宋人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为豪放词风的开创者，而贺铸则是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过渡者，似乎已毋庸置疑，然细观苏轼之前词坛创作，细较《六州歌头》的词牌特点，我们认为此类判断并不符合词坛实际。

　　北宋初年的词作《六州歌头·项羽庙》云：“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驱龙虎。鞭寰宇。斩长鲸。扫欃枪。血染彭门战。视馀耳，皆鹰犬。平祸乱。归炎汉。势奔倾。兵散月明。风急旌旗乱，刁斗三更。命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玉帐魂惊。泪盈盈。恨花无主。凝愁绪。挥雪刃，掩泉扃。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喑呜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功盖世。成闲纪。建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此词咏叹了楚汉相争中项羽从起兵到失败的历史过程，作者慷慨悲歌，充满风雷之色，词风苍凉激越，其风度神采不让于苏轼与辛弃疾的任何豪放作品。此词作者说法不一，一说为刘潜(仲方)所作，一说为李冠所作。据《宋史》记载，刘潜与石延年同时，石延年生于994年，卒于1041年，估计刘潜也大概活动于这段时间。另据钱建状先生考证，刘潜应该卒于1037年(《宋诗人刘潜卒年考》)，李冠约生于1019年，约宋真宗天禧(1017—1021)前后在世。而据莫砺锋先生考证，苏轼最早的编年作品始于熙宁五年(1072)，他的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则写于熙宁八年即1075年(《文体间的渗透——苏轼的“以诗为词”》)。所以，无论《六州歌头·项羽庙》是刘潜还是李冠的作品，我们都可以确定此词创作时间远远早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我们一直认为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是“穷塞主之词”，是苏轼豪放词风的先驱，但实际上这首《六州歌头·项羽庙》并不比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逊色。

　　这首《六州歌头·项羽庙》并不是个例，北宋初年词风豪放遒劲的作品颇多。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存刘潜词二首，另一首为《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惟见雕弓白羽，铁面骏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娥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此词吟咏昭君和番之事，笔力雄杰，阳刚气十足。与刘潜同时代的李冠之《六州歌头·骊山》也一直为人忽视：“凄凉绣岭，宫殿倚山阿。明皇帝。曾游地。锁烟萝。郁嵯峨。忆昔真妃子。艳倾国，方姝丽。朝复暮。嫔嫱妒。宠偏颇。三尺玉泉新浴，莲羞吐、红浸秋波。听花奴，敲羯鼓，酣奏鸣鼍。体不胜罗。舞婆娑。正霓裳曳。惊烽燧。千万骑。拥琱戈。情宛转。魂空乱。蹙双蛾。奈兵何。痛惜三春暮，委妖丽，马嵬坡。平寇乱，回宸辇。忍重过。香紫囊犹有，鸿都客、钿合应讹。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此词叙述杨贵妃的一生，写其“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得意、倾国倾城之美艳、“安史之乱”中的魂消魄散，抒发了作者的无限悲慨，风格遒劲苍凉。

　　北宋初年词坛词风不为婉约所牢笼的作品并非只有此几首，其他如欧阳修的《浪淘沙》(五岭麦秋残)借咏杨贵妃独好荔枝之事，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裴湘《浪淘沙》(雁塞说并门)写雁门关之雄伟阔大的景观，透露无限历史兴衰之慨；王禹偁《点绛唇》(雨恨云愁)表现了作者想建功立业的愿望，同时也隐含着人生失意的郁闷，风格清旷苍凉；潘阆《酒泉子》其十吟咏钱塘江潮水之磅礴壮观，赞叹弄潮儿轻松驾驭潮水的英勇无畏，传达出人定胜天的豪情，可谓大气磅礴；林逋《霜天晓角》(冰清霜洁)写词人对梅花的喜爱，歌咏的却是词人自己所怀有的那种梅花般高洁的品格，抒写梅花独立尘俗的高洁，暗含着对自己高尚品质的自许；寇准《阳关引》(塞草烟光阔)抒发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境界阔大，风格豪放。王安石今存词29首，多为深刻雄健、苍凉激越之篇，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称其“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龙榆生《唐五代词选》称其“笔力豪纵，不为妖媚语，一如其诗文”。我们现在都认为唐五代《花间集》树立了词的创作范本，形成了词体“要眇宜修”情感之特质，但从北宋初年词的创作现状来看，《花间集》的影响并未延续，北宋初年词坛生态依然表现出与唐代一样的状态。

　　《六州歌头》本为雄壮之曲。程大昌在《演繁露》中说：“《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文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旧唐书·音乐志》也云：“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郭茂倩《乐府诗集》云：“鼓吹，马上奏之，用之军中。”明代杨慎所撰《词品》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之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六州得名，盖唐人西边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氐州也。此词宋人大祀大恤，皆用此调。”清沈雄《古今词话》云：“唐人率多小令，《尊前集》载唐庄宗歌头一阙，不分过变，计一百三十六字，为长调之祖。苦不甚佳。按歌头系大石调，别有《六州歌头》《水调歌头》，皆宜音节悲壮，以古兴亡事实之，良不与艳词同科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六州歌头》这一词牌本身就限定词作感情需激越，风格需慷慨。从句式上来讲，《六州歌头》大量为三言短句，语短气促，这些三言句一气驱使，旋折而下，形成了“繁音促节”的艺术效果，刚好可以表达那种急迫排荡、激昂悲壮的情绪。清代词评家沈祥龙云：“词之体各有所宜，如吊古宜悲慨苍凉，纪事宜条畅滉漾，言愁宜呜咽悠扬，述乐宜淋漓和畅，赋闺房宜旖旎妩媚，咏关河宜豪放雄壮。得其宜则声情合矣，若琴瑟合一，便非作家。”(《论词随笔》)不同的词调具有不同的声情特征，有的和畅，有的苍凉，有的呜咽，有的妩媚，有的豪放雄壮，虽然“宋词不尽依宫调声情”，声与意往往并不相谐，但北宋紧随唐五代而来，咏题与选调之间并未完全脱离，词调所规定的词之规模大小，句子之长短，平仄之差异，节奏之缓急，都会影响词之情感的表达。所以，吴世昌先生《词林新话》卷一《词论》中说：“词之形式，‘豪放’‘婉约’，乃由题材决定，非欲故意创某派、某风，如写猎词岂能用闺房声？同一送别，与朋友送别和与歌女送别即大不相同，与家属相别更不同，……要在咏题与选调耳。”

　　从时间上来说，《六州歌头·项羽庙》产生于北宋初年，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产生于北宋末年，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产生于南宋初年，而苏轼则在北宋中期将豪放词风发扬光大，对于文学史的书写而言，我们很容易得出贺铸受了苏轼词风的影响，并成为苏轼与辛弃疾之间的过渡者的结论，也容易得出张孝祥受贺铸影响的结论。而从《六州歌头·项羽庙》早在苏轼之前就已如此激昂排荡、从《六州歌头》词牌本身的风格特点两方面，不难看出，实际上这样的结论都是想当然的结果，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苏轼并非豪放词的首发作家，范仲淹也不仅仅是北宋初年词坛豪放词的唯一先驱，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也并非受到苏轼的影响所致。一种文学体裁主导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丰富性与复杂性并不能为文学史家的主观逻辑所能预设。

  （文/许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