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热门《人民的名义》，其中最吸引人的角色，我认为还是反面之中的祁同伟厅长与高育良书记，这两人其实也很能干，也曾做过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然却信奉了相同的官场哲学——念兹在兹唯有官位。为了升官，一个可以去哭赵家的祖坟；一个可以批赵家美食城的条。由此可知，“进退”二字，考验人心，实在是一门大学问。遗憾的是，有太多的官员，如同祁、高一般，为了“官家风味”，忘了自己曾经的“寒士本业”。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截图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则是一直都知晓自己本是“读书寒士”，并常常与家人回味“耕读”滋味的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他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就一直在寻找退隐山林的机会。比如对捻军作战之后，他就坚辞回任江督，然而未得应允。他在与其子的家书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谕纪泽》，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曾国藩不想继续做官，倒也不是一下子就甩手不干，而是希望不做两江总督，只在军营之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的稳定，保障湘军的裁撤等各项既定方案都能得以平稳过渡。不再做官，其中也有私心，那就是要“知进退”，所谓“居大位享大名”的背后，其实有着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皇帝在盯着，百姓在盯着，同样其他大小官员也在盯着。故而越是位高权重，越是难免“大祸大谤”，曾国藩后来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置天津教案失当所遭致的谤议，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说，有时候工作、生活之中遭遇一些或大或小的凶险、咎害，也不见得不是好事，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再者，一旦做官任职，便要时时预备着罢官，时时想着回归平头百姓这个人生本色。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其实曾国藩的谨慎，还是因为他很看重自己的官声。他在另一家书中说：

　　官场自李少泉宫保而下，至大小文武各员，皆愿我久于斯任，不再疏辞；江南士民闻亦望之如岁。自问素无德政，不知何以众心归向若此？(《谕纪泽》，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时，南京官场自李鸿章(少泉)而下，大小文武官员都表示拥戴他再任此职，江南的士人、民众也表示了想望之情，“众心归向”让他也感慨万千了。

　　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不但在意自己的官声，而且还更在意如何保持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寒士本业”，时刻提醒自己以及家人，避免奢华的“官家风味”。关于“寒士本业”，细读曾国藩的家书，有一件事情特别有趣。那就是他也曾专门研究过书箱式样的设计，这一设计可供书架不够用，或不方便用书架的藏书者参考：

　　余近作书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后用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并开后仓板则可过风。当作一小者送回，以为式样。吾县木作最好而贱，尔可照样作数十箱，每箱不过费钱数百文。(《谕纪泽》，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这里说的何廉舫(1816—1872)，也即何栻，又字莲舫，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幕僚。曾国藩参考何廉舫的书箱大小，大约是长方体的，大小相同，出门则便于挑或运，在家则便于垒叠起来组合为一个书柜；前后两仓门板是活动的，可以打开前门作书柜，也可以前后门都打开而过风。他还担心曾纪泽不太理解具体做法，于是请身边的工匠做一个小的送回家作为式样参考。他还关心用做书箱的木材，便说家乡的木料既好又便宜，做上几十只也费钱不多，这是为了节俭。

　　那么做这么多方便挑运的书箱，其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在此家书中曾国藩特作了明确的交代：

　　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新居富圫，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同上)

　　做书箱，又是寒士所能备的书箱，不得讲求珍贵奇异，就是为了时刻保持读书的本业，不能说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官做得稳了就可以忘了读书。《论语》中有一句话，总是被人忘了后半句，那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曾国藩则是牢牢记得后半句的少数人之一。

　　为什么要保持读书人的本色呢？因为做官的人家，也保不定代代都能做官，故而曾国藩要告诫儿子：“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这一句，真的就该成为古今做官者的座右铭，如果不去贪图世代做官，那么官场的腐败就会少很多；如果心里还能想着自己的子孙也会是平头百姓，那么官场中的作威作福就会少很多。曾国藩确实是少数的清醒者，故而他要求自己家门外挂的匾额，千万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不可太过张扬，只可挂一个“宫太保第”，当时曾国藩获得了“太子太保”这个荣耀的虚衔，故如此称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国藩自己可以做到“寒士本业”，他的儿子也能有所约束，他的几个弟弟却不作此想。老家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富圫，修理旧屋的时候，在曾国潢(澄侯)的主持之下，还是搞得太过奢华，于是他便写信去责问，并作了一些安排：

　　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

　　修理一个旧屋，花费了七千串之多，比造一个新屋还要贵许多，可见其中的奢华了。曾国藩没有想到自己一生都在“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还是难免这样的下场。弟弟曾国潢在老家主持家业，诸多事项都能依从大哥，唯独“用财太奢”这点不能相合。屋子都造好了，那么怎么办呢？一生节俭的曾国藩只得说自家欠了曾国潢一千余金，现在也还不出，但将来必定寄还，这里也可知其决心之大了。

　　曾国藩故居之藏书楼

　　再说做官，曾国藩认为“不可有清名”，即使自己真的清廉，也最好不要有清廉的名声在外。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如其家人一旦买田造屋过奢，也会被人算在这个诸事不晓的为官者头上，以至于“名清而实不清”，不但为他人耻笑，还为“造物所怒”。也就说一不小心，便会落得个天怒人怨的下场，也未可知。故而，做官时要想到自己也曾是读书人，也曾是小百姓，不求清名、盛名，只求无愧吾心而已。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功名富贵又如何？王侯将相又如何？最后还不是一堆荒草没了？所以还是早早的做上几个书箱吧，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吧！何况又一个世界读书日(4月23日)即将来临了。

  （文/张天杰）

　　原标题：祁同伟、高育良念兹在兹的官位，曾国藩想当年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