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近代中国与中亚的地缘政治，就不能不提晚清名臣左宗棠，正是左宗棠击败沙俄入侵，平定了新疆叛乱，维护了祖国统一，才为后世中国与中亚各国保持长久稳定友好的关系打下了基础。

　　左宗棠被梁启超称作500年来第一伟人，他的传奇人生也为后世津津乐道。最近，《左宗棠传信录》出版，作者刘江华潜心研究十余年，通过查阅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还原出一个鲜为人知的左宗棠。本期“品读”，该书作者刘江华独辟蹊径，从对联的角度，对发生在左宗棠身上的逸事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对联在清代尤为兴盛，曾有这样一句话概括中国历朝文学成就：“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清对联”。当时的名士曾国藩、左宗棠等都撰写了大量的对联。作者通过对左宗棠对联的考证，去伪存真，从一侧面还原出晚清政坛上名臣之间的微妙关系。

　　逸闻凭对联与两江总督结亲家

　　真相对联令陶澍“激赏之”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这是左宗棠的第一首成名对联，于1837年(道光十七年)写给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当时的左宗棠26岁。

　　在此两年前，左宗棠到北京参加会试，本已被取为第十五名，不料后因湖南多录了一个名额，于是，揭榜时，就将他的试卷撤下，把多出的名额让给了湖北。这样一来，左宗棠被剥夺进士资格，仅取为“誉录”，主要负责章奏、谕旨等抄写，相当于文书之类，虽然也可以积功而获授官职，但左宗棠不甘屈就，毅然返乡为下一次会试作准备。

　　此时，左宗棠父母双亡，家境贫寒的他，只好入赘寄居岳母家。1836年，左宗棠曾在自己的书房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联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的贫困现状和远大志向。这副对联，后来被毛泽东改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以自勉。

　　出于生计考虑，1837年，左宗棠应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之邀，出任醴陵渌江学院山长(即校长)。

　　就在这年，两江总督陶澍在江西检阅部队后，向道光皇帝请假回家扫墓。从江西回湖南安化老家，途中要经过醴陵县。为讨好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醴陵县专门新修了馆舍让陶澍休息。馆舍修好后，醴陵县令请左宗棠为馆舍撰写一副楹联，装点门面。于是，左宗棠就写下了本文开篇提及的那副对联。

　　史料记载，陶澍看到这副楹联之后，“激赏之”，立即嘱咐县令将作者左宗棠请来。一见之下，“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

　　陶澍为何对这副楹联如此欣赏呢？原来，这副楹联既写出了陶澍平生最引为得意的事情，又表达了湖南人民对陶澍回乡省亲的期盼，故此让他十分高兴。

　　上联中的“印心石”指陶澍少时读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被称为“印心石”。1835年(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底，道光皇帝第14次接见陶澍。交谈中，道光得知陶澍少时跟随父亲在石门潭读书的情形后，温言劝勉，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予陶澍；“廿载”则是指陶澍离家为官已经二十年。道光皇帝接见并亲书题赠，是陶澍一生最为自豪的事情，经左宗棠这样一个远离庙谟的举子写出，说明此事流布甚广，陶澍岂能不高兴？

　　“八州”是湖南的古称。湖南行政区划几经变迁，隋朝时湖南省境设8郡，唐初改郡为州，唐高祖李渊时湖南置潭州总管府，管辖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南梁州、南云州、南营州8州，其中的潭州即现在的长沙，衡州、永州、郴州则沿用至今。对联中的“翘首公归”表达了湖湘子弟欢迎陶澍之情，与“大江流日夜”情景交融，打动人心。

　　1838年(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依然落榜。南返途中，他到江宁(今南京)拜访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将他留在总督衙门，安排幕僚和朋友与左宗棠聊天，还为其子陶桄求婚于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两家遂结为儿女亲家。

　　逸闻曾国藩左宗棠见面撰联互讽

　　真相两人多为书信往来

　　关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以联语互嘲的故事，流传极广。故事大致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意见常有不合，有一次，两人又争执起来，曾国藩出联云：“季子敢云高？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字季高，曾国藩此对联，将左宗棠的姓和字嵌入，责怪左宗棠总和自己过不去。左宗棠应声对曰：“藩臣多误国！问尔经济又何曾？”曾国藩，字伯涵，后改号涤生。最早取名子城，1838年中进士后改为国藩。左宗棠所对的下联，将曾国藩的姓和名嵌入其中，也含批评之义，实属巧对。

　　曾国藩和左宗棠撰联互讽，是否真有其事呢？这一逸事在多种笔记中都有记载，不过对联文字略有出入。比较典型的版本，有以下几种：

　　蔡丕《趣园记事》载：清朝曾文正公名国藩，少与左文襄公同学。左公号季高，微时尝以才智自负……时左公适幕于抚署，因戏作一联曰：“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左公曰：“藩侯(臣)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究何曾？”曾公大喜。

　　上面的说法并不准确。曾国藩比左宗棠大一岁，祖籍湖南湘乡，与左宗棠的祖籍地湖南湘阴相距至少150公里，两人小时候并不相识。而且，曾国藩从1833年(道光十三年)起到岳麓书院深造、第二年肄业并于同年中举；左宗棠1831年(道光十一年)曾在湘水校经堂(相当于岳麓书院的分校)和城南书院就读。因此，曾国藩“少与左文襄公同学”与史实不符。

　　而且从这个说法的上联“隐不在野，仕不在朝”来看，应是指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府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幕府的时间，是1852年(咸丰二年)到1859年(咸丰九年)。1854年(咸丰四年)出兵岳阳之前，左宗棠和曾国藩倒是能时常相见，彼此之间也有意见不合之时。但下联的“进未能战，退未能守”，似指1855年(咸丰五年)到1857(咸丰七年)曾国藩在江西为石达开所困之时。在此期间，曾左二人并未相见，只是书信往还，应该没有当面互相作联嘲讽的机会。

　　孙枟《余墨偶谈》所记的两人互讽，发生时间是曾国藩父亲去世之后：九江失利，曾力请终制旋里。一日，与左杯酒谈衷，曾出一联嘲左曰：“季子自命甚高，使气矜才，与我议论常相左。”左随答曰：“藩臣以身许国，知难引退，试问经济又何曾？”各以名姓相谑。

　　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曾国藩“终制旋里”之时，是1857年二月其父去世后。当时，曾国藩父亲去世，再加上他在江西处处掣肘，又时常为石达开所败，曾国藩便上折告假，借机离开此伤心地。未等咸丰批复，他就从江西军营赶赴湖南。期间曾国藩是否在长沙停留，并无记载。不过，即使曾国藩在长沙停留，且与左宗棠相见，估计也没有心思喝酒。而且对于曾国藩不等朝廷谕旨就匆忙回家的做法，左宗棠并不认同，多次提出批评，以致两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彼此不通书信。直到1858年，曾国藩才主动同左宗棠修好。当年7月13日(六月初三)，曾国藩接奉谕旨后再度出山，7月17日(初七日)从家出发，22日(十二日)抵长沙，始与骆秉章、左宗棠等人再度相见。

　　也就是说，在曾国藩丁忧期间，曾左二人并未见面，作联嘲讽之事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文/刘江华）

  原标题：左宗棠的对联人生：逸闻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