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魏晋文化史专家、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唐翼明

　　唐翼明是夏志清的高徒，博士论文《魏晋清谈》得到余英时先生赞赏并作序：“作者是非常富于分析力和批判力的。”魏晋文化史可谓是唐翼明治学的根基，如今他的新着《江海清谈》也尽得魏晋遗风。

　　《江海清谈》可以说是《江海平生》的姊妹篇。《江海平生》写经历见闻，以记事为主；《江海清谈》写思想感怀，以议论为主。名为“清谈”，乃源于唐翼明对此词的偏爱。他说：“清谈流行于魏晋，是当时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盛况远非一千多年后的欧陆沙龙可比。清谈的内容就是论辩说理，形式精致，讲究颇多。后人不明所以，以清谈为不切实际的空谈，甚至把清谈等同于今天闲人们的‘侃大山’，其实是莫大的误解。”他希望《江海清谈》是好的说理散文，有自己的见解，不赶时髦，不为他人立言，也没有八股气。

　　唐翼明喜欢《世说新世·品藻》的一个小故事：“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故事当中的桓公是桓温(312—373)，殷侯是殷浩(305—356)。唐翼明喜欢殷浩的答语，欣赏这句话里所张扬的那一种坚持自我的精神。“‘作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有淡泊之心、有作人的原则、有超然的气概，才安于‘作我’；有主见、有勇气、有自信，才敢于‘作我’。”这一番分析，可视为唐翼明的夫子自道。

　　当今学林谈陈寅恪似乎成风。唐翼明有一文《也谈陈寅恪》：“陈先生曾经下过大功夫研究过的十几种已死和半死的外国文字，大概也没有什么人去接着研究。人们之推崇陈先生，包括我在内，其实只是欣赏他所标举的十个煌煌大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就很够了。”唐翼明由此另有一番议论：“从前有些人攻击孔子提倡君君臣臣，是要人给君王做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君君臣臣是一种双向的要求，即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不是单方面要求臣怎样怎样。所以孟子后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说纣只是一个匹夫，而不是一个君王，因为他做得不像君王的样子。孔子其实是一个真正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孟子更发挥孔子的思想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能做到这样吗？至于以后的‘孔孟之徒’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那是‘孔孟之徒’的事，不是‘孔孟’的事。”如此见解，足见唐翼明深得魏晋清谈之妙。

　　陈寅恪有一首送给学生的诗：“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第二首)唐翼明读后，以为此诗语调幽默，看似轻松，实则是一首非常严肃的诗，更感叹如今很少有人注意到此诗中所说的“读书不肯为人忙”。他抒发己见：“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读书治学要有自己的主见，不随大流，不求时髦，而要真正做到‘从吾所好’，自得于心，达到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目的。要做到读书不为人忙，就必须放弃哗众取宠之心，沽名钓誉之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要放弃一切功利心。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要说今人很难办到，古人做到的也不多。”唐翼明切中时风：“读书要读‘有用’(有利于谋职、有利于赚钱)的书，写书要写‘有价值’(易出版、版税多、出名快，至少有利于提职升等)的书，至于读的书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读的书，真正喜欢的书，真正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书，真正能够使自己更完善的书；写的书是否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书，是否真正能表达自己意志的书，是否真正对生活与生命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书，则‘非所计也’。”以此观世，颇为中肯。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随着唐翼明的老师夏志清先生捧红了张爱玲之后，这句话也几乎变得家喻户晓。唐翼明另有议论：“但是张爱玲这句话可质疑的地方也很多。且不说出名早晚并非能由你自己说了算，更令人起疑的是，就算出名早了，就真那么好吗？且以张爱玲自己为例，她的《传奇》出版时名声鹊起，那时她还不到二十四岁，出名不可谓不早矣。但令人意外的是，张爱玲此后的岁月过得一点都不幸福。飘零异国，穷死他乡，遗体几天以后才被人发现。而最最令人遗憾的，是她在文学上似乎也江郎才尽，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惊世的作品。说得刻薄一点，如果她在二十五岁就死掉，几乎丝毫不影响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番议论，出自夏志清的得意门生，值得深思。唐翼明更深一层说，人出了名，好处固然不少，但坏处似乎也同样地多。他列的第三条是“开会多了，握手多了，电话多了，名片多了，从此失去了自我的空间，更无法潜下心来再读点书，加点油，充实一下自己。”环顾如今文化界的明星，多可作如是观。

　　本书中我很受震撼的是《换个角度看〈水浒〉》一文。一部从小看熟的古典名着，长大了再看，常有些新见解。唐翼明的见解更有新意。首先，他认为《水浒》的作者乃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且有点变态。“根据之一，就是《水浒》其实是一本写男人感情的书，男同性恋的情愫非常明显。梁山一百单八将之间的感情，简直浓到不可思议，‘哥哥’‘弟弟’们一见面就‘纳头便拜’，或‘抱头痛哭’，一分手就‘洒泪而别’‘不忍分别’，一睡觉便同床共炕，所以美国作家赛珍珠将此书译成英文时，把名字改为《All Men Are Brothers》，实在是深得作者本意，比原名还好。”唐翼明还有几个令人信服的根据：二是《水浒》中凡好汉都不爱女人。三是《水浒》中完全不写男女爱情。四是作者显然有一种“仇女”情结。五是作者写到男女之间的关系时，还常常流露出性变态的特点，包括性暴露、性偷窥、性虐待，甚至有性乱伦的味道。唐翼明又说，《水浒》的作者还有暴力狂、杀人狂的心理倾向。“梁山好汉的共同特征就是会打架敢杀人，越有名的英雄越会打架，越敢杀人。”他举了武松和李逵杀人的例子，发现：“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完全看不到被杀者的反应，他们的惊恐、他们的绝望、他们的惨痛、他们的哀号，仿佛都不存在，他们不过是一棵树、一株草，连被人宰割的猪羊都不如。这不是有意省略，也不是为了突出重点，这是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心态：他关心的是杀人者的痛快，而被杀者的痛苦是他所不在意的。”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唐翼明说：“‘文革’中居然有人大谈《水浒》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岂非完全扯淡？”旅美学者刘再复曾多次说过：“《水浒》对人性的摧残、对中国世道人心的破坏是非常大的。”所见与唐翼明略同。

　　唐翼明在书中多次引用《世说新语》的故事，放诸今日人事，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妙处。而他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又蕴含中国传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清谈中便多有启人心智之见。

　　《江海清谈》，唐翼明着，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文/李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