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又到了，又要吃粽子、划龙舟，纪念屈原啦！《幼学琼林·岁时》不就说了吗？“端阳竞渡，吊屈原之溺水；重九登高，效桓景之避灾。”

　　一、其实吃粽子划龙舟本来都跟屈原无关。

　　其实端午跟重阳一样是避灾。五月五日这一天，乃春夏交会，阴阳两气交冲之时，故曰午。午者，啎逆之啎也。人在这时最容易生病，所以要喝雄黄酒，挂菖蒲艾草、煮水洗浴、佩香囊等以辟厉气。包粽子、划龙舟以祭屈原，是后来附会到这个节日里来的，起于南朝梁代《荆楚岁时记》以后。

　　至于爱国诗人屈原，嗨，这称谓和形象也是后来形成的。

　　汨罗屈子祠

　　二、《楚辞》不是屈原作的

　　据《史记》所载及学者们考证，屈原是楚国的宗室，楚怀王十分信任他，常命其稿拟辞令，因此被同僚嫉妬。谮于王，遂被疏远。又曾出使齐国，想联合齐以抗秦。秦张仪则欺骗了怀王，使与齐绝交。楚要攻秦，又被秦所败，在外交上左支右绌。屈原劝谏，惹恼了怀王，竟遭放逐到汉北。后来虽得召回，可是怀王仍误信秦国之谋，入秦与秦昭王相会，被执，死于秦。其子即位，为襄王。仍不喜屈原，再度放逐他，最终投汨罗江而死。作有《离骚》《哀郢》《天问》等文。

　　《史记·屈原列传》(秭归屈原祠)

　　汉文帝时贾谊即曾作赋吊屈原；淮南王所网罗的游士们也作过《招隐士》召唤这位王孙归来；严忌作有《哀时命》把屈原之哀普遍化；东方朔的《七谏》则等于一篇屈原传论，以初放、沈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等一一叙论屈原的哀感；王褒《九怀》也类似，分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雍、株昭，以怀屈原；还有刘向的《九叹》，亦是如此，含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等；此外就是王逸的《九思》，悯上悼乱、守志哀时，情况也一样。

　　这些作品，刘向把它集编成《楚辞》一书，王逸续为增订，并作了《章句》。它们跟屈原的作品，无论体制、风格、内涵上都相涵相发，此唱彼和，共同形成一部混声大合唱，开后世仿拟某体之先河，为同一主题作品之大结集。

　　于是，我们就看见了一个荒谬的景象：历来文学史，常把《诗经》跟《楚辞》看成是同一类的东西，以《楚辞》直接《诗经》，说是屈原所作。

　　明万历刻本《楚辞》(资料图)

　　这是缺乏史学之基本条件或能力的做法，不能真正建立历史知识，为什么？

　　现在，我们若用可能是战国时人编的《周礼》来大谈周公的创制，用可能是魏晋人编的《列子》来谈战国时列御寇的思想，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可笑。然而我们在文学史上却大谈屈原的《楚辞》，不可笑吗？

　　《楚辞》乃是东汉顺帝安帝时人王逸所编，收罗了贾谊、淮南王、东方朔、王褒、刘向、班固等人，以及王逸自己之作，凡十七卷，上距所谓屈原，已相去约五百年了。可是我们却以之大谈屈原如何如何，仿佛《楚辞》就是战国时继《诗经》而有的一本集子，又仿佛即是屈原及其门人宋玉之作那样。

　　三、未必有屈原这个人

　　而且先秦文献绝不见屈原其人，后世所考证的屈原姓名与身世也疑点丛生，光是生卒年就有十几种意见。《史记》叙述屈原的一些话，恐怕也是褚少孙等人所补。而〈离骚〉中谈到的人物，更都是中原的，没有楚国的先王先公。至于屈原流放的时间、地点、次数，学者们考来考去，更是众说纷纭。

　　屈原画像(汨罗屈子祠)

　　故历来因为相信真有这样一位大作家，而去考证其生平履历，并试图确认《楚辞》中哪几篇是他所作，又各作于什么时候，而形成的“楚辞学”，其实只是一大笔糊涂帐。《楚辞》中根本与忠君爱国、哀时命、怨世沈江等无关的辞章，例如《九歌》《天问》《橘颂》等，那些楚辞专家们却都偏要朝屈原的身世与精神状态上去硬套，当然更会引发无穷争论。

　　四、汉人对屈原的建构

　　战国时逞口舌的纵横游士，到了汉代，尚未消失。刘项争霸时期，娄散、蒯通等都属于这一类人。文帝以后，诏废诽谤妖言之罪，除关禁，又诏举贤良，于是游士更进一步晋身于官僚体制中。情况与六国时诸侯及名豪公子养士，并没太大的不同。如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窦婴在平七国之后“游士宾客争归之”。

　　武帝以后，中央集权渐盛，丞相卫绾奏：凡治申韩苏张之言者，一体皆罢。又严助出守会稽，武帝赐书谓：“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均可证明汉初纵横之风仍盛，故武帝亟思抑遏之。仅有的一些.则渐渐都集中到他自己身边来。

　　可是游士一旦进入中央政府，成了皇帝近侍，士也就游不动了。武帝之本意殆亦在此。网罗才俊，赏其辞令之美，而实不免“俳优畜之”(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而且，战国时期的游说，是具自主性的。士凭本身才具，游走于诸侯间，嘘朽吹枯，足以纵横捭阖，颠动世局。诸侯王对之，亦是以礼敬的方式来供养他们。在中央集权的政体底下，游士却只能集中到皇帝这儿来，不再能有“此处不留爷，自有爷去处”的洒脱。在皇帝周遭，亦等同豢养，只能仰侍宠幸。情况与战国时迥然不同。

　　贾谊《吊屈原赋》(秭归屈原祠)

　　士之荣辱，皆不能自主，系于人主之爱恶，因此士的精神是抑郁的、屈辱的。一切理想及个人生命价值若欲实现，皆须仰待君王之赏识。而此种赏识，因是不能真正尊重并成就士之生命价值与个体尊严的，故士在本质上遂有生命之苍凉与失落之感。汉代辞赋，乃以此而一方面体现着士人在一个大一统的伟大帝国中的喜悦，开阔宏肆、宣畅着纵横驰骛的精神想象；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境遇中觉察到难以为怀的失落。

　　前者表现为对京都畋猎、郊祀宫殿等等的赞颂。后者则表现为《幽通》《思玄》，答宾之戏、解客之嘲，其主题就叫“士不遇”。

　　董仲舒、司马迁都写过《悲士不遇赋》。而士不遇亦并不是他们独有的慨叹，乃是汉代士人普遍的哀感。而这种集体感情所投射的对象，便是屈原。

　　但无论如何，在汉朝人心目中，屈原这个人及他这样的身世，是确实存在并与许多人有心灵共鸣的。

　　到底是屈原的身世遭际令他们兴感，抑或时代集体意识投射于此一人物身上，并创造出了如此这般的屈原，虽不能遽断；然而屈原和那一堆表达士人哀时命、悲不遇、效忠悃的辞赋，无疑最能说明汉代士人的特殊心态与处境。

　　这也就是屈原这一类辞赋被特别编辑起来成为《楚辞》一书的缘故。《楚辞》中大部分是汉人作品，但把屈原宋玉景差等一系列主题相近、风格相同、体制相仿的作品集编在一块，正是一种文学传统的建构。

　　而且，透过汉人这样的编辑作业以及对文学传统的建构，使人产生《楚辞》等于屈原作品，且是紧接着《诗经》的作品之印象。许多诗史文学史在《诗经》之后便接着大谈《楚辞》如何如何，浑没考虑到《楚辞》根本是汉代所编，其中且大多为汉人所作〈若以王逸本为准，时代大概已到了东汉顺帝以后。而所谓屈原之作品，更皆已由汉人修润过。

　　这只能说是汉代把这个传统塑造得太成功了，所以才令人产生如斯错觉。

　　屈原画像(资料图)

　　五、屈原怎么又变成了爱国诗人？

　　屈原是汉人早已推崇过的，但宋人所见，颇与汉人不同。

　　从汉到唐，看屈原，都是有褒有贬。贬的说他露才扬己，褒的则是拿屈原替自己高洁而不遇的生命做类比。喜欢屈骚的人，也只从哀志、伤情等角度来看其文辞特色，谓其怨悱，足当“发愤为文”之典型，如韩愈说：“楚，六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送孟东野序)、裴度曰：“骚人之文，发愤之文也。雅多自贤，颇有狂态”(寄李翱书)，都是这样的论点。

　　依此评价，《诗》《骚》便异，李白诗：“大雅久不作，哀怨起骚人”，论此最晰。说后世诗人均受屈子哀怨精神之影响，以致《诗经》的大雅之风久已不闻。

　　宋人的讲法，则一是把《诗》《骚》关联起来，以诗统骚；二是改造屈原的形象。

　　所谓以诗统骚，是指宋人把屈骚纳入“诗经解释学”的传统中去看。例如晁补之〈离骚新序〉反驳班固对屈骚的批评，说你班固都晓得司马相如的赋里那些虚饰夸诞之辞略如《诗》之风谏，可你为什么偏要怀疑屈骚里的夸饰呢？以“经”来责屈之夸诞，并不合理：“原之辞，甚者称开天门、驾飞龙、驱云役神，周流乎天而来下。其诞如此，正尔托谲诡以谕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浅议已，如庄周寓言者，可以经责之哉？”(鸡肋集·卷三六)

　　以诗经批评楚骚，乃汉唐论屈之主流，故晁以诗之风喻替屈辩护。名为“新论”，正可见以往皆不如此看。宋人论屈，大抵均由此取径，至朱熹《楚辞集注》而集其大成。

　　据《浩然斋雅谈》载黄山谷章子厚之说云：“九歌盖取诗国风，九章盖取诸二雅，离骚盖取诸颂”，已与这种解释相似。先解释《诗》，再将屈骚一一比附于《诗》之传统中，形成一种诗化了的楚辞学。

　　把骚跟诗连结起来看以后，屈原的形象便也扭转了。由汉到唐，论屈原失志而怨悱为文者很多，却几乎没有人称扬屈原的忠爱。也就是说，屈原显示的是一种个人性的哀怨，以致成为士不遇的代表。

　　可是宋以后，对士的要求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个人穷通，非所萦怀，关心的是家国兴衰、天下治乱。故屈原就应该如杜甫般，每饭不忘君，不能再如颜延之〈祭屈原文〉：“兰薰而摧，玉缜则折，物忌坚芳，人讳明洁。曰若先生，逢辰之缺”云云这样，只做为一个生不逢辰的象征。

　　苏轼《屈原庙赋》(秭归屈原祠)

　　苏轼《屈原庙赋》说：“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跟颜延之的视野就完全不同，认为屈原是对宗国即将颠覆而忧。

　　后来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此大加发挥，并在后叙中说：“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具亡哉！”大有借屈原表达自己做为一个天下士的信念之意味。

　　秉此信念而注《楚辞》，其内容当然就跟古代迥异，如《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王逸注：“伤己命禄，多忧患也”，洪注则说：“此原忧世之词”。又总括屈骚之旨，曰：“离骚二十五篇，多忧世之语”。洪兴祖也注过杜诗，有《杜诗辨证》二卷，在他的诠释下，杜甫和屈原都是感时忧国的典范。

　　稍后的朱熹注，依然沿续这个思路，序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擦泪讴吟于其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深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

　　不以词人之赋视屈，亦与陆游说莫只以诗人看杜相同，重点是要人学习他的爱国情怀。屈原的形象，便因此而重构了。

　　历史，流变纷纭啊！

　　(文/龚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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