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着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4)商鞅变法：历史的意义与比较的视野

　　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变法始终是最强音。魏国李克(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秦国商鞅，都在国君的支持下力行变法。只有商鞅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根基，而且影响中国的世道人心长达两千多年。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泽东亦曾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者，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

　　商鞅变法

　　公孙鞅入秦

　　商鞅本名卫鞅，出自卫国公室庶裔，故又名公孙鞅。最初在魏相公叔痤(？-前361)门下跑腿，任职中庶子(大约是侍从官之类)，颇得赏识。公叔痤，就是当初挤走吴起的那位仁兄。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率领魏军大败韩赵联合部队，魏惠王亲自郊迎。公叔痤谦逊地说，我军取得胜利，不是我的功劳，全赖吴起当年培养的特种兵“武卒”，勇猛善战。这句迟到的公道话，给吴起的后人当即带来20万亩田地的赏赐。可是对于吴起本人来说，已经太晚了。次年，公叔痤就病重去世了。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商鞅有才华，“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临终病重之前，才向魏惠王极力推荐。由于此前缺乏铺垫和历练，不为魏惠王所采纳。公叔痤发狠话说，不用之，即杀之，为了魏国的国家安全，也不能让商鞅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理都懒得理。公叔痤死后，商鞅没有了工作，恰好新即位的秦孝公(前381出生，在位前361-前338)发布《求贤令》，广招人才。商鞅于是来到秦国。

　　商鞅的两次变法

　　商鞅入秦后，其变法的主张与秦孝公不谋而合，与秦孝公促膝而谈了好几天，深得圣心，于是秦孝公安排他与国内的保守派官员辩论变法利弊。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虽没有说服保守派，却进一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令。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层什伍组织和治安联保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其实是对秦献公社会管控方面的基层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其次，建立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为国征战，立功受奖；戮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经商或懒惰而致贫者，官府没收为奴。商鞅的激励机制，不仅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而且有明显的经济与产业导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为此，就必须限制宗室贵族的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若无军功，不得列为贵族；普通民众因为军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

　　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咸阳，改革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层面：“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它包括社会、行政、经济三方面内容：

　　废井田开阡陌

　　一是强制民众分家析户，建立一个小型化个体家庭组成的社会；二是进一步推广县制(县直属中央政府，与属于封君的封邑不同)，把小乡合并成县，共31个县，设置县令、县丞；三是废除井田制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以封主占有土地、庶民为其耕种，但是产权不得转让的土地制度，商鞅废除井田制，民得买卖土地，产权可以转移，激发了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史记？秦本纪》说，商鞅的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四是颁布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商鞅之流的法家重农抑商，这些措施却有利于促进商品交换。

　　商鞅的改革两手抓，一手是抓军事，能打仗、打胜仗；另一手是抓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利出于地”、“名出于战”，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促进农耕和有利于战争方面去。“治国能抟民力而一民务者，强。”(《商君书？壹言》)“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商君书？刑赏》)这个体制坚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

　　商鞅变法的特点

　　变法首先从建立法令的信誉入手。徙木立信是其突出例子。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门，张榜募人搬运到北门，赏金十斤。当时，十斤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全部财产。以如此高额的赏金募人完成如此简单的工作，秦民议论纷纷，不肯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广而告之。秦民激动万分，有人跃跃而试，官府当场兑现奖赏，全国哗然。政府法度是可信的！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后，商鞅才开始颁布一条条改革法令。

　　徙木立信

　　法令既颁，严明赏罚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就是成败的关键。太子驷在贵族们的鼓动下犯法，商鞅认为，太子身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是，太子的师、傅要为其行为负责。于是，给公子虔、公孙贾，分别处以割掉鼻子、脸上刺字的刑罚，震慑了整个贵族阶层。至于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即予爵赏。要维护政府信誉，必须做到信赏必罚。高官违法，同样处置；庶民有功，兑现奖赏。法律有尊严，改革才能成功。。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线图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绝对遵从，构建一个不容挑战的社会秩序。“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商君书？修权》)“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王权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荣誉，对所有的民众开放，这是对尊君的辅助。只要有军功、有才能，都可以获得政府职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称之为“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刑赏》)“一断于法”的法治第一主义，否定了贵族血统的特权，也要求君主“以法治国”(此为韩非语)：“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此治之至也。”(《商君书？君臣》)平民主义、法治主义，与君主独尊相辅相成，对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有着重大影响。

　　商鞅变法，不仅有原则规定，还有着十分详尽的实施细则，有很强的操作性。

　　比如，以奖励农耕而论，仅田间管理方面，从播种工作开始，对于下种的数量，法律就有详尽规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种稻，每亩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麦子每亩一斗；黍米每亩三分之二斗；叔(菽，即大豆)每亩半斗。政府用法律来指导农民种田，保障先进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对于农田作业管理精细如此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法律还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向中央以书面形式定期详析汇报农作物生长情况，包括受雨分数、抽穗的田亩数，已开垦而未耕种的田亩数，水旱之灾、病虫害及其他灾害损伤稼禾的田亩面积、受损成分等。

　　牛是农耕之本，秦国每季(分别是四、七、十、正月)举行一次耕牛健康评比会，优胜者有赏：田啬夫赏酒一壶、干肉十条，饲牛者免除更役一次，牛长赏赐资劳三十日。低劣者有罚：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耕牛的腰围瘦了，每减一寸，主事者获鞭笞之刑十。乡里层面的耕牛考核，优胜者赏赐里典资劳十天，低劣者鞭笞三十。每年对各县驾车用牛也有考核。畜牛十头以上，一年间死亡三分之一，畜牛不满十头及领用牛一年间死亡三头以上，主管牛的官吏有罪，养牛的徒夫有罪，县令、县丞也有罪。如果饲养十头母牛，其中六头不生小牛，负责养牛的人有罪，其他有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又如，商鞅建立的秦国军功授爵制度，爵位直接与战争业绩挂钩，十分具体细致。士兵斩首一级，就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区，仆从数人。斩获两个首级，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落实在军队生活中，有更具体的规定。大体说来，三级爵位的士兵，伙食标准每天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各一盘。两级爵位的士兵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大约仅能吃饱肚子。正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文书规定的：“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爵位不同，士兵的伙食标准也不一样。与普通士兵仅能以粗粮果腹不同，有爵位的上等兵士，伙食的数量和质量都享受更高的标准。(《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

　　秦军功爵制还规定，根据爵位高低，可享受不同标准的“传食”待遇。秦代官吏出差，都要住在官办的传舍(招待所)里。传舍对于住宿的各级官吏及其随员，根据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供应不同标准的伙食。这个规定当时叫做“传食律”。

　　总之，商鞅的变法措施，具有系统性；内容细致周密，具有可操作性；商鞅身亡后仍然能推行下去，说明它符合秦国的社会实际，具有持久性。既然如此，为何商鞅却被施以车裂的酷刑，死于非命呢？

  （文/张国刚）

  原标题：身死法存：商鞅变法如何为中国两千年历史奠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