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资料图)

　　古人所谓“三十而立”，作为建立家庭、确定职业的社会学号召，今天也并未失效。但是，如果说它期望人们而立之年便找到理性与信仰的最后宿营地，就多少有些不切实际。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王国维(1877—1927)。

　　1907年，王国维写了两篇序。第一篇回顾了十多年来“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的求学经历，以及最近五六年来苦读汗德(1724—1804，通译康德)《纯理批评》和叔本华(1788—1860)《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的心路历程。第二篇是精神反思。他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还说：“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生平回顾不轻松，精神反思更痛苦。被郭沫若(1892—1978)誉为“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的国学大师王国维，30岁以后的治学经历同样复杂。吉林大学的罗继祖(1913—2002)教授是罗振玉(1866—1940)的孙子，幼年见过世家前辈王国维。1982年，他曾总结王国维一生的治学五变：大抵先生之学屡变，光绪辛丑(一九〇一)、壬寅(一九〇二)之间，始研究西洋哲学，醉心于尼采、叔本华之学说，一变也；先生初好为诗，至乙巳(一九〇五)至丁未(一九〇七)之间，弃哲学而转入文学，喜填词，二变也；是年入都，鉴于中国文学最不振者莫如戏曲，于是专攻戏曲，三变也；辛亥(一九一一)革命，避地日本京都，于是悉摒弃以前所学改而治古史、古文字及训诂音韵，四变也；乙丑(一九二五)就职清华，课余兼治西北地理及辽金元史，五变也。

　　依罗继祖的说法，王国维30岁后辞别可信的哲学研究，也无意于可爱的文学创作，而是在考证中找到了统摄可信与可爱的不二法门。三变、四变而五变的治学范围越来越偏僻，要求的专业技术越来越精密，但也正是它们，让王国维的学术人生越来越丰厚，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然而，言必有据、传信不传疑的考证，又怎能最终了结王国维既要可信、更要可爱的唯美情结呢？正当德国东方学术研究会拟聘50岁的王国维为名誉会员之际，1927年6月2日，他却选择了颐和园的昆明湖。70年来，人们不绝如缕、兴趣越来越浓地破译这个永远难有真正谜底的自杀之谜。其实，如果我们是读书人，就不难发现王国维一生都在可爱与可信之间痛苦地徘徊。从哲学到文学，从文学到史学，表面上是从可信转到可爱又回到可信，实际上唯美理想与残缺现实之间的冲突性张力越来越强大。谁都必须承认：唯美理想只是可爱的，残缺现实则不得不可信。如果承认这一点，你还必须承认：王国维因爱而痛苦、为爱而自沉，这种爱成就了王国维令人景仰的学识，却毁灭了他的肉身。

　　王国维敢爱，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变得越来越不敢爱了。思想是可爱的，学术是可信的，但知识界好些新锐人士宁愿“思想淡出”，进而“学术凸显”。此处的是非曲直可能不易判断，但文化是可爱的，经济是可信的，拜金主义者居然使“读书无用论”变成时尚、变成光荣，至少我是很感叹的。

　　还是回到“而立之年”的关键词。我们这代人生于“文革”时期，有的已经而立，有的即将三十。30岁以前我们有很多东西不明白，从今以后我们该怎么明白、又该明白些什么呢？不管是不是读书人，有机会且多读读90年前王国维的这两篇文字。要说目的，也许就是为了证明——尽管文化压根儿没有经济那么可信，但它是可爱的；缺了它，我们这个时代等于丧失了灵魂。如果是读书人，就该像王国维一样——既通过考证而传信，更敢为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唯美理想而爱！

　　知识分子必须有思想的追求，正如社会必须拥有理想与信仰一样。我们不一定要到30岁才知这一理念绝非虚文，但30岁后，我们会像王国维那样体认得更加深切。

　　(2016年2月28日修订完毕)

　　*原载《海南日报》1997年10月19日，第4版，作者：杨海文。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