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书法之所以写得漂亮，与他长期临帖、练习书法是分不开的。纵观沈从文先生的书法练习和创作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少年求学阶段

　　据沈先生《从文自传》回忆，沈从文出生后，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奔波，他幼小时的教育主要得益于母亲。母亲出生于凤凰的书香门第，外祖父是凤凰最早的贡生，也是文庙书院的山长。母亲知书识礼，自小对他管教甚严。沈从文四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已认识600汉字。小他四岁的弟弟沈荃出生后，母亲忙不过来，便将5岁的沈从文和两个姐姐送到一女先生处念私塾。由于他年纪小，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间少，坐在女先生膝上玩的时间多。

　　6岁时，沈从文单独上了私塾。那时的私塾，除了识字，就是写字、练字。天性聪颖的沈从文，不仅识字快，背书厉害，字也写得很好，慢慢便滋生出一种读书很简单轻松的想法，随后便不断发生逃学的事来。

　　13岁时，沈从文进了新式学堂。学堂不用背诵经书，老师不随便体罚学生，星期天还放假一天，他不再逃学，然而，常常人在课堂，心在外面。“一到星期日，我在家中写了十六个大字后，就一溜出门，一直到晚方回家中。”

　　凤凰是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地方，文化氛围也相当好。当地人有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爱好，孩子们从小就练字、描红，稍大一点，开始临帖。学书学画，蔚成风气。自幼聪明伶俐的沈从文，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自然打下深厚的功底。

　　青年从军阶段

　　1919年，沈从文17岁，在父母的安排下，走上了当兵吃粮的路。先到湘西地方的清乡部队，因为年纪小，没有具体事务，便自己练字。“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奋去写小楷字，一写便是半天。”

　　1921年，沈从文来到芷江，投奔警察所长的舅父。他在警所当办事员，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不久，警察署兼管了本地屠宰税，他又每天填写税单。这每天的抄抄写写，就是练字。因为舅父和亲戚喜欢作诗，沈从文虽不会作，却学会了看诗，“我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工作得很有兴致。因为盼望所抄的诗被人嘉奖，我十分认真的来写小楷字。”“我已从那些本地乡绅方面学会了刻图章，写草字，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

　　这年3月，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他被推荐为当时因公死去的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治贤书写了墓志铭，刻于青石碑上。

　　这是一块两米多高的墓碑，碑额刻有“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君治贤墓志铭”15个大字，字体为长形篆体。碑刻正文部分为楷书，内容详细记录了段治贤的生平和为剿匪作战而死的事迹，共14竖行，每竖行42个字，字字句句从头到尾字体匀称，苍劲有力，有独有连，看似一幅完美的书法作品。碑文落款处刻：“潭阳(今芷江)邓其鉴撰文;渭阳(今凤凰)沈从文书丹;渭阳沈岳焕(沈从文原名)篆额。”立碑的时间为“民国十年(1921)岁次，辛酉二月谷旦”。

　　1987年，黄永玉从怀化一位博物馆朋友那里，得到了这块碑文的拓片。一看，字体俊秀而神风透脱之极，赶忙同好友黄苗子分享，黄苗子看了说，这真是不可思议，沈从文当时才19岁，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书法！其后，黄永玉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静静地哭了。黄永玉妻子张梅溪说：“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你好神气！永玉60多岁也写不出。”

　　1922年，沈从文辗转从常德赴保靖，投奔陈渠珍部队。开始没有入队，每天无所事事，便经常帮那些书记们抄抄写写。因为字写得漂亮，有一次一个姓熊的高级参谋见到，问清了情况，便安排他做了月薪四块钱的司书。“每天必到参谋处写字，事做完时就回到表弟处吃饭睡觉。”不久，因工作能力强，字写得好，他被调到参谋处，月薪也加到六元。“我的几个字使我得到较优越的地位，因此我更努力写字”。

　　沈从文因写字而“发迹”，就更加发狠练字。“我得临帖，我那时也就觉得世界上最使人敬仰的是王羲之”。“我于是当着众人业已熄灯上床时，还常常在一盏煤油灯下，很细心的用《曹娥碑》字体誊录一角公文或一份报告”。他将每个月的薪水积攒起来，用于买字帖，这些字帖是，6块钱的《云麾碑》、5块钱褚遂良的《圣教序》、2块钱的《兰亭序》和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五个月内就买了17块钱的字帖。因为沉溺于临帖，写字大有长进，他常常得到同事和上司夸奖。“各地方皆贴着白纸的条子，用浓墨写明所属某部，用虞世南体端端正正写明，那纸条便出自我的手笔。差弁房中墙上挂满了多种大枪小枪，我房间里却贴满了自写的字。每个视线所及的角隅，我还贴了些小小字条，上面这样写着：‘胜过钟王，压倒曾李’。因为那时节我知道写字出名的死了的有钟王两人，活着的却有曾农髯和李梅庵。我以为只要赶过他们，一定就可独霸一世了。”

　　2003年11月，沈从文先生的次子沈虎雏偕夫人一行四人，为编纂《沈从文全集》，核实“沈从文年鉴”，不畏严寒，从北京千里迢迢专程来到湖南保靖县档案馆，查阅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父亲沈从文在保靖的有关史料。他们看到当年湘西十县联合乡自治那一卷卷用毛边纸墨笔字抄写的和胶墨石印的文件、报刊时，反复对照字迹，认定了部分手抄件和石印件就是当年他父亲在统领部任书记员时的手迹。

　　成年写作阶段

　　1923年，沈从文离开保靖，来到北京，“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法毕业的学校，来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他开始准备在北京上学，后来从事文学创作。那时候写字都用毛笔，可以说他每天都在写字。当时他住在京城湘西人办的“酉西会馆”中，生活十分清苦，写出的稿件寄出去，基本上泥牛入海。直到郁达夫接到他的信件后，前来看他，才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着名作家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对老师沈从文的书法作了描述：“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20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不知道沈从文的这则启示有没有人呼应，这一“卖字”的举动至少包含两方面意义：一是沈从文对自己的字开始看好，有几分自信;二是破例为朋友“义卖”，反映出他对朋友的困难真诚相助、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怀。

　　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在上世纪三十四年代的一批文人作家中，沈从文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半个书法家了。他擅长楷书、章草及行草，精于书画及文博鉴赏，还专门撰有评论古今书法的文章，对宋四家、近代文人名家的书法都发表了颇为独到的见解。不过和许多名家相比，沈从文常自称从没进过什么洋学堂的“乡下人”。

　　中年转业之后

　　全国解放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创作，离开了北京大学，转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他被分配到陈列组，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参加布置陈列室，编写文物说明，抄写陈列卡片等。这些，都离不开写字。后来，他又做一些研究工作。

　　文革期间，沈先生手上有五六十个专题研究，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唯一的休息就是每天晚上写写字，作为消遣。1978年的夏天，作家荒芜写过几首小诗送给沈从文。其中一首写道：“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诗中所说的“小小斋”，指的是沈先生当时住的一间小屋。他自己称其为“小小窄而霉斋”。沈从文在此安身立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地研究中国服饰、团扇、铜镜等等。

　　沈先生写字，用的是七分钱一支的毛笔。字里行间，往往加上许多批注，结尾又常有评论书法的长跋。习字完后，不论条幅长短优劣，随手扔进废物篓子。荒芜先生回忆说，“每次到他那里去，临走时，总从篓子里捡出十幅八幅，捆扎以归，后来都被朋友们当作宝贝抢走。”

　　1969年底，沈老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农村，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身体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仍坚持写字。“乡居独处，因常用八分钱毛笔，就一破碟醮墨作书”;“一九七○十二月于双溪丘陵高处，在零下数度中，用小学生习字笔，就小瓶口醮墨水作成。房中时已微冰。”(《文字书法发展》跋)

　　到了晚年，沈从文先生的字越来越被文艺界朋友们看好，请他题名，向他索字的也越来越多。对于题写大名，他总是很谦虚，能推辞就推辞。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而对朋友们的索字，他总是有求必应。

　　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的母校凤凰文昌阁小学请他题写校名。他思索一会，说：“我的老师田名瑜先生还健在，他的字写得比我好，应该请他写。”便推辞了。田名瑜是沈从文的老师，也是文昌阁小学走出去的诗人、学者和书法家，早年加入南社，解放后任国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湘西老一辈人的道德学问精神代表”(黄永玉语)。

　　1982年5月，沈老在黄永玉等陪同下，回了一趟故乡，这也是沈老最后一次回乡。这年12月，沈老的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出版，共得版税9700多元，他在此基础上再加平时积蓄，补足一万元整数捐给母校文昌阁小学，并给校长写了一封信。后来学校用这笔钱盖了一座藏书楼，准备命名为“从文藏书楼”，请他题字。他知道后，赶紧回信说：“绝不能以我的名字命名，这与我希望的完全不同，就叫‘藏书楼吧！”他只题写了“藏书楼”三字寄回去。

　　这次回乡之后，沈从文携夫人张兆和一起去张家界，第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太灵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说到要派人陪他时，他说，我写字有个习惯，要一个人写，不愿意别人在旁边看。管理处的同志想，你一个80岁的人了，我们让你一人在宾馆，怎么放心？所以说了句，怕你一个人不方便。沈先生很敏感，说，至于身体，我最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

　　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先生写了“张家界”“金鞭岩”等好多幅字。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您老人家了。

　　1983年，沈从文得了脑血栓病，左半身瘫痪了。有一天，凤凰籍同乡、原中宣部副部长刘祖春前去看望。恰好那天家乡凤凰来了三个人，请沈老为家乡新开的一个旅游点——“齐梁洞”写三个字。沈从文已经不能拿毛笔写字了，夫人张兆和叫刘祖春代笔。刘祖春自谦地推辞，张兆和一定叫他写，沈从文也点头，刘祖春只好从命。家乡来人把这个溶洞叫做“奇梁洞”。沈老说，“不是的，是齐梁洞”。于是刘祖春在沈从文书桌上写了“齐梁洞”三个字，上款是“沈从文先生嘱书”，下款落上刘祖春的名字。字写好了，张兆和一面拿给沈从文看，一面笑着助兴说，“你看，祖春写的是一笔‘伟人’字。”沈从文像孩子般地开怀大笑起来。

　　沈从文先生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道，我用的笔是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1982年2月9日，在给赵瑞蕻夫妇一信中说道：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恰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因此给人交字时，他总要交待，不要裱，找块大一点的木板贴在上面也行。

　　这是沈老一贯谦虚为人的表现。

　　(节选自《沈从文的“写字”及其书法艺术》一文，原刊于文艺生活·上旬刊2016年11期,原标题：沈从文：一辈子都在“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