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慧宗杲(1089—1163)，宣州宁国县(今安徽)人，号妙喜，字昙晦，属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宗杲提倡“看话禅”，主张通过参究语句，超越语句，祛除杂念，最终觉悟自性。宗杲的“看话禅”与宏智正觉的“默照禅”是宋代禅宗内部影响最大的两大禅法。宗杲与儒者士大夫交往密切，这些士大夫多为朝廷重臣，位高权重，如侍郎曾开、提刑吴伟明、中书舍人唐文若、参知政事李光、侍郎徐林以及吏部尚书汪应辰等。他们对宗杲禅法的亲近与护持，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临济宗的社会影响力，为推进宋代临济宗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浚(1097—1164)，抗金名将，南宋名相，字德远，号紫岩居士。他对佛教深有体悟，是着名的佛教外护，主张佛教有益于世教。张浚终生信佛，与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师徒交往密切，后成为宗杲传法最得力的外护。宗杲离世前，曾给张浚写信，嘱其继续护持“吾宗”。在张浚影响下，其母计氏、兄张滉、子张栻皆信佛。《居士分灯录》有其传，将其列为圆悟克勤法嗣。据张浚语，其在四川时，见圆悟克勤，克勤对弟子宗杲禅法所达到的境界给予极高评价和赞赏，希望张浚能对其予以扶持。张浚后延请宗杲任径山能仁禅院住持。《大慧普觉禅师塔铭》(以下简称《塔铭》)即张浚撰写。在《塔铭》中，张浚由赞叹临济宗禅法的独特与高妙谈起，认为宗杲得临济正传，大振本宗宗风，法裔繁盛，冠于一时。《塔铭》又载，宗杲于政和六年(1116)请中书侍郎、尚书右仆射张商英(1043—1121)为黄龙派湛堂文准写塔铭，张商英与宗杲对答，颇欣赏其禅法，赠号“妙喜”，字“昙晦”于宗杲；宣和二年(1120)，宗杲再次拜谒张商英，张商英提到宗杲见圆悟克勤之事，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同时，张浚在《塔铭》中重点提到宗杲道法的兴盛以及宗杲与张九成等名士重臣的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张浚在《塔铭》中还提到，宗杲晚年退居明月堂之后，曾向张浚言“先人不幸无后”之事，请求其为自己寻继承者。张浚甚为钦佩，遂奏其族弟道源奉其亲。我们由此日常记载，可以看出宗杲的义笃君亲，以及他和张浚的交往之笃。另外，在《大慧普觉禅师语录》所载《答张丞相(德远)》中，宗杲向张浚提到修习体悟及修道要领，即不退菩萨道，不舍菩萨事，不舍大慈悲心，修习波罗蜜等。如此，则自然能祛除烦恼，去分别心，达至自性清明、圆满无碍的境界，行住坐卧皆妙道，日用常行皆修行。

　　宗杲去世前，除给至交张浚写信之外，亦给丞相汤思退去信，希望其继续支持“本宗”。汤思退(1117—1164)，字进之，号湘水，南宋宰相。据《大慧普觉禅师年谱》，汤思退与宗杲的关系属“抠衣与列，佩服法言”之列。宗杲曾劝汤思退修其“看话禅”，迎难而上，借“话头”入道，要有证悟的自信，循序渐进，功不唐捐，修行般若智慧不会有丝毫的浪费，不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另外，宗杲还劝汤思退看破放下，去除执着，弃除世俗烦恼。照此修行，则不会被外物所转，到达“自作主宰”的境界。当然，宗杲也指出，依据“般若性空”的道理，从本质上而言，其实并无动转可言，故上述只是随机施设，入道之要方便罢了。宗杲又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劝汤丞相珍惜殊胜因缘，勤修佛法，慈悲为怀，多结善缘，以自度度人，早得大自在。

　　由此，我们可看出宗杲与张浚、汤思退联系的密切及交情之深，二人对宗杲禅法给予极大关注与支持，故宗杲去世前给同为丞相的二人写信乃情理之中。然而，就《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以及《联灯会要》等关于宗杲的生平和语录来看，在宗杲的传法历程中，最亲近宗杲禅法，与宗杲联系最密切的士大夫，除了张浚、汤思退外，还有张九成(1092—1159)、张商英二人。《联灯会要》及《嘉泰普灯录》等皆将张九成列为宗杲的在家嗣法弟子，据《侍郎无垢居士张九成》及《横浦学案》，张九成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达了对宗杲禅法的赞赏，并劝其外甥于宪、于恕敬佛。张商英则是着名的佛教外护，着有《护法论》，《居士分灯录》将其列为黄龙派兜率从悦的法嗣，而宗杲又曾从学于同为黄龙派的湛堂文准，兜率从悦与湛堂文准皆为真净克文的弟子。宗杲的号“妙喜”、字“昙晦”皆为张商英所赠，《续传灯录》及《居士分灯录》有张商英对宗杲禅法的高度评价及认可。只是，张商英已于宣和三年去世，张九成亦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去世，这也就解释了宗杲在亲书遗奏之后，为何写信的对象是张浚与汤思退。

　　综上可见，宗杲乐于同儒者士大夫交往论道。一方面，宗杲既可从中得到诸多灵感与启发，并将儒学的“日用性”纳入其“看话禅”；另一方面，则可获得朝廷士大夫的支持，为本宗寻找“庇护”，促进本宗禅法的传播。宗杲之所以能除去临济禅法“看话禅”所具有的世间性及生活化特质，包括张浚、汤思退等儒者重臣对其禅法的亲近与护持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心性论与北宋五子心性论关系研究”(2014M561153)阶段性成果，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耿静波，原标题：士大夫与北宋临济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