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资料图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富民观。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羲、唐甄等为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羲、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羲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一方面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着《傅子》中提出，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

　　(文/卢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