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先秦文献因时期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夏商年代邈远，仅据《尚书》以及尚有争论的《诗经》中的《商颂》，或可略见一二。至于西周以至战国末，又可分西周、春秋及战国三个时期，各时期不同，其文献特征亦不同。对于先秦文献的传世与传播，本文仅作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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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文献传于后世者，可据《汉书·艺文志》着录，略见大概。至于先秦原本，则久已失传。先秦文献的载体主要是简书，还有一些是吉金文字，载于青铜彝器上。简书不易存藏，汉时中秘所存之文献自然不可能保存到现在。近年来，随着考古的进步，地下出土了数量甚巨的简、帛文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使得后人对先秦文献原貌以及载体形态都有了深入认识。先秦文献种类主要是后人定为经类的六经文献(《乐经》在秦时佚失，故只有五经)、诸子文献，其他如医经、杂占、方术、神仙、图谱等，亦见于《汉志》。先秦文献与汉以后文献有较大的区别，因而也就具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它的载体特征，先秦文献主要是简书，战国时出现了帛书，考古发现的长沙子弹库所出战国时期帛书，是为实物，但帛书的写作，在当时应当还不多见，如战国时惠子，号称其书五车，皆为简书。惠子身为魏相，所用还是简书，可见帛书未流行。先秦诸子学派蜂起，儒墨名法，皆有门徒，但大要以口说传授，实因简书繁重，不便携带，制作亦不易，若帛书流行，则不必以口说了。《论语》载子张记孔子的话，临时仓卒而“书诸绅”，亦见其时未用缯帛，而随身又未有简之缘故。简有规制，无论其制作还是书写，都不甚容易，因此先秦文献能书于简者，都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简书体制，亦有区别，郑玄《论语序》注引《钩命决》说：“《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孔疏谓因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先秦文献书写材料有简、有策、有方牍，简之所容一行字耳，30至40字不等。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据其尺寸及所书字数，六经中如《书》《礼》《春秋》等，皆繁重不便携带，也自然不便流传。

　　其次，先秦文献文字当为古文，汉时孔壁所出诸书，皆用古文，学者考证，此古文并非先秦史籀文字，当为六国时流行之文字。六国之前，当是史籀文字，孔子所读应当是这样的籀文。史籀文字书写和阅读都有难度，所以西周时小学生先要学识文字。《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六书，据班固说，即史籀文字，与孔壁中古文不同。因此，先秦学者若不经学校教育，自然难以阅读和理解文献。

　　再次，先秦文献保管有一定制度。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期，官府掌其文献，《周礼·春官》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各掌专门文献，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引郑众说：“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于鲁，观书大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其职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郑玄注引郑众说：“以《春秋传》曰：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策谓以简策书王命。”是内史掌策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外令，郑玄注谓王令下畿外。四方之志，郑玄注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三皇五帝之书，注谓即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达书名于四方，注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是见西周时文献皆由王官管理，由此亦可知先秦文献非普通人能够见到。春秋以降，所谓礼崩乐坏，官学下移，诸子由是得兴，产生了许多随着社会变化而来的新文体，如《老子》《墨子》以及其后的《管》《庄》《孟》《荀》等，这些都是私家着述。至于公家，因周天子位势衰落，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会盟征伐，皆不由天子。对于文献载籍的保管，春秋时自不如西周制度严谨，诸侯至于故意去其不利自己的典籍。《孟子·万章下》载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如何，孟子说自己也不清楚，原因是：“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春秋典籍已遭到破坏，所以孔子自卫返鲁正乐，《雅》《颂》各得其所，是见孔子前《雅》《颂》已乱。虽然如此，如史书及《诗》《书》等文献，仍然有专职保管，如晋韩起至鲁国观《易》《象》与《鲁春秋》，叹为周礼之所在。又孔子如周观史，都见这些文献尚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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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重历史记述的国家，有记述就有文献，我们从殷墟卜辞里可以见到当时的巫史是如何记述占卜活动的，同时，在一些甲骨的边缘部位还补充记述了属于叙事的内容，可见上古时人对于事件本身的看重。商代文献载录于《尚书》为后人所信者有《盘庚》，而《周书·多士》则明确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周公代成王训殷士人的话，可见是事实。我们从盘庚的训话中，看到他熟练地引用前代贤人的语录，可见出当时是有文献存世的，故可以被学习和引用。但以周时制度看，当时接触到文献的，主要是史官，而士子则通过学校教育来熟习并掌握文献。西周的教育还是比较普及的，地方有乡学，王庭有国学，按照一定规定招收学生，如八岁入小学，习书、数等，所谓小艺，十五岁入太学，习礼、乐、射、御等，所谓大艺。因此，西周的文献只能由主管典籍的官员以及学校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官学到了春秋时，逐渐衰落而终于废行，但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则知这时乡校还存在。不过，私学也已经产生了。《吕氏春秋》记郑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邓析教民学诉讼，似乎属私学性质。私学最有规模者，自然非孔子莫属。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以《诗》《书》《礼》《乐》《易》等文献教弟子，今天上海博物馆藏馆藏楚简《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实证。私学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传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社会变化易型，而往日之官学一变为私学，原先一统之学术亦为天下裂，道、儒、名、墨、法等各家兴起，众多的学术流派形成，正是文化普及的结果，而文献的熟悉和利用，则是其基础。论述先秦学派的文献，如《孟子》相关篇章、《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于其间可见各家学派在先秦时的发展。此外，齐宣王时的稷下论学，集天下各家学派讨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些都是拜私学兴起、文献广传之赐。战国学术除诸子外，策士亦是一大显学，策士奔走于诸国之间，以自己的学识和对诸国政治、外交的了解，游说诸侯，欲使诸侯能够接纳自己的意见，这不仅需要机敏的应对辩说的能力，更需要策士广博的知识，能够随机引用古典文献作为证据，因此，战国策士其实更需要熟悉文献。苏秦是战国策士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战国策·秦策》记苏秦入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文献熟悉与否关乎个人的荣辱存亡，自然马虎不得。随着私学的发展，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变化，士人群体的兴起，春秋以及战国时期的文献，较西周官学时有了很大改变，文献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过西周。以盟书为例，春秋时盟不由天子，诸侯屡盟，《春秋》记盟450次，则见各国盟书数量不鲜。又如公私间来往书信随诸侯外交频繁而产生，如《左传》成公七年记巫臣自晋遗楚子重、子反二子书，是春秋时一种新文体。至战国时，这种文体已经很发达了。其他如语、传、说、论，以及谣、谚、歌、赋等等，战国时呈现出文体繁荣昌盛的状况。因此，我们才能在《汉书·艺文志》着录中见到数量如此众多的先秦文献。

  （文/傅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