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故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

　　韩非子

　　依附王权的法家

　　法家是一个由众多士人组成的思想家、学者群体，着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其中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术、势三个方面。

　　法家为何要依附王权？他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独立社会地位的士、上大夫，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如此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

　　这首先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地位有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法家作为一个士人群体，他们大多有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即都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担任过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别重任，通过君权的强制权力而推动变法，所以他们能够对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认同。譬如，李悝曾经担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国推行变法，着《法经》；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主持秦国的变法，并获得封侯；慎到曾经担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担任韩昭侯之相十九年，卒于相位；韩非子曾经担任韩国重臣，后来又深得秦始皇的厚爱。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权，放弃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他们个人的政治经历有关，他们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君主政治的共同体。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还与法家的一个普遍性政治认知与政治信念有关。他们有一个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权和权势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韩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让君主(圣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他们普遍认为君王必须大权独揽。韩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谓的贤能政治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之所以推崇权势政治，就在于他坚信国家治理必须依赖一个强势的君主控制的权力体系。他继承和发扬了慎到的重势的思想，特别指出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贤能政治与权势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经说了一个着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证明君主政治就是依赖君主的权势而实现国家治理，寄希望于贤能君主或将其归结为贤能治理是矛盾的。他所认同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所以，韩非子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势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韩非子强调“势治”的必然性，特别关注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他有关君、臣、民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成为其政治思想体系重要内容。

　　首先，韩非子特别探讨了君、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儒家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仁爱忠义的道德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政治合作关系，而直截了当地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争斗、彼此算计的政治对立关系。他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冷静地分析了君、臣之间对立和争斗的严酷事实。尽管韩非子本人是为人臣者，但是，他并没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体立场，而是完全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处处以维护君主的权力、利益着想，主张在君、臣之间争斗中，君主应该牢牢地控制各种权力，绝不允许臣子争夺自己控制的权力。他说：“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得，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所以，他反复强调：“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他处处站在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上，认为君主一旦发现臣下有结党擅权的举动时，就应该严加提防、严厉打击。在《韩非子》的着作中，大量篇幅均是告诫君主如何控制权力、抑制臣下各种方法和手段，表达出他依附王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

　　其次，韩非子也探讨了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韩非子反对儒家的民本政治，坚持君本的立场。他仍然是从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爱民富民的国家政策，坚持苛政严刑以维护君权。爱民不能够有帮助君主治国，而寡恩严刑才能够有助于君主的势治，他就坚决反对爱民。同样，他反对富民足民，他认为老百姓会永远不知足，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标是通过苛政严刑的治理，实现“帝王之治”。

　　韩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关系上，特别突出地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探讨要如何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那就是拥有“势”的君王，必须掌握“法”与“术”这两个关键的手段。韩非子认为，拥有了"势"的君王，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由此可见，虽然法家提出了法、术、势的系统学说，并且被称之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势”， “法”与“术”均是拥有“势”的君王维护王权、治理国家的手段。

　　正由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权势为目的、为核心，故而其政治态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么，士大夫参与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他在一篇着名的《说难》的文章中，告诉一切臣子应该如何与君王相处。正如王先谦先生解释《说难》的题意所说：“夫说者有顺逆之机，顺以招福，逆以招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韩非子既然肯定“以势治天下”的必然性，故而必须告诫那些进入君主政治权力体系的士大夫，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势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顺从君主的意旨，就成为一切进入政治系统的士大夫必须遵循的政治法则。儒家士大夫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魏巍然”，而韩非子的《说难》则强调：“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这正十分生动体现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态度。

　　*本文系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第一部分，原载于《现代哲学》2017年第2期，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