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故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

　　如果将先秦诸子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个基本分类的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依附王权，疏离王权，与王权合作。这三种态度分别对应的是法家、道家和儒家。这三种态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与各家所主张的思想立场、人生选择、政治选择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性呢？

　　庄子像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思想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朱、庄子的学说。杨朱、庄子均轻视君臣父子的名教秩序，轻视治国安邦的政治功利，而是将个体的生命存在、精神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故而在思想观念上一脉相承，均属于道家学派。道家是一个由众多不同政治态度、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构成的大学派，其中既有以自然之道为帝王南面之术的黄老道家，又有以自然之道为个人身心快乐、精神自由的杨朱、庄子派道家。这里重点探讨那些疏离王权型政治态度的道家，故而主要是探讨杨朱、庄子派的政治态度。

　　杨朱属于道家学派，他提出的思想主张和庄子有相通的地方，如《淮南子》中所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的思想，就和庄子有内在联系。杨朱强调个体自我的最高价值，坚持“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其他学派总是标榜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目标，而杨朱则旗帜鲜明地强调“为我”、“贵己”，他希望士人们建立起以“为我”为中心价值观，以利于士人在社会动荡、诸侯争霸的战乱中的个体人生安全，他们坚持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置入最高的地位。战国初年，杨朱的言行在当时影响很大，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宗法政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时候自我意识的觉悟与个体存在意义的高扬。

　　杨朱坚持“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的个体生命自保的价值观念，而庄子不仅仅是要求个体生命的自保，而且还希望个体生命的自由，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达到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杨朱、庄子均彰显个体存在的意义，杨朱倡导“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以求个体生命的自保，而庄子则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也拒绝，将个体存在的意义从生命形体的保护发展为精神自由的追求。

　　由于庄子坚持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所以，他们与其他诸子学派不一样，对君权表示了极度的鄙视，并严厉地批判了君主政治的非道德性。庄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普遍遵循自然之道的“至德之世”，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切东西，包括人们最为追求的科技、道德和国家政治，均是违背自然之道的。人类进入的文明社会，人们普遍推崇帝王、君主、圣王。但是，在庄子眼里，这些帝王、君主无非是一些窃国大盗。在《胠箧》一篇中，庄子提出了一个非常着名的观点：“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指出，只有那一些并不希望统治人们、放弃统治权力的“天德”之士，才具有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这一种人恰恰是生活在没有君主统治的“至德之世”。他对“无为之君”的推崇，其实是否定了君主的政治权力。庄子疏离王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身”、“全生”的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庄子特别喜欢讲“保身”、“全生”，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而且，庄子讲的“保身”、“全生”，总是兼及形、神两个方面。庄子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 “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总是兼顾个体身、心两个方面，以突显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庄子之所以特别强调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既是“保身”、“全生”的生命安全考虑，更是因为强调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真正对后来的士大夫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恰恰是他提出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逍遥”、“游心”、“齐物” 。

　　庄子向往的“逍遥”、“游心”、“齐物”，其实是一种不仅仅是摆脱了政治权力的强制、社会关系的羁绊，尤其是在精神上摆脱了功利欲望的诱惑、名誉地位的向往，达到了一种完全无所依赖的“无待”的“逍遥”之境，这是一种完全的精神自由。达到这一种精神境界的人，当然只能是完全疏离王权的道家士人。

　　*本文系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第二部分，原载于《现代哲学》2017年第2期，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