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新儒学是文化守成主义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挨打，出现意义危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刺激、孕育了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产生。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玄学派、学衡派、国字号运动与现当代新儒学思潮，有着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一思潮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五四以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为海外新儒学，改革开放后返输中国大陆。三代四群十六位重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蔡仁厚、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他们有不同的学养、经历、思想资源、人格风范、致思倾向、学术径路、形貌、特征与建树。现当代新儒家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长久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有：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2、“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 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4、儒学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5、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及“内在超越”。其思想贡献、思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当然亦有其思想困局。儒学有草根性，有生命力。开放的新儒家学者，要主动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西化派，与当代西方，与各文明传统，与基督教、天主教、道家与道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对话、互动，在体制内外利用一切机缘在中国大陆再植灵根、重建儒学，特别要重视民间教育。当代新儒学是中国健康的现代化的重要的建设性的辅助性的力量。

　　三、本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形貌、特征、建树与思想资源

　　前两节我主要谈了这一思潮所处的时代氛围与学术生态。以下我对十六位学者的学术思想作简约述介，试图方便读者大致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形貌与特色。以下评语很可能是我主观的判断，故能否达此目的，亦未可知也。特别要注意的是，他们虽属同一思潮或文化共同体，但作为独立思想家，不同学者的学养、经历、思想资源、人格风范、致思倾向的个体性、多样性则是不容忽视的。由于每一位人物的思想总是处在其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变迁的，我只能说其主要的归属。

　　首先，说说第一代第一群的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不断努力将自己思考的结论付诸生命实践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为了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出路而学问、思考、生活、奋斗。他顶着西化大潮而上，立志为孔子、释迦牟尼讨回一个公道，在朦胧的中西印文明比较中，表明了一个立场：中国现代化不能沿着西方走过的路亦步亦趋，不能将几千年的文化经验付之一炬，而要在现代化过程中“批评”地重新拿出自己的老传统。梁先生有其独到的文化哲学观、中国文化观、儒学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人生哲学。他“援西学入儒”，力图“洗出二千年前孔子的真面目”，将孔子、儒家的学说，视为活生生的生命的智慧，提醒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持道德精神的超越性、相对独立性。他以柏格森生命哲学作为参照，重探儒家生命哲学的意蕴，发明儒学，特别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意义。梁先生将“理性”界定为道德本心，同时又涵盖了人的社会存在的丰富性和完满性，具有融合中西的特点；他为重建儒家生命精神、心性修养与终极关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维护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指出了方向；他虽然出入诸家，点评、比较中、西、印文化，但其最根本的方法却是直觉体验式的反身而诚的探求，而这正是理解其文化哲学的一把钥匙。抗战胜利后，他代表第三党参与最高政治；1950年代初期，他曾与毛泽东“廷争面折”；1974年，他公然抗拒“批孔运动”。在历史的脉动和社会思想的复杂冲突中，还原梁先生近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我们认为，梁先生尝试过的教育改革、乡村建设、民主建国、退而闭门着述的过程，曲折而繁复，他以全幅生命开启了儒学现代化之门，最终并未如人所说皈依了佛门。

　　熊十力先生是哲学家。他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传统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熊十力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体”是什么？如何去“见”？或者说，什么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如何以自己的真实的生命去透悟、契接和回应它？这便是中国哲学的本体学和方法学的问题。熊十力正是从这两方面去建构他的哲学体系的。前者叫做“境论”，后者叫做“量论”。熊先生《新唯识论》之“境论”就是他的形上学与本体—宇宙论，是针对着“存在危机”与“形上迷失”而创发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的终极关怀，即在于为人类寻找回失落了的根源与根据。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丧失，道德意识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他以探寻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为己任。因此，“重立大本”是熊氏“境论”的要旨。为了“重立大本”，又必须“重开大用”，由此而展开了“体用不二”的哲学体系。在熊十力看来，法相唯识之学、汉学考据、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如此等等，根本的缺陷在于它们关注的不过是饾饤枝节，从而肢解、掩蔽了对于“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的考察和体悟。因此，重新思考人的类存在的危机和人的类本质的发展，重新反省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并明了二者的关系，就成为哲学家的首要任务。他所谓出入于佛学，实是借助批评佛教唯识学来批评西学，以他所理解的孔子与《周易》的精神，及王阳明、王船山二王之学相结合，建立以“本心”为本体，即用即体，即体即用，“体用不二”的哲学系统，并开出知识论与外王学。而他的机体主义的宇宙论又与怀特海相暗合。他的生命哲学与柏格森不可同日而语。他重建儒学的努力却从未懈怠过，他又有三位优秀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故他在现当代儒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动摇的。

　　马一浮先生是国学大师、诗人、书法家，梁漱溟称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其学术特点是深通经学、理学与佛学，经史互通，儒佛道三教互释，程朱与陆王调和，圆融会通，了无滞碍。马先生以“一心开二门”的架构方式建构其思想系统。在这两层结构中，核心是本体----心性论，这是根源和根据，是形而上的基础；工夫论和六艺论是本体之用(展示、表现、功用)，是形而下的层面。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性德开出两支，一是道德活动，包括修养、实践、行为，二是文化活动，包括文化现象、系统或文化建制。上层(体)是下层(用)的既内在又超越的根据，是本体；同时又是创生出道德活动和文化系统的主体。六艺不仅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同时涵盖了今天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社会组织与社会文化活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等。所有这些，都统摄于“性德”即心性本体，它们只是这一本体的展开和表现的形态。本心即性德之体主宰、保证了文化活动、道德活动既具有理想，又具有理性。马先生以“一心开二门”来诠释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以即用即体、即体即用的方式，扬弃了朱子的理气二元和心性情三分；又以心、性、理的层次分疏，批评了王阳明的直接等同论。性理是体，情气是用；性是心真如门，情是心生灭门。心统性情，兼该体用。人需要修养践形，使得全气是理，全理是气。他还提出了“性修不二”论，即“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之说。总之，马先生把儒家易学中的“三易说”(不易、变易、简易)和佛家哲学中的“一心二门”“一体二相”“体大、用大、相大”等等框架融会统一起来，架构其本体论，从而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本体—宇宙论、本体—道德论、本体—文化论、本体—知识论的范式。

　　张君劢先生是法学家、社会政治活动家、哲学家，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人，被誉为中国的“宪政之父”，一生主张并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早年游学并讲学于德国，中年去过印度，晚年生活在美国，通晓中、西、印哲学与文化，从事中西印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西方文化方面，特重古希腊哲学、德国近现代哲学、现代欧洲文明比较研究的成果。在中国文化方面，重点研究儒学，特别是先秦与宋明儒学。他主张协调科学与人文、知识与价值，博采西方学说之长，以儒学思想为主沟通东西文化，复兴中国思想。他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强调知识与道德并重，重历史的延续性和社会的和谐性，重悟性与理解的相应性和全面性。又说，儒家哲学的特性有四方面：一是道德价值学说；二是以形下为基，进而达于形上，形上形下相通；三是对心灵的调节；四是身体力行。他阐发儒家“万物之有”的多元宇宙观与“致知之心”的修养与认知方法。他认为，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思想可谓出于同根，都认为政治的善恶不离于道德，都主张以德治为政治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不乏民主的种子，如推崇汤武革命、重视民意、选贤任能、言论自由、反对天下为私而主张天下为公等；宋明时代儒家倡导的乡约，符合西方的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张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上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是宋代的文化。宋初学者勇于疑古、创新；宋代文体多样，诗词、通俗语体文、理学家语录、平话、通俗小说等适合于平民化；各种学术与思想发达，理学与经、史、考据、金石学有很高成就；对美术有浓厚兴趣；活字排印法促使了文化繁荣；尤其是新儒学的兴起，对佛教的抗争，强调理性自主的精神，与欧洲新教与旧教的斗争相类似。张先生认为，宋明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可分为四类：宇宙论；自我反省(性、心、思、知)；书院教育；政制。他主张，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要件是儒学的复兴，儒学复兴则是孔孟以来及宋儒的基本精神的复兴，中华民族精神气节的重建，此乃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在政治法律方面，他参照西方宪政与中国实践，谋求中国现代治道与治式，以国家民族为本位，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及相应的经济、法制、文化、教育与信仰的配置。

　　其次，说说第一代第二群的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

　　冯友兰先生是哲学家。冯先生不仅中学的底孒厚实，而且曾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形上学，是好的、真正的形上学，它看起来不切实用，然而它却能提高人的境界，指导人生，给人以安身立命、乐天知命之根据，使人受用无穷。经过现代哲学的洗礼，传统形上学完全可以发扬光大。冯友兰哲学的中心范畴是“理”、“气”、“道体”、“大全”，学术路数，大体上是《易》《庸》----程朱的路数。他的特点是以柏拉图、新实在论哲学，以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程朱理学，凸显了逻辑先在的理世界的主宰性。虽然同是重建道德的形上学，却与熊十力恰恰构成对立互补的两极，熊是“仁的本体论”而冯是“理的本体论”。冯先生认为，反思的思想是以人生为对象的，在人生中思想人生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反思到极至，当然必须超越逻辑、超越经验。但是哲学家必须有系统地表达人类精神的反思，又必须使用逻辑分析方法。正的分析方法与负的体悟方法并不矛盾，倒是相辅相成的。他把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超道德的天地境界。他的《新理学》等“贞元六书”的创制，经过了1937年至1946年的历史跨度，晚出之《新原人》与《新原道》无疑是“贞元六书”中最有价值的两部着作。这两部书与冯先生的多种《中国哲学史》，饱含真正体悟人生意境、抉发中国哲学精神的精采绝伦之论。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经卜德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冯先生曾指导卜德糅进了《新原道》的一些内容)，半个多世纪了，仍是英语世界不可多得的最好的《中国哲学史》教材。冯先生对中国文化与哲学不仅有深切的理解，而且最善于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培养。影响了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在文革后期批孔运动中，冯先生违心地撰文参与批孔，此乃政治大气候造成的，他晚年曾真诚地作了自我反省与检讨。

　　贺麟先生是哲学家、翻译家。贺先生早年留学西方。他的哲学是中学西学、心学理学两面之调解的“理想唯心论”，是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统一的形上学。贺麟认为，作为宇宙人生之真理、万事万物之准则和真善美永恒价值的“道”，即是本体，而精神则是主体。若从体用的观点来说，精神是以道为体而以自然和文化为用的意识活动。他希望中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原原本本地了解、把握、吸收、转化、利用、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新的儒家思想、新的民族文化。他反对将儒学或民族文化褊狭化、浅薄化、孤隘化，主张吸收西洋艺术、基督教精华和正宗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使儒学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更加发挥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和道德价值的特殊功用。他建议在哲学上建立“仁的宇宙观”和“仁的本体论”及“诚的宇宙观”和“诚的本体论”。贺先生的理路，是融合陆王、程朱，而以康德批判哲学、黑格尔精神哲学加以提扬和重释。他的哲学不离开生活，在政治方面注重研究决定整个民族命运的命脉与精神，在道德论上持尽性主义或自我实现主义，在人生论上持理想主义。贺麟哲学讨论了心物问题与知行问题。在心物问题上由心物平行说发展到心体物用论，把自然之物和文化之物都看成精神的表现。在知行问题上，他强调了知行之间的动态整合，并据行为心理学、意识现象学和近代哲学的身心学说重新诠释宋儒和孙中山的知行关系学说。在本体方法学上，他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下，提出直觉理智两端互补的学说。他认为，哲学方法是由“前理智的直觉”到“理智的分析”到“后理智的直觉”，由“感性直观”到“知性直观”到“理性直观”。他受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认为直觉不仅是思维方法，同时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精神修养达到的最高境界；直觉也不仅是道德的敏感，而且同时又是超道德的、艺术的、宗教的、哲学的洞见和神契。他大有功于中国之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事业，培养、影响了两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与翻译人才。

　　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历史学家，博通经史子集。钱先生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代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他把经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及其意义；注重历史的精神，肯定经学与史学的一致；天人合一精神，此人文精神不反对自然和宗教，相反总是融摄宗教，并使人文措施与自然规律相融和；融合精神，经学本身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融合在一起；通经致用及重视教育的精神。他能通贯诸子，并以史学观点研治诸子学。他从总体上把握诸子师授渊源，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从动态把握诸子之统一。钱先生治理学尤其重视朱熹，建立了庞大的朱子学，用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解决了学者对理气二元或一元的争论，也用心性一体两分的道理，打破了门户之见。他对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王阳明。钱先生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集中在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之间的关系，以及清代学术的发展与流变上。他认为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钱先生是一代通儒，他的学问宗主在儒。其儒学观的要点是：(1)肯定儒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干地位，发挥周公、孔子以来的人文主义；(2)定义儒的广泛性，指出儒家在社会政治、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各方面有全面的发展；肯定心性学说是中国学术的“大宗纲”，治平事业是中国学术的“大厚本”；(3)阐扬儒学的最高信仰和终极理想，阐释儒家中心思想——“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精义；(4)以开放的心态，破除门户，打破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界限，对儒学史作出了别开生面的建构，提出了儒学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辅相成、相交相融的儒学发展阶段论；(5)回应本世纪诸思潮对儒学的批评，指出儒学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活传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和现代人安身立命的根据。

　　方东美先生是哲学家。方先生兼通中西印、儒释道，早年曾留学美国，中年以后从研究西方哲学回到研究中国哲学，不满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翻译介绍，用英文写了大量论着，阐发中国哲学精义，并从事比较哲学研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并讲学。他是有诗人气质的开放型的学者，对儒家“道统”说、“独尊”论与宋明儒的狭隘门户观等，有着深切的批评，对道家、佛家倍加赞誉，发扬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宋明清新儒学等四大思想传统与资源的真精神，肯定中国哲学的旁通统贯性，并尊儒家的皇极中道与三才之道、道家的超脱解放之道、佛家的菩提道等。方先生强调《尚书》《周易》是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根源，揭示儒家具有广大悉备的创造性的生命精神，直透宇宙大化流衍的创造力，把个人的生命当作中心，再贯彻到宇宙的一切神奇奥妙中，由此形成儒家的“天地之心”也就臻于情、意、理三者，充量和谐。他指出，儒家哲学的特色在于：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流衍变化，万物由之而出；强调人性之内在价值，翕含辟弘，发扬光大，妙与宇宙秩序，合德无间。他称儒家是“时际人”，即宇宙、人生真相在时间的历程中展现开来，此为创造的过程。他发挥《周易》“生生”精神[8]，创建了生命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以“普遍生命”为万物创化的无穷源头，肯定人类生命的超升即从自然人到道德人的转化，即人可以变化气质，超凡入圣，转识成智，达至“全人”的境界。他比较希腊、欧洲、印度、中国之智慧型态，欣赏生生不已、物我融贯与普遍和谐的智慧，强调真、善、美统合与超越的理境。方先生与其他的现当代新儒家的儒学观有不一致的地方，但亦有其深刻的一致性。正如有的专家所说，方先生“肯定了儒家思想乃中国精神文化的主流之一……强调对于中国政治思想来说儒家思想始终是主要的……认为儒家思想对于指导中国人的生活来说是第一位的……认为儒家人格乃中国人纯正的代表……强调恢复儒家精神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真诚地认同儒家学说的精神价值，明确地承认儒家学说的现代意义……坚决主张以儒家价值取向来拯救当代的文化意义危机和道德危机，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作为未来社会之主导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