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阎立本《步辇图》资料图片

　　纪元前后世界有两个中心：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天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亚里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一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从小兴安岭一直到喜马拉雅山的一系列横贯中亚、辉煌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与高山森林组成的天然长城。只有那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马其顿帝国在瞬间建立又在瞬间破裂，罗马帝国继承了它的西半部，安息骑兵杜绝了他们东扩的幻想。中华帝国延续下来，由秦入汉。大汉帝国的天下向西北扩张，一直到中亚，两个世纪的交通从“丝绸之路”开始，从长安到罗马。然后就是漫长的20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不仅是一贯的思想，也是现实中的常态。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20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中华文化曾一度出现“坐享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

　　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便再也没有复原，秦汉帝国的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三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的世界帝国。长安是世界之都，宫墙御道、街市佛寺，东西长10公里，南北长8公里，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城墙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邻番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贵族、大食的药材宝石商人、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康国、吐蕃的马匹、皮毛，阿拉伯的鸵鸟，天竺的孔雀、白莲花，波斯的铜器、树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丽的纸，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礼拜。长安是帝国之都，有世界胸怀与气象。阿富汗人与叙利亚人骑着波斯战马在大唐军队里服役，近10万大食番商则在广州城里居留。广州、扬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停在城外珠江上；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近于帝国中心也更繁华，歌台舞榭，胡姬当垆。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

　　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影响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天然屏障的大山被超越，征战、和亲、贡纳、贸易曾经将大唐势力远播到吐蕃与波斯，直到“安史之乱”，才中断了大唐国力向西北的扩张。

　　中华文化在东亚传播，由中国而朝鲜、日本、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已基本形成。曾经的“华夏化”与目前的“西化”或“现代化”，是个同类概念，它包括语言、思想、制度、器物等不同层次的同化过程，比如一体化的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等等。

　　公元第一个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共同价值理念，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华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汉唐中国，从世界的中心之一到世界的中心。千年帝国持久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东亚塑造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华夏文化圈，而且将文明的种子远播到连当时的中国人都无法想象的地方。怛罗斯战役(751)之后，中国工匠流落到中亚、西亚，不久造纸术就由西亚传播到西班牙。1150年，西班牙出现欧洲第一家造纸厂。宋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后至迟在13世纪朝鲜已学会用金属活字印刷朝文书籍。又过了两个世纪，德国人古滕堡才用活字印刷出欧洲的第一本书《古滕堡圣经》。宋朝军队曾用火药打败金人，而后蒙古军队围攻开封，守城金军用的“震天雷”，可能就是原始的火炮。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培根曾将火药的秘密配方用暗码记在自己的书里。1326年，佛罗伦萨市政会宣布了造炮的命令，同年德·米勒梅特作的爱德华三世画像上就出现了一门金光闪闪的铜炮。《梦溪笔谈》详细说明指南针在风水术中的应用，《萍洲可谈》《梦粱录》中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则观指南针。”三个多世纪以后，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舰队装上了磁罗盘与船尾舵。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代。英国着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如果说盛世大唐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宋元中国则是转动世界的轴心。大唐衰败之后，阿拔斯王朝曾经一度独领世界风骚，《一千零一夜》里着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统治下的巴格达变成了世界之都。但是，很快中华帝国又在故土上复兴了。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前，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宋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它有最完善、最有效的文官制度，有最大的城市与最大规模的贸易，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然而，幸福到苦难的转化往往在一瞬之间。蒙古征服对西方来说是个发展的机会，对中国却是灾难。随着蒙古大军，从中亚到南欧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赶着骆驼骑着马，或乘季风航船，涌向大汗的国土——中国。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人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洗劫或贸易，财富又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丝绸之路海上与陆上的那些商镇，在蒙古劫难后迅速恢复繁荣，中国是它们的财富的源头。

　　宋元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国力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中华文化对西方现代的影响，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三个阶段，“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过程基本相同。首先是中国的科技发明促成了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然后是启蒙思想家塑造的中国开明君主制度与孔夫子哲学的典范影响到西方政教改革与革命。

　　从16世纪末叶开始，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中华文化由于封建统治者抱残守缺和封闭自守，很快落后于快速发展的西方科技文明，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曾经是世界先进国家的中国落伍了。

　　中国从发动世界的轴心逐渐变成被西方中心冲击带动的边缘，它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国力，也一度动摇了华夏文化的价值与世界影响。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衰落，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超出农业经济的限度、帝制周期性的政治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平衡。东西消长，大国沉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文化国力基本上停止了它两千年持续不断的世界影响。

　　中华文化的复兴从华夏文化圈的边缘开始。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扩张达到高峰的时候，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改变未来的事件。欧洲内部出现了《共产党宣言》，预示着一个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对抗的阵营的出现；印度爆发了雇佣军起义，印度一个世纪的独立运动从此开始；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现代革命的起点，最终将在帝制废墟上建立一个共和国；日本“明治维新”也在世纪中叶开始，它使日本迅速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继日本之后，华夏文化圈内的现代化第二波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到来。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韩国的人均收入已与西方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全世界除了西方文化圈(包括西欧、北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外，只有华夏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且开辟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这使得世界开始关注这种成功的文化基础及其个性。华夏文化圈开始了它的现代化复兴，从边缘逐渐走向中心——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复兴最终开始了。中国正在以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规模崛起，它将最后最有力地证明华夏文化的创造力。

　　原标题：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研究员 彭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