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沈从文(资料图)

　　如果评选民国最爱下馆子的作家，鲁迅一定能排上前三名。看《鲁迅日记》，1912年5至12月份，这位爱吃北方饭的绍兴人下了30多次馆子，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达20多次。他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广和居报到，1912年5月7日的日记中，他记道：“夜饮于广和居。”

　　广和居创始于道光11年(公元1831年)，原名叫盛隆轩，位于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端。文人墨客、名公巨卿乃至军机大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张之洞在京时住在南横街，离北半截胡同不远。每有宴集，常约在广和居。夏枝巢在《旧京琐记》中说：“士大夫好集于半截胡同之广和居，张文襄在京提倡最力。”

　　鲁迅在广和居常约的小伙伴是翻译家钱稻孙，他们还常常AA制：“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钱稻孙一家三代都是广和居的常客，他曾经回忆有一次和父亲去广和居，伙计见了就招呼说，“钱少爷来了”，他本来以为是叫自己，后来发现叫的是他父亲。

　　1926年9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在厦门，又去广州。广州下馆子比北京贵很多，许广平曾在给鲁迅的信中提及：“广东一桌翅席，只几样菜，就要二十多元，外加茶水，酒之类，所以平常请七八个客，叫七八样好菜，动不动就是四五十元。”等到回了上海，鲁迅又开始了下馆子生涯，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友人伊赛克夫妇送行，虽然晚宴设在家里，菜肴是请知味观的厨师上门烹饪的，鲁迅提前三天与饭馆定好，并付菜钱20元。

　　鲁迅爱下馆子，当然和他的高收入有关，据陈明远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中说：“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九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国币78000多圆，平均每月收入723.87圆(约合现在人民币2万多元)。”

　　收入低的沈从文便不爱下馆子，他的侄子、着名作家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曾经提到：“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上馆子吃过一顿饭，没有这个习惯。当他得意地提到有限的几次宴会时——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算一次，郁达夫请他吃过一次什么饭算一次，另一次是他自己结婚。我没有听过这方面再多的回忆。”沈从文的婚宴是在秋天，1933年9月9日，他和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婚礼，请了大约六十人，周作人也在受邀名单之中。1933年11月1日，杭州《艺风》月刊第1卷第11期刊出了署名知堂的补白《沈从文君结婚联》：国历重阳日，沈从文君在北平结婚，拟送一喜联而做不出，二姓典故亦记不起什么，只想到沈君曾写一部《爱丽思漫游中国记》，遂以打油体作二句云：“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不过，第二天，周作人并没有去吃这趟喜酒，也许是因为婚联写得太糨糊了？

　　这几餐饭中，令沈从文印象最深的，是郁达夫请沈从文的那顿。那是在1924年11月，冬天还穿着单衣的沈从文被生活所迫，给几位教授写信求助，郁达夫是其中一位。郁达夫决定去看看这位有点愤怒的文学青年，便走进他的没有炉火的“窄而霉小斋”。一个上午，沈从文都在向郁达夫吐槽，郁达夫便请沈从文到附近一家馆子吃饭，共花一元七角多。郁达夫拿了五块钱出来付钱，剩下的钱，便给了沈从文。半个多世纪后，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访问沈从文时，“沈从文先生对我说着这话时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他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送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

　　后来，沈从文也曾经这样帮助过别人，他头一次见萧乾，便请他到东安市场下馆子，沈从文从伙计手里要过菜单，用毛笔在上面写起菜名。萧乾急忙唤住转身欲走的伙计，说：“这个菜单您给我吧，我再给您抄一遍。”沈从文冲他一摆手，说：“要菜单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的信。”他们从此开始了数十年的亲密友谊，只是不知道，很多年之后，这两人恩断义绝的时候，是否想起，多年前东安市场的那顿饭。

　　(摘自中信出版社《民国太太的厨房》作者：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