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康有为保教方案的叶德辉

　　1895年上半年，严复在天津的《直报》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5篇文章，基于他所理解的进化论阐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应对之策。也正是在本年夏天，严复开始着手翻译《天演论》。严复将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观念运用到对人类生活的理解上。

　　他提出，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是理解人类生活的要点：

　　“所谓争自存者，谓民物之于世也，樊然并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迨夫有以自存而克遗种也，必强忍魁桀，趫捷巧慧，与一时之天时地利洎一切事势之最相宜者也。且其争之事，不必爪牙用而杀伐行也。习于安者，使之处劳，狃于山者，使之居泽，不再传而其种尽矣。争存之事，如是而已。”

　　达尔文《物种起源》

　　在严复看来，既然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是根本问题所在，那么，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只不过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同样，教化之间如果也存在生存竞争的话，也必然从属于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因此，严复的观点毋宁是说，保国与保教，只能是由保种问题派生出来的。

　　在严复的这种理解中，国家与教化，都是种族为了求生存而发展出来的生活形式，更直白地说，是种族为了赢得生存竞争而发明出来的工具或技巧。因此，我们看到严复在提到“三保”时的次序与张之洞和康有为都不同，他是把保种放在第一位，然后是保国，最后才是保教。

　　直报

　　既然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是以群体的方式展开的，那么，种族以何种方式组织为一个群体的问题就变得重要了，因为组织的方式直接关乎群体的竞争力。于是我们看到，严复非常重视社会学。

　　在《原强》等文中，他特别标举斯宾塞的有机主义的社会理论：“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知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乃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无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

　　于是，社会组织原理就成了严复理解“今日之世变”、比较“中西事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他认为西方社会之强与中国社会之弱，主要是因为各自的社会组织原理不同。中国社会的组织原理是人伦纲常，正是其积弱的由来所在；西方社会的组织原理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因而人民能够获得足够的力、智、德以自治，国家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提出这个见解的语境。针对那种认为当时的世变不过与古代中国多次遭遇过的夷狄入侵没什么两样因而“亡国灭种”不过是杞人忧天或耸人听闻之谈的看法，严复基于西方人种学的分类观念提出，既然如满、蒙等与汉同为黄种，那么，古代中国所遭遇的异族入侵其实只是同一人种内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者，邃古以还，固一种之为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

　　更直接地说，“今日之世变”是黄种面对白种的挑战，与中国过去遭遇的夷狄入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语境中提出中西社会的组织原理根本不同，其实已经隐含着一种看法：西人如果入主中国，也绝不会像过去入主中国的夷狄那样被中国化。

　　斯宾塞

　　既然问题的根源在此，那么，是不是说中国社会要强大，就必须学习西方以自由民主的原理组织社会呢？严复的思想无疑是革命性的，但他由于深受斯宾塞渐进论的影响并未得出革命的结论，而是从治标必须治本的全面考虑中开出了一个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纲领的、更为长远的治本之方：

　　“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

　　在《辟韩》一文中，严复从“天下立君之本”在于利民说到君臣之伦为“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从而又说到“弃君臣”之理，但并不主张在当时就弃君臣，理由即是“民不足以自治”，并援引西方国家为例：“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国且不能，而况中国乎！”

　　严复译《天演论》

　　在具体论述“鼓民力”时，严复特别提到进种的重要性，指出“一国富强之效”“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并认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而进种的方法参照西人之例，主要在体育锻炼和饮食养生：

　　“至于近世，则欧罗巴国，犹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

　　进种的主题同样出现在《保种余义》一文的末尾，但这次的焦点涉及婚姻与进种，从中国人种的退化说到西人以“制限婚姻”为“择种留良”之法：

　　“盖前之说，论全球之进化；而此之说，乃一支之退化也。退之不已，可以自灭，况加以白人之逼迫哉！欧人近创择种留良之说，其入手之次，在于制限婚姻。其说也，白人尚欲自行之，况于支那乎！夫天下之事，莫大于进种，又莫难于进种，进与退之间，固无中立之地哉！”

　　在严复的保守方案中，并没有保教的地位，因为他认为“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在1897年3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严复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个观点。在1898年6月发表的《有如三保》和《保教余义》两文中，严复着重阐发了这个观点。

　　关于“教不可保”，严复主要提出了两点理由。

　　首先，既然“三千年教泽，结果不过如此，自然其教有受弊根源，所以衍成今日之世道”，那么，此教不保也罢。

　　其次，既然根本的问题在于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而保教有可能成为保种、保国的阻碍，那么，此教不保也罢。

　　严复在具体论述时特别从教与学的对比中展开。早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就以西方为范例，比较了教与学的差别：

　　“是故西学之与西教，二者判然绝不相合。教者所以事天神，致民以不可知者也。致民以不可知，故无是非之可争，亦无异同之足验，信斯奉之而已矣。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明民以所可知，故求之吾心而有是非，考之外物而有离合，无所苟焉而已矣。教崇学卑，教幽学显。崇幽以存神，卑显以适道，盖若是其不可同也。”

　　在严复看来，既然对于开民智而言真正重要的是西学而非西教，那么，正确的思路就不是让孔子“与耶稣、谟罕争衡”，而是应当将孔教也置于西学的科学方法之下加以整理和检验，换句话说，应当从学的思路去阐发孔教的义理而非从教的思路去提倡孔教，如此方有合于保种进化之事业。可以看出，严复提出教不可保的两点理由都是紧扣保种的首要性和急迫性。

　　晚清梁启超像

　　关于“教不必保”，严复也提出两点理由。

　　首先，教化存乎德行，故而真正的保教之道在于践履，不必空言保教：“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然天下无论何教，既明天人相与之际矣，皆必以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贪财为首事。而吾党试自省此五者，果无犯否，而后更课其精，如是乃为真保教。不然，则孔教自存，灭之者正公等耳，虽日打锣伐鼓无益也。”

　　第二点理由既涉及严复有关教的进化的看法，又涉及严复对孔教的理解。严复认为，教随民智不断进化，鬼神之教对应于“民智未开，物理未明”的状况，其时人们“视天地万物之繁然淆然而又条理秩然，思之而不得其故，遂作为鬼神之说以推之，此无文化人之公例也。”而中国的情况则是，虽然自秦以后“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但在民间主要行佛教与土教，就是说，中国“今日实未尝行孔教”，其原因在于孔教“不设鬼神”，这正是“孔教之高处”，而中国“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

　　严复的言下之意是说，既然孔教的高明之处在于“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那么，未来民智大开的时代才是孔教大行之时，此所谓“孔教之所以不可破坏也”。因此，孔教不必保，或者说，孔教能不能保，取决于华种能不能保，中国能不能保。

　　严复关于“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的看法值得留意。实际上，他是将保教问题纳入启蒙以保种的思路中了。他对保教问题的这种处理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后来中国思想界的思想倾向。

　　以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来的三大思潮为例来说，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强烈反对儒教，主要理由就是孔教有碍民主共和，而梁漱溟、张君劢等人试图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重新肯定儒家，立论处恰在儒家思想有助于或有补于启蒙的谋划。

　　在这样一个思考中国问题的图景里，儒教问题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相对次要、甚至无足轻重的问题了，尤其是和张之洞、康有为的方案对照一下，这一点更为明显。

　　张之洞、康有为都以“圣教”刻画儒教，都以深受儒教之泽的华种为“神明胄裔”，所以，他们都对保教问题郑重其事，虽然具体看法有很大不同；而严复则完全没有类似的教化意识。

　　总之，严复的保守方案是将重心放在了保种上：既然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以集团组织的形式展开，而集团组织的形式莫重于国家，那么，保国与保种其实是一回事，或者说，保国就是保种的具体展开形式。至于保教，因其在种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中相对不重要从而不必考虑。

　　新文化运动及其部分代表性人物

　　比较一下张之洞、康有为和严复的保守方案，会发现三者分别以保国、保教、保种为重心展开，相比之下，严复有激于世变的危急，对于那些高谈夷夏之辨的士大夫非常反感，他对儒教传统的反思和抨击也表明，他的文明信念完全来自西方。

　　严复并非仅仅在富强的意义上认可西方，而是将西方作为文明的典范。对他来说，儒教文明最终能否证明自己是一个文明，这还是个有待历史去回答的问题，而且文明与否的重点并不在儒教，而在自由。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人民的自治，成为检验文明的标准。放在天演论的思想脉络里，富强是文明题中应有之义，而文明则是寻求富强之正道。

　　康有为与严复的共同之处更多。在根本的立场上，他们都接受了历史进化论，而且都企图起用儒教经典中原有的思想申说进化论，所不同在于，康有为企图通过改造《春秋》公羊学中的历史观念来申说他的三世说，而严复则起用《周易》中的天道变化观念来申说他的天演论。

　　与张之洞相比，康有为和严复都有更为强烈的庶民关切，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一个庶民时代的来临，在他们看来，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应当放在庶民身上，特别是要提出一个标本皆治的、更为长远的全面规划的话，更是如此。

　　具体而言，在保种、保国的主题上，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多有重叠之处，如两者都强调进种的重要性，都接受了社会契约论，都以自由民主设想未来的国家等等。从他们当时的实际活动也可以看到，严复的很多变法主张与康有为不谋而合，对康有为的变法活动非常支持，而康有为对严复也非常赞赏。

　　至于严复与张之洞，两者的主张多有针锋相对之处。如果我们将严复1895年所发表的几篇文章称作严复的《劝学篇》，而与张之洞的《劝学篇》相比，可能在很多关键的方面都会有处处对立的感觉。我们知道，严复曾有投奔张之洞的动念，但张之洞看到《辟韩》一文后的态度和反应表明两者不可能成为同路人。

　　1902年严复发表《与〈外教报〉主人书》，其中更是直接批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以牛体马用喻之，并毫不留情地驳斥了张之洞“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的看法。究其实，两者之间的对立来自对国的理解与构想的差异。

　　张之洞重在保国，所保之国乃是一个等级制的君主国。严复重在保种，但既然群是种族存在的恰当方式，那么，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群。群的问题也就是国的问题，因此保种的思路最终也落在了保国上。

　　然而，严复所理解和构想的国，也就是文明的、富强的国，是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国，正好是张之洞所保之国的反对。如果说严复与张之洞的思路还有共同之处的话，那么，最明显的或许在于两者都不赞成康有为的保教思路，尽管具体的理解和理由又不相同。

　　必须指出，虽然张之洞、康有为和严复三者的保守方案各不相同，但三者仍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三者的保守方案都是渐进主义的，或者说都是改良主义的。这和后来的革命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其实都包含着非常革命性的因素，但他们都和张之洞一样主张渐进改良的道路。从儒教文明的自我更新这一历史性议题来看，严复的重要性在于他强调了生存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运用生存与本质(existence&essence)这一对哲学概念，可以看到，如果说张之洞和康有为仍然紧扣夷夏之辨而企图维护中国的本质的话，那么，严复恰恰将中国所面临的生存问题揭示出来了，或者说，严复其实揭示了中国正在因为西方的挑战而陷入了生存与本质的矛盾之中。

　　以“生存先于本质”的观点视之，当生存问题因其紧迫性被突显出来后，本质问题有可能需要暂时让位。换句话说，危机是双重的，既是生存的危机，也是本质的危机，就其紧迫性而言，生存的危机必将被优先考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严复的思想对后来者影响极大，他基本上扭转了晚清以来思想界的整个思想方向，特别是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实了路基。

　　孔子像

　　然而，本质的危机无疑更为严重。面对西方这个强大的他者所带来的挑战，晚清以来的中国，作为儒教文明的承担者，被卷入了一场承认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危机意识，也是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

　　如果说生存问题的优先性和紧迫性必将使中国人原有的文明信念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从而必将经历一个与本质疏离的过程的话，那么，对于儒教文明的自我更新而言，教化自觉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改造和艰难的斗争，重新回归自身的文明认同，并获得西方的承认，才能真正克服这场文明的危机。这样，对本质的疏离将只是带着新的活力和问题再次回归本质的一个步骤而已。

　　就此而言，张之洞、康有为强烈的保教意识就是晚清思想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遗产。康有为更重视儒教的超越性和宗教性，从而构想了孔教这个超越国家制度的、独立的教化存在形态；张之洞则对儒教的超越性和宗教性缺乏深刻的领会，对庶民社会的到来也缺乏足够的敏感和清晰的认识，从而未能提出相对独立的保教议题。

　　既然教化是文明的内核，而教化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使之不可能、也不应当将自身局限于某一具体的国家，那么，康有为将教与国分离开来各自重建而在政教相维的问题上追求“两轮并驰”的思路更值得我们重视。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严复晚年的巨大变化：他不仅发起组织孔教公会，参与孔教会的活动，提倡读经，还主张在学校设经学一科。

　　原标题：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与保守主题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