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书院

　　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

　　在注重祭祀的朝鲜书院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先贤的牌位，兹据金相根先生统计，按时代先后将其姓名、奉祀书院数开列如后，他们是殷人伯夷1所，殷人叔齐1所，西周人箕子3所，东周人孔子8所，东周人颜子1所，三国人诸葛亮4所，汉人管宁1所，唐人苏定方1所，宋人胡安国1所，宋人程明道3所，宋人程伊川1所，宋人岳飞1所，宋人吕大临1所，宋人文天祥1所，宋人朱熹25所，宋人郑臣保1所，明人刘綎1所，明人李成梁1所，明人李如梅1所，总计共19人，奉祀于57所书院。这些为中国书院师生所熟悉的名贤、名儒，在朝鲜书院中享受香火与膜拜，说明其书院受到中国儒家影响颇大。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朝鲜理学大师李滉上书请求为白云洞书院赐书、赐额时称：“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未有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请依宋朝故事，颁降书籍，宣赐匾额”，倡建书院于“先正遗尘播馥之地”，“兴书院之教于东方，使可同于上国也”。

　　这无异于说，“东国”书院是模仿中国书院制度而形成、发展的。那么，朝鲜书院的发生、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方面受到中国书院文化的深刻影响呢？这里我们以书院教育家朱熹及其经营的白鹿洞书院为例加以阐述。

　　白鹿洞书院内的朱熹像

　　在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国先贤书院总数的43.8%，位居第一，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因为有各地文庙专祀而只有8所，屈居第二，由此可见朱子学说在朝鲜影响之大。这些书院分布在朝鲜八个道中的七个道，其中庆尚道星州的川谷书院建于中宗二十二年(1528，明嘉靖七年)，早于号称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十三年，又可反映其影响之广与深。兹将各书院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另据韩国李春熙《关于朝鲜的教育文库研究》所附《全国书院一览表》辑录，除上述25所书院之外，朝鲜尚有如下6所书院奉祀朱熹：

　　寒泉祠，在京畿道开城，纯祖丁卯(1707)创建，奉朱熹及高丽安裕等人。

　　朱溪讲堂，在全罗道茂朱，英祖丙子(1726)创建，祀朱熹。

　　新安书院，在全罗道任实，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配宋庆元等人。

　　城南书院，在庆尚道永川，创建年代不详，祀周公、箕子、孔子、颜子、朱子、李衡祥。

　　新安祠，在平安道平壤，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

　　府南书院，在成镜道宣川，肃宗辛巳(1701)创建，祀朱熹，配李朝李珥。

　　古代朝鲜八道区划图

　　以上两项合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总数至少就有31所之多了。而据金相根先生统计，同时被10所以上书院奉祀的有14人，依次是宋时烈(34所)、李滉(31)、朱熹(25)、李珥(20)、赵光祖(17)、李彦迪(16)、郑逑(15)、金宏弼(14)、郑梦周(13)、赵宪(11)、金尚宪(10)、金长生(10)、闵鼎重(10)、郑汝昌(10)，仅朱熹为中国先贤，居第三位。而丁淳睦的统计稍有差别，被10所书院奉祀的只有13人，依次是宋时烈(44)、李滉(29)、朱熹(25)、李珥(20)、郑逑(16)、赵光祖(15)、李彦迪(14)、宋浚吉(12)、郑梦周(12)赵宪(12)金长生(12)、金尚宪(11)、金宏弼(10)，仍然只有朱熹为中国人，排名仍居第三。由此可见，朱熹在朝鲜书院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重也。

　　具体而言，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熹学说的传入、传播，继而成为指导李朝政治的哲学思想，为朝鲜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罗初期，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同时传入朝鲜，并很快与其武士道式的“花郎徒”结合而成为官方哲学。新罗后期，受盛唐文化的影响，佛教思想渐渐兴盛。随着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的统治，佛教也就成了朝鲜的国教，遍布全国乡村都邑的丛林寺院，名副其实地变成士大夫政治的思想背景。但这深涉尘世的僧侣政治的腐败，也正是王氏高丽王国亡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承续高丽的李氏王朝，朝野上下都痛恨佛教，转而以儒教经典作为其政治的思想指导了。

　　李朝建立时，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才二十五年，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作为当时明朝属国的李氏朝鲜所接受的儒教思想，自然也就是集大成的程朱学说了。同时，李朝的统治者感到，新的官方思想的确立需要设立研究机构，而类似寺院式的儒教书院也就应运而生地取代了高丽寺院的地位。柳洪烈在《关于朝鲜书院的成立》中曾指出：“寺院虽然消灭，支配者仍存，供给支配者哲学的机关仍颇需要。所以有似寺院的儒教之书院，高扬招牌而登场。”而李氏朝鲜“所有文物制度，皆始终模仿中国，且已自国初，上下君民以朱子思想为一大支配观念。朱文公《家礼》为国家社会百般礼仪上唯一之准则，遵奉《小学》为律身经世修道之大法”。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子学说是这种“高扬招牌登场”的书院的思想先导。

　　《白鹿洞书院学规》

　　第二，如前所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是他所作学规的传入，确立了朝鲜教育史上兼具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的“正轨书院”的概念。不仅如此，由于李滉、黄仲举(俊良)等朱子学说学者的“考证”和“集解”，《白鹿洞学规》的原则精神亦为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指导其师生教学授受的普遍准则，从深层影响和规范着朝鲜书院的发展，如全罗道长城的笔岩书院，至今还悬挂着《白鹿洞学规》。

　　不仅如此，它还被传到日本。如日本庆安三年(1650，清顺治七年，朝鲜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条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学规集注》，其序称：“近看李退溪(滉)《自省录》，论之详矣。得是论反复之，有以知此规之所以为规者，然后集先儒之说，注逐条之下，与同志讲习之。”

　　第三，作为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是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规制而建立的。朝鲜《明宗实录》卷十载：“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丙午，领议政沈涟源、右议政尚震、礼曹判书尹溉、礼曹参议徐国议：丰基白云洞书院，黄海道观察使周世鹏所创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制度规模，盖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凡所以立学令，置书籍田粮供给之具，无不该尽，可以成就人才也。”同书卷十三亦称：“丰基郡有绍修书院，一道儒生济济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

　　资料图

　　第四，朝鲜书院的赐额制度，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响。在朝鲜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制度，那就是朝廷赐额。接受赐额的书院，叫“赐额书院”。据统计，朝鲜有这种类型的书院269所，占总数的40%强，它推动了书院在半岛上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形成也与朱熹有着渊源联系，《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一○《学校考九》载：“明宗庚戌(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文纯公李滉继莅本郡，以为教不由上，则必坠废，以书遗监司请转闻于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赐额颁书给土田臧获，俾学子修藏。监司沈通源从其言，启闻，赐额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

　　第五，朝鲜书院是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学说传入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朱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中国书院一样，朝鲜书院既是教育场所，又是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在朝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鼎盛之势。正如金相根所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书院三十余年，人称“邓书院”。本文系邓洪波着《中国书院史》第五章“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下部，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