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

　　显而易见的是，世界还远未达到对话的、和谐的、和平的状态。全球化扩大和加深着地球每个角落人们之间的互联性与团结性,而世界作为一个“地球村”的构想可使这一共享的渴望大大加强。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我们的肉眼为宇航员超越性的凝视所开启，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看见这蔚蓝色的地球时，就已经知道在这个作为我们终极拯救的救生艇——地球之上，我们是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在巴黎，东京，北京，新德里，莫斯科以及伊斯坦布尔，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意识到所有自然资源，从土壤到空气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我们不悉心呵护我们的地球家园，那么上帝王国或彼岸世界也不会自动出现来拯救我们。我们常常教育年轻人爱自己的邻居，尊重差异，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是因为，作为受过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洗礼以及良好教育且思想开明的学生，我们应该珍惜理智终将胜于暴力和偏执的希望，而这种稳定性而非混乱则将成为国际社会的特征。

　　但是，近些年来的情况日益表明，经济全球化未必能够解决贫穷减少的问题。相反，经济全球化可能会引起失业与社会解体。当然，全球化是人类独创性力量的壮丽展示，尤其在信息和交流技术方面。它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转换的强大引擎，市场的活力证明着这一点。显然，贸易、资本、投资、金融、旅游、移民、信息和知识等领域史无前例的流动性，引起并推动世界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契合的动力场，并且进而连接为一个地球村。古代中国的“大和谐”理论不再是一种乌托邦想象，而成为一种可实现的，甚至是行得通的抱负。

　　此种共享性抱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支配性政治应该为信息交流、互联网、协商、互动、相互联系以及合作性政治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哈佛正流行，世界范围内的合理化进程被界定为工业化、都市化、西方化，而那种认为现代化进程将要彻底清除文化的、制度的、结构的、观念的不同的设想，已经站不住脚。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同质化过程。任何形式的国际话语中英语的显着存在，快餐的传播，美国式的娱乐，青年文化，以及福音基督教都是极为明显的例子。但是，这种聚合的主题，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最终将与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会聚于一点，美国梦则是其淋漓尽致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与比较社会学家们主张以所谓的日本与亚州四小龙奇迹来引发相反的聚合之路。“亚洲价值”，“儒家资本主义”，以及“亚太世纪”被提升为西方现代主义的替代选择。当时普遍的感觉是，全球化转换的动力已经从大西洋转到了太平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以及韩国，从根本上引起了全然不同的解释性策略。专制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和法律作用的缺失被认为是亚洲道路上所有障碍存在的潜在原因。这一诊断性结论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可以离开透明、公共责任、信任以及公平竞争而健康发展。

　　显然，亚洲商业领导者可以并且应该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值得的。事实上，在以往的150多年中，东亚知识分子一直在将学生送往西方学习。以日本为例，从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它先是致力于学习荷兰，随后向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学习，这对推动日本成为21世纪的超级经济强国起到很大的作用。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们才开始掌握现代西方的知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西方影像(尤其是美国)作为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认识也从没有被怀疑过。事实上，现代东亚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自身的知识分子以及将精神性自我界定为一种学习型文明。这些都可以很好的成为儒家人文主义最宝贵的财富。

　　孔子《论语》中的第一特征是“学”，学而成人是个人永不停歇的自我实现过程。孔子在其精神的自传里，将其一生看作是学无止境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孔子的观点中，不仅仅是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都需要学习。所有人类性结构——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政治机构，大学，教堂，哲学体系，意识形态都在这个进化过程中。如果没有学习的意识，而宁可为公共决定性的自我意识所引导，那么他们都将不可避免的变为一潭死水。

　　可以理解的是，在非西方社会中，东亚一直践行着向西方学习的承诺。表面上看，对中国、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主要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拒斥西方精神性(如基督教)的整体印象是正确的，但是，认为东亚知识分子仿效所谓的“先进技术”的首要动力在于“对财富和实力的追求”，这个假设则是误导性的。中国历史上蒙古入侵与满族胜利的经验清晰地表明：单凭军事实力与物质资源无法征服中国的知识界。恰恰是坚船利炮后的西方文明给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如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对于他们来说，西方的象征不仅仅体现在士兵与贸易商的效率，还体现在组成全部西方冲击的制度和潜在价值上。所谓建构工业基础与培育新一代专家的洋务运动，如果不具备学习西方的意识，也无法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必需条件，这还需要长期的民族努力才能实现。

　　中国、日本、韩国中所有着名的西化派，事实上都是儒家士大夫。尽管他们十足的相信西方文明确实在军事技术、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方面有其优越之处，却仍然不得不彻底转换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自信于通过自觉的学习，他们也能够适应并最终获胜。此种将打破偶像旧习、破除封建陋俗与对未来的乐观认定相结合的做法，可以使东亚知识分子在坚持学习西方的同时又不失掉民族建设的坚定方向。

　　事实上，各种强大的思潮复杂交织作用，尤其以冯契的史无前例的“古今中西之争”理论为特点，为理解中国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间的斗争，满族王朝的崩塌，共和国的建立，对日本侵略的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胜利图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毛泽东这个指导中国成为统一文明国家的舵手的出现，都提供了意识形态背景。

　　从文化角度看，学习现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一直是东亚知识界的主旋律。舒衡哲与李泽厚为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运动后受爱国救国情绪影响而为启蒙思想所遮蔽的中心问题下过诊断。他们解释的立场与经典的列文森式观点相一致，即现代儒家思想者的困境在于：对现代西方的智力认同的同时，保有对中国传统的情感依附。其结果将导致学习西方时存在情感缺陷，在认同传统中国过程中则存在认知缺陷。

　　可以说，启蒙运动的精神性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由此精神性衍生而来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公民社会都是其具体成果。现代制度(如大学、跨国公司、大众传媒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潜在价值，诸如自由、理性、法律地位、人权、个人尊严，都是启蒙运动的显着价值所在。因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间在诸多强大的知识分子运动中出现“新启蒙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现今在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之间关于分配公正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形表现。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国学术界受到启蒙精神的光耀，却仍需扩大其知识范围并加深伦理基础。正如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提倡共产主义者，和比较宗教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启蒙精神是有严重缺陷的。在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欧洲中心主义、男性取向、以及利己主义的预设下，启蒙精神还无法为理解宗教、自然、社群和文化多样性提供充足的象征性资源。哈贝马斯的精辟解释充分地丰富了启蒙主义的传统，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转换世俗人本主义去除本性和精神的生活化方向。

　　这里急需一种全面整合的人文视野，既对宗教声音感觉悦耳，又对生态问题较为敏感。我们能否通过扩展启蒙精神的知识范围并加深其伦理基础，来为人类社群解决减少贫穷、失业、社会解体以及环境恶化等重大问题提供精神鼓舞的资源呢?

　　表面上看，人类共同体中的智性资源与精神资源是丰富多彩的。Ewert Cousins描绘了新轴心期的特征，认为伟大的历史宗教为全盘思考人类困境所需的创造性思维提供着充足的知识、智慧和精神。除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外，南亚的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东亚的儒教与道教，似乎一直在提供着取之不竭的伟大思想。本土传统，如非洲、神道教、毛利、波利尼西亚、印第安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和夏威夷等对精神性的资助也都是无限的。在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从文化人类学、亚洲哲学、比较宗教学和文化研究角度探究并作出对现代西方启蒙主义遗产或隐或显的批评，这里我仅列举几项。

　　应当承认，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明显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特质。经济全球化在塑造国际政治话语具有绝对优势，而由加拉加斯世界社会论坛及阿罗萨的世界精神论坛所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则在与实力、财富和影响的比较下显得十分苍白。但是，文化也很重要。自2000年起，就连世界经济论坛也开始处理像宗教的未来及身份政治等文化问题。社会资本、文化竞争力、以及道德智慧对于政治经济学中的领导地位举足轻重并得到人们的广泛认知。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的领导人可以承担得起忽略21世纪“软实力”的后果。

　　经济人作为一个理性动物，他明白自我利益并尝试在自由市场中将法律赋予的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是一个毫无创造性的主意。更别说在北美高等教育机构中的领导技能培训中激发灵感了。经济人必定可以展示诸如理性、自由、合法、及权利意识等价值。但是，在诸如责任、礼仪、正派、同情、移情、慈悲、社会团结等方面则有所欠缺。我们继续将自由、理性、法律、人权和个人尊严作为普世价值已经不再充分和具有说服力，反之，正义、公正、同情、礼仪、责任和社会团结则成为亚洲价值的体现。

　　文明间有关核心价值的对话时机已经成熟，这关乎人类的生存与繁荣。哲学机构在识别“普世价值”时必须在学习成为国际社会一份子的大量路径描述中有所扩张。文明之间没有冲突，只有无知才会产生冲突。共享的风险性连同共享的渴望一起激励我们超越单边主义，致力于对话式文明。

　　在理性时代，当启蒙主义运动开始塑造西方的心理定势之时，一些领先的思想者，尤其以伏尔泰、莱布尼茨、和卢梭为代表，都曾将中国看做重要的指称对象，并将儒学看做重要的文化镜像。1839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代，中国从中央帝国沦为一种地理表述。自五四运动后的两代，儒家人文主义为现代中国最善于表达的知识分子史无前例地放逐到封建过去。到了上个世纪，儒家学者们开始投入到儒学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创造性转换中去。放眼未来，具有儒家特质的东亚现代性的精神极有可能为北美和西欧的以及全世界的公众知识分子提供参考。

  （文/杜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