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仁宗皇帝因为宠爱张贵妃，爱屋及乌，便一再给张尧佐加官进爵，先是将张尧佐调到京师，任开封府推官；未几，又权知开封府，未几，又拜为三司使。北宋的三司使，掌一国财权，号为“计相”，权力排序只在二府(宰相与枢密院)之下。接下来，张尧佐便极有可能拜相，位极人臣。

　　就在宋仁宗给张尧佐加官进爵的同时，一场针对张尧佐非正常晋升而展开的接力拦截也启动了。

　　拦截张尧佐的主要力量来自台谏系统。按宋朝体制，朝廷除授若未当，台谏有论列之权。张尧佐被提拔为三司使之时，监察御史陈旭便表示反对：“尧佐以后宫亲，非才也，不宜使制国用。”只是仁宗皇帝“不听”。

　　张尧佐在三司使的位置上大约坐了一年，知谏院包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又相继上疏，反对张尧佐留任三司使，因为“三司使位望任使，为二府之亚，跂步便至”，而后妃之族一旦柄国政，恐有大患。何况张尧佐这个人才力平庸，如何可任要职？

　　在台谏压力下，仁宗皇帝不得不于皇佑二年(1050下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堵了张尧佐挤入宰执之列的进路。同时，罢去张尧佐三司使之职，改授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制置使。

　　宋朝的节度使，只是尊贵的虚衔，但无多少实权；景灵宫使也是闲职；宣徽南院使为宣徽院长官，掌内廷供帐；群牧制置使则是主管马政的长官。看来宋仁宗也是想收了张尧佐的事权，而以“富贵保全之”。不过，一下子授予张尧佐四使，这个皇恩也太浩荡了，给予的富贵也太过分了。因而台谏官纷纷进言反对。

　　宋仁宗像

　　宋仁宗也预感到台谏官会强烈反对，所以提前做了一点准备——在宣布授予张尧佐四使之前，先任命王举正为御史中丞。

　　王举正这个人很有意思，庆历年间，他当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被连襟李徽之弹劾：“举正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说他连老婆都搞不定，如何能够谋国？谏官欧阳修等人也上书批评他尸位素餐，弄得王举正不得不辞去参知政事，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现在宋仁宗将王举正任命为御史中丞，用意不言自明。

　　其实大家心里也都相信，王举正“重厚寡言”，生性“儒懦”，对张尧佐除拜四使的任命，肯定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迤逦退避”，如此一来，“尧佐之命必遂行，论谏弗及矣”。

　　然而，仁宗与臣僚都看走眼了。王举正甫一上任，仿佛小宇宙爆发，立即就放了一把火，“力言擢用尧佐不当”。来看看他的奏疏是怎么说的：

　　臣伏睹张尧佐优异之恩，无有其比。窃以尧佐素乏材能，徒以寅缘后宫，侥幸骤进。国家计府，须材以办经费，尧佐猥尸其职，中外咸谓非据。近者，台谏纵有论列，陛下虽罢其使任，而复加崇宠，转逾于前，并授四使，又赐二子科名。贤愚一词，无不嗟骇。夫爵赏名数，天下之公器，不当以后宫疏戚、庸常之材，过授宠渥，使忠臣义士无所激劝。且尧佐居职，物议纷纭，当引分辞避，而晏然恃赖，曾无一言自陈，叨窃居位，日觊大用。……臣方叨司宪，适睹除命，事干国体，不敢缄默。望圣慈开纳，速降指挥。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罢臣宪司，出补远郡。

　　但王举正的奏疏递入大内，却被仁宗扣留下来，作冷处理，“疏入，不报”。

　　王举正这个老实人的犟脾气也给激了出来。过了四天，由于皇帝对奏疏迟迟不作回应，王举正便在退朝后“留百官班廷诤，复率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谏官包拯、吴奎、陈旭，于上前极言，且于殿庑切责宰相”，因为除授四使这么重大的任命，如果没有宰相同意，也是断不可行的，所以宰相也有责任，台谏官有权质询他们。仁宗“闻之，遣中使谕旨，百官乃退”。

　　次日，仁宗下诏：“近台谏官累乞罢张尧佐三司使，及言亲连宫掖，不可用为执政之臣，若优与官爵，于礼差便，遂除宣徽使、淮康节度使。兼已指挥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今台谏官重有章疏，其言反复，及进对之际，失于喧哗。在法当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书取戒厉，自今台谏官相率上殿，并先申中书取旨。”

　　看得出来，对台谏官的这次抗议，仁宗皇帝是很生气的，他也想不通啊：你们不是说外戚“不可用为执政之臣”吗？好吧，前几天已申明“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你们不是一再要求罢去张尧佐的三司使之职吗？好吧，现在就让张尧佐退居二线，领几个虚职。但你们还要闹意见，还喧哗于朝廷，成何体统？这不是欺人太甚吗？

　　所以宋仁宗命令宰相对台谏官“取戒厉”，类似于口头警告。当时皇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但枢密副使梁适还是站出来为台谏官辩护：“台谏官盖有言责，其言虽过，惟陛下矜察。然宠尧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

　　此时，张尧佐大概也觉得众怒难犯吧，主动上书辞去宣徽使、景灵宫使。宋仁宗也乐得顺水推舟，免去其宣徽使、景灵宫使的职务，“乃诏学士院贴麻处分”，重新起草了任命书，授予张尧佐淮康节度使、同群牧制置使的荣衔闲职，让他端坐京师领取厚禄。“而取戒厉卒不行”，口头警告台谏官一事，不了了之。

　　至此，台谏官拦截张尧佐担任四使的风波，总算暂时平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