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尊奉孔子，其隆重程度最直接地反映在孔子的谥号封爵上。“尼父”是孔子死后最先获得的官方敬称，它出现在哀公的诔辞中。至于这一称呼是否算得上谥号，历来解说不同。汉代经学家大多持肯定态度。譬如，蔡邕议益州刺史朱穆谥号时以为称“子”降等，可于“公”“父”二字中择授，“父”虽非爵号，体与“公”同。又云“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父”既配谥，则“尼父”必为谥号无疑。郑玄亦称“尼父”是以字为谥。唐孔颖达同时为枟《左传》、《礼记》作疏，但对“尼父”是否为谥的见解，却相互抵牾。前者以郑玄之说为妄，后者却又融和伯喈、康成两家，以为“尼父者，尼则谥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称。称字而谥之尼父也”。宋人马睎孟以为“尼父”虽不标谥名，却具其实。元人陈澔在解说哀公之诔时，只言“作谥者先列其生之实行谓之诔”，至于“尼父”一号之归属，则模糊其指，语焉不详。相形而下，倒是吴澄处理得干脆利落：“诔者，述其功行以哀之之辞，如后世祭文之类，非谥也。郑注每解诔为谥，非也。”到了明朝，丘濬作《大学衍义补》，将哀公之诔定位为后世追谥孔子之始。同代人李之藻却对“尼父”一称不屑一顾，称“尼父岂可言谥”。细考孔氏子孙的纂述之作，从宋朝孔传的《东家杂记》，到金朝孔元措的《祖庭广记》，再到清代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均不言“尼父”为孔子之谥。盖其祖既不为哀公所用,谥之与否实不愿穷究深解,更何况“尼父”毕竟为一着美之称。

　　曲阜孔庙大成殿内景

　　“褒成宣尼公”是孔子获得的最早的一个确定无疑的谥号,也是孔子谥“宣”之始。考其所自,却未免存在让人难以释怀的地方。《汉书》记载,平帝时王莽秉政,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宋人刘敞曾对此谥加以解析:“褒成者,国也。宣尼者,谥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犹曰河间献王云尔。”对后儒而言,一个至为尴尬的地方是此号倡自王莽。既鄙其人,必不齿其所行。魏了翁就直接以无知讥之,称:“古者弟子之于师,子孙之于父祖,尊之而无以加也,则称字以别之。字之至贵,汉初犹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为尊也,妄为作谥。”元人姚燧则径指王莽加谥为奸谋,其语为:“孔子卒,哀公诔之,子贡以为非礼。至汉平帝始封谥褒成侯宣尼公,盖王莽假善以收誉,将遂其奸谋也。”丘濬称:“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奸伪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誉望文奸谋,圣人在天之灵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者也。岂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节惠立谥也哉。”李之藻称:“然宣者,圣善周闻之谓,宁足尽吾夫子?此王莽假善收誉,圣人在天之灵未必受耳。”既欲尊夫子,又不欲妄人虚加于夫子,护圣之切,臻入洁境。

　　关于“宣”字之谥,《逸周书·谥法解》中给出了两类可予之例,即:圣善周闻曰宣,施而不成为宣。蔡邕给出的标准大致相同,即:圣善同文曰宣。这些品陟条件,到了苏洵作《谥法》时又有所放宽。王莽以“宣”谥夫子,当有所据。古人对谥号的定位是“谥者行之迹也,而号者功之表也”,它的最理想状态是达到“闻其谥,知其行也”的效果。“宣”之于孔子,大致完成了对其一生行迹事业的勾勒,很好地实现了谥号的功能性价值。因之,“宣”字之谥尽管始自王莽,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运用之盛,尤彰显于唐、宋、元、明初。

　　北魏孝文帝定孔子的谥号为“文圣尼父”。就谥法中的议字原则而言,“圣”与“文”均贵于“宣”字。然而,这两个贵字并不比“宣”更适用。唐贞观十一年,太宗诏尊孔子为“宣父”。唐中宗又谥为“文宣”。唐代用“宣”字,远承汉制,又肇后来累美迭加之先机。玄宗时以孔子“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于实”,又追谥为“文宣王”，此为孔子“王”爵之始。之前，只于公、侯两种爵中择授。就身份等级而言,“文宣王”一称加诸孔子,已是褒重无比,超越往昔。然而此一褒称并非专为孔子打造,南北朝时,其用极为流行。以“文宣”二字获谥者人数更多,其中北齐显祖高洋亦在此列。也许正因为这一谥号运用泛滥,所以丘濬不以此为夫子之荣,反以为辱,他说:“若夫‘宣'之为宣,谥法之美者不过圣善周闻而已,岂足以尽吾圣人之大徳哉!况唐未加圣人是谥之前,而北齐高洋、李元忠、南齐萧子良、隋长孙贤之数人者,固先有此谥矣。天生圣人为万世道徳之宗主,称天以诔之,犹恐未足以称其徳,彼区区荒诞之称、污下之见,何足以为吾圣人之轻重哉!”“文宣王”一称在当代就已经有人不甚满意,乃至唐末戎事倥偬之际,竟有宰相“不究时病”,奏请在“文宣王”谥中追加一“哲”字。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又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其中的“玄”字,孔子仅享用了四年多时间,即被通告禁用。据说真宗亲眼目睹天尊降临自称赵之始祖云云,为答谢天眷非常之恩,他接连推出了一系列尊崇举措。其中之一就是为这位圣祖加名,诏令曰:“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为避国讳,孔子的谥号被改为“至圣文宣王”。对于真宗朝的加谥改谥动作,素有“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之名的丘濬再度难平,称：“其所加谥者,用纬书异端之说,至其改谥,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讳,要皆非礼之礼。”纬书异端指“玄圣”典出之《春秋演孔图》、《庄子》二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真宗》:“《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庄子》曰:‘恬澹玄圣,素王之道。'遂取以为称。”黥卒所言妖妄之神指圣祖降临一事。真宗崇信道教,而此事据称是一名笃好仙术的小贩为投其所好而一手操作的,所以丘文庄有此一说。然而宋朝开国皇帝的谥号也因避“玄”字而改,这对孔子的信徒们来说,似乎可以稍感慰藉。

　　孔子墓碑

　　元武宗时,加夫子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此举得到儒教中人的高度评价。湛若水称赞道:“自有生民以来,圣神之伦众矣,而未有孔子;自有孔子以来,帝王之尊之者多矣,而未有如元武宗者。至矣,备矣,传之万世而无以有加矣!然则天理之在人心,岂尝一日息耶?夫元以此而开教化之原,此所以能自立其国乎?不然,则虽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大成”之议出自《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大成”二字因其广洽博通,加诸孔子,深惬人意,以至于在素慎华夷之别的儒者看来,武宗所赋此号竟然无可挑剔,如夏良胜就说:“辽也,金也,元也,皆非起于诸夏深有得于圣贤之教者也,然于孔道之尊有加无已,至元之诏词美号,至矣,尽矣,无复有加矣!”

　　到了明代孝宗时,有大臣憾于孔子谥号仍袭元旧、国朝无擅其美而建议道:“孔子封典尚袭元旧,未能改正。所谓大成者,孟子取譬之词。所谓文宣者,齐主高洋之谥。不可拟盛徳,宜节去大成文宣四字,别定尊荣美谥。”此一提议久而未决。到了嘉靖朝,却是不变则已,一变而面目皆非。历此冲击,不止“大成”、“文宣”了无踪迹,连“王”称亦一并消失。到了清初,在国祚惟新改朔易色之时,“大成”、“文宣”才得以重新启用。顺治二年,国子祭酒李若琳上言:“孔子之赞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曰大成,曰至圣,洵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莫能当之。今称至圣而遗大成,得毋乾坤之义未备乎?至曰文曰宣,按之谥法,经纬天地曰文,圣善周闻曰宣,又洵非孔子之德兼君师者莫能当之。今止称先师而遗谥号,然则古之英君明辟,可止曰某君某王而去圣神文武之谥,可乎?张璁欲去封爵而并除谥号,非确论也。臣愚以为当今更新之会,宜追复旧谥,仍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之位。”此议获得通行,“大成”、“文宣”重又有了立身之地。然而时隔不久,再次更张。有人称:“圣至孔子,赞美难以形容。曰至圣则无所不该,曰先师则名正而实称。顺治初年仍元旧谥而不称王。窃意追王固属诬圣,即加大成文宣四字亦不足以尽孔子,宜改主为至圣先师孔子。”皇帝从其议,遂为定制。“大成”、“文宣”再度消失。

　　孔子封号在嘉靖朝受到的最大变故当为“王”衔的剥离。此前,孔子被冠以“王”的时间已持续了八百年。“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三号相沿相袭,踵事增美。正因褒崇之盛,唐玄宗、宋真宗、元武宗三君成为圣门发展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到了明世宗朱厚熜那里,事情发生了转变。当初他以外藩入继大统,实属侥幸。御极之初,力除弊政,天下翕然望治。或许是在皇宫礼仪规矩的洗礼过程中受到了刺激,新帝反守为攻,成为议礼的主持者。孔子谥号,也在此帝的嗜好范围之内。

　　改制计划是授意大学士张璁去做的。史载,璁缘帝意,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不称“王”。张璁因议礼骤贵,立身处世已见恶当时。此番惊扰,再陷众怒。不知是为张璁辩护,还是为自己辩护,嘉靖还专门作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言:“夫孔子之于当时诸侯,有僭王者皆笔削而心诛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体圣人之心,漫加其号,虽曰尊崇,其实自为乱贼之徒,是何心哉?……璁也,为名分也,为义理也,非谀君也,非灭师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闲于万世之下也。”个中原委和盘托出,不难看出嘉靖立意之坚定。后人再难想像一个虚爵所承受的重量,左右其议可以瞬间让人丢官弃职,也能瞬间致士类于卑颜一片。最先得罪的是时任编修的徐阶,他上言:“天子王祀孔子,承袭已久。一日不王,众人愚昧,将妄加臆度,以为陛下夺孔子王爵,易惑难晓。”世宗览疏不喜,立谪其官。接着是御史黎贯,因其上疏中有这样一句话:“莫尊于天地,亦莫尊于父师,陛下敬天尊亲,不应独以孔子“王”号为僭。”嘉靖以其有影射自己在大礼议中追尊生父之嫌而斥其为奸恶,令下法司会讯,并褫夺其职。此后黎贯以一介草民卒于家。再就是给事中王汝梅等人亦极言不宜去“王”号,一概被斥为谬论。官场在大礼议之争中已经经历了一次浩劫,前车之鉴令此次杀鸡儆猴的效果很快发生,诸人再无异议,“至圣先师”随之敲定。

　　夺去“王”爵并不是一次突发奇想,早在此前,就已经有人对“王”孔子有所微议。元代姚燧在《汴梁庙学记》中说:“宰我以夫子远贤尧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后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圣卒下比爵于其子臣,诚不知其可也。”由此看来,牧庵先生是觉得“王”不足以比拟甚至贬低了孔子。明初的吴沉也觉得不妥,但理由迥异,其《孔子封王辩》云:“王,君之号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谥之,可乎哉?”这就造成了两种持论态度，一者为矜持式的不愿,一者为斥责式的不该。后来又有人对孔子的“王”号起源进行了原罪式追溯,其结论是:“唐玄宗开元既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尊太公为武成王,则追谥孔子不得而缺,岂可以李林甫不学无术之谬制为万世程乎?”至于这种说法是怎么得出来的,没有人知道。这些声音虽不着于当时,到了嘉靖朝,却大行其是。其中尤以吴沉最为惹目,史称:“沉尝着《辩》,言孔子封王为非礼。后布政使夏寅、祭酒邱濬皆沿其说。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称至圣先师,实自沉发之也。”然护“王”派却言:“其辨孔子不当称王者,止吴澄(当为吴沉)一人而已。”足见吴沉持论的影响力。

　　“至圣先师”一号议定后,似乎颇合潮流,后世未闻哪任执政有欲复孔子“王”号之说者。即使清初稍加荣饰,亦只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而不及“王”号,况且旋即又恢复为“至圣先师”。观世人评价,赞成者固以改谥为至当,如明代王世贞称:“世宗皇帝下明诏,易像为主,易王称师,此万古独信之真,足破迂儒浅陋之见。”俞汝楫称:“至世宗独出睿见,尊为`先师孔子',可为极崇祀之道矣。”清代谷应泰称:“王拜于帝，僭已,称先师,礼也。”清代张鹏翮称:“明世宗时,大学士张璁所议定者,情理允协,规制可久。”秦蕙田称“至圣先师”一号“能折衷于古”。孔继汾称:“张璁之议诚不为无见。”反对者亦不以孔子“王”号之失为深憾,惟苛责“至圣先师”犹有可议,如明代吕元善称:“今去王号而止称先师,岂以先师为独尊乎?古之教训及人者皆得称先师,则先师非独尊之称也。”清代陈廷敬称:“今天下学祀孔子,称至圣先师,则是直以先圣、先师为一人矣,考之礼意多未合。”毛奇龄称:“乃明代寡学,以嘉靖议礼之臣而妄改祀典,忽易之以至圣先师之名,而后遂遵之而莫敢易焉。夫合师于圣,邋而不尊;附圣于师,转见輶亵。”嘉靖后即使有愤懑之士,也不再强以王不王逞其意气之辩,而是付诸平实,方以智只以“璁阳尊而巧抑耳”为语,并不深责。张岱亦是寓论于轻描淡写之间,他在拜谒孔庙后,述道:“庙中凡明朝封号,俱置不用,总以见其大也。”

　　世人以贵爵显号为尊崇之极,积美累善,叠床架屋之繁亦不惮为之。尊崇必加的思维习惯设置了增之则可,损之则必冒大不韪的追崇模式。本来亲切朴素的孔夫子,非要为他套上高高的帽子,将其“抬到吓人的高度”,确实让人生厌。嘉靖改制一洗其所沾染的官僚气,倒也清新近人。然而事件的发生总存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上的差异,世宗的御笔《正孔子祀典说》就暴露了他的心思,在孔子谥号更改上,他重点指出了一点,即孔子虽有王者之道、王者之徳、王者之功、王者之事,但关键在于其没有王者之位,是以称“王”则僭。他最终的定调是:“王者之名不宜伪称,王者之徳不容伪为。伪称者近于僭乱,伪为者其实有未尽之也。”朱厚熜确实是一个很较真的人,为了证实其主张,他还很孩子气地判定了一下孔子与明祖的高下,其语为:“至我太祖高皇帝,虽道用孔子之道,而圣仁神智武功文徳,宜与尧舜并矣,恐有非孔子所可拟也。世宗常以明太祖的继承者自居,太祖革诸神封号,惟孔子封爵仍旧,他就以发扬祖业为己任,称:“特存其号,岂无望于后人哉?”依逻辑推之,世宗抑孔而自褒之意甚明。既是如此,则时人疑其“以位而凌先师”,后人称其“上素不乐师道与君并重”或不为诬。或许意识到《说》的鲁莽与冲动,嘉靖后来又续了一个《正孔子祀典申记》,然而文中并无新意,只是将前文提到的原罪追溯与姚燧的拒绝俗爵粘合在一块,悄然将战略公关由吴沉的世俗路线过渡到牧庵的超拔路线。“抑而正名”到“崇而正名”,瞬间天壤,实不失为亡羊之后的补牢之举。

　　吴道子《孔子行教像》(局部)

　　在朱厚熜的依位定名论出台之前,儒界实际上一直没断了要为孔子追要一个更高权限的名的,其最热衷的方案是将王升格为帝。最早想到要加孔子为帝的不是儒者,而是宋真宗。这称得上是一次突发奇想,念头产生于真宗亲临曲阜拜谒之时,当时的情景是:“(真宗)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又幸孔林。下诏追谥夫子曰元(玄)圣文宣王。先是,帝曰:`唐明皇褒先圣为王,朕欲追谥为帝,可乎?当令有司检讨故事以闻。'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遂止赠美名。”在真宗,只是为了如何超佚往古。在儒者,却牵出了一个充满诱惑的梦想。此次机会稍纵即逝,不能不让人怀交臂之憾。到了神宗熙宁年间,判国子监常秩、李定、黄履、吕升卿等人又请加孔子“帝”号,以示尊崇之意。翰林学士元绛等乞依所请。然而,同为翰林学士的杨绘却以为非礼。判太常寺李清臣亦以为非宜,他的理由是:“今无位而“帝”之,虑非先圣之本意。且孔氏虽圣,异姓也。究考古今,自非推五岳之天神及追谥祖宗之同体,而以异姓为“帝”号,于故事亡有。若以之显号发策,动观听于天下,臣诚以为未安也。”朝廷从其言,孔子帝号之想再次落空。“阻挠者”在后世遭到严厉批判,其中尤以李清臣最为众矢之的,对其怀“笔诛之忿”者绝非一人。然而,清臣实有不白之冤,他虽不赞成帝号,却转而请求更实际的利益,如建议:“升先圣释奠为大祀,使列于郊庙日月天神之次,礼乐祠事皆增而大之。”冲动的孔徒们并没有此等详究的耐心。更甚者,又有人急中生误,将真宗朝的“陪臣”公案也嫁落于清臣之身而讨伐之。又有将李清臣其人其事跨越时空挪于真宗朝进行批判的莽举,史误更甚。

　　谥孔子以“帝”的梦想在明朝重赓前绪。可是,所有的人仍然走不出一个怪圈,即定名的基础,要么以位压德,要么以德压位。时代的进展,名物制度的变迁,都造成了后来理解取证上的混乱。周代最高统治者方可称“王”,它是至高无上的称呼。自秦始皇以后,最尊贵的称谓一变为“帝”,臣下有功者及藩国宗支获据“王”称。以此论,则秦后之“帝”称即周之“王”称,秦后之“王”称却已卑而下之,远非其原。若以孔子为周人而比拟王称,则称“王”称“帝”实别无二致;若比拟后代之王称,则未免让人心中不安。宪宗朝的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怀此不安,但是他洞悉前面的所有可能,所以虽以“帝”号为请却并不执拗,表现出了一副退一步海阔天空式的大度。他提供给朝廷的选择是:“或加美谥,或封帝号。如不加封,或以`大成至圣'四字易为`圣神广运'之数;如不封帝,或表眀孔子周人,当依周制。其所封乃当时天王之王,非后世国王之王。”但是他有附加条件,即加笾豆舞佾之数如天子之制,以此证实此“王”即彼“帝”。究其实,仍为明退暗进之计。此议最终为朝廷所择用,仍用“王”号,加笾豆数为十二,舞佾数为八。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洪谟的良苦用心,时人杨守陈(P644～645)及郑纪(P750)就颇有微词。他们的逻辑是孔子固为周人，但“王”称出自后世所封,自是适用后制,惟加“帝”号方显崇师重道之至意。杨、郑二人也有不同之处,相较于杨氏加孔子“帝”号之迫切,郑氏的主要目的更在于正名。他的方案是两可之策,要么封“帝”以称于现时的十二冕旒、十二服章、十二笾豆与八佾,要么减杀冕服礼乐之数以称于现时的“王”称。这些建议均未被采纳。

　　着冕旒的孔子像

　　应周洪谟所请而增加的笾豆舞佾数为后世的请封开拓了更多余地,提供了更为正当的理由。因为这次的名与数之间存在着人人皆知的“失礼”之处。上文郑纪的第一套方案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周氏的如意算盘。到了孝宗朝,又有人直截了当地上请:“孔子为万世帝王之师,固当祀以天子之礼,今礼用天子而号犹称王。……乞加封曰`文祖大成至圣帝',庶称尊之典无遗憾矣。”何孟春也是如此,他说:“国朝孔庙享祀循旧,乐用六佾,宪宗皇帝益而为八,百代之下谁敢易焉?此追谥孔子为帝之典,臣所以重有望于今日。”(P35)除此之外,亦有人在孔子拟称上接周洪谟之余绪,如直隶常熟的一名知县就上奏:“先师孔子名号未定,似为今日缺典。请取春秋祝文之义,于`大成'之上加以`配天广运',`至圣'之下系以`万世帝王宗师'。”“广运”二字典出《大禹谟》,即:“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采此二字,盖取帝德质美之意。但是周氏“圣神广运”既已被有司嫌于“伯益赞尧之词”而不采,后者的累词赘语更无庸论了。由周洪谟开拓的这条请“帝”路径,或许可以继续扩展。可是,嘉靖朝的干预,使得此一努力成果戛然而消。

　　“帝”成为孔子谥号一题上最高级别的称谓探索。伴随着嘉靖改制的迅速展开,“帝”说再无议及,“王”称亦拥趸尽散。后世怅怅若失之人,无所取弥,只能付诸虚语以慰之,其言如:“圣人万世为师,虽为周陪臣,而百代以道帝之。”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称王称帝,又怎是单纯的讨论就可左右。宋人罗从彦曾言及此题,他说:“唐明皇既追封先圣为王,袭其旧号可也,加之以帝号而褒崇之亦可也。顾时君所欲何如耳。”视君所欲,大较如此。

　　孔子在汉政权中没有获得的“帝”号却实现于西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这一举措使得西夏这一弹丸小国颜色顿生。修《金史》者说:“五代之际,朝兴夕替,制度礼乐荡为灰烬。……(西夏)然能崇尚儒术,尊孔子以帝号,其文章辞命有可观者。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故近代学者记西北地理,往往皆臆度言之。圣神有作,天下会于一,驿道往来视为东西州矣。”清代的宋际也称赞道:“西夏尊宣圣为`帝',虽小国不足称,然崇师之意亦可嘉也。”可见儒者心目中不可消除的“帝”号情结。

　　(文/董喜宁 陈戌国)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