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诗篇记录，是从西周开始的。这有其特定原因。简言之，诗篇之所以能被记录，是精神文明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晶。让我们看下面一则故事，关于盖房子的仪式。因为恰好《诗经》中有关于盖房子的诗篇，方便观察商周两代精神文明的显着差别。

　　《对话〈诗经〉》李山 华一欣着 中华书局

　　盖房有相应的仪式，始于新石器时代，至今犹然。商代修建房屋，特别是重要房屋的仪式，总是伴随着杀人现象。宋镇豪先生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描述：考古队从殷墟乙组21座宗庙建筑群中发现了商代建房的步骤为：先挖基，挖坑，用小孩4具，犬12具；之后置础，其中三座，用人2具；之后安门，内外两侧用人，其中5座共用人50具；最后为落成典礼，128坑，用活人378具。总计乙组宗庙群落用人牲641具。这就是考古为我们展示的殷商盖房子的情形，其阴森恐怖一如墓葬的人殉，也是用活人的生命为建筑祈求福祉，其蛮昧更不下于墓葬殉人。

　　那么，西周人盖房子又如何？首先要说的是，在今长安丰镐和周原等地都发现过一些大型贵族住宅基址。然而，就迄今为止的西周考古发掘而言，还未发现过建筑“用人”现象。《左传》说周人信奉“六畜不相为用”的祭祀原则，看来有根据。殷修建宫室，用制造冤魂的方式为建筑物禳灾祈福。那么，周人既然放弃了殷商的做法，他们又如何为新的建筑祈求吉祥如意呢？回答是：用优美的诗篇。

　　《小雅·斯干》篇就是这样一首为建筑祈福的篇章。诗作于西周宣王时期，距今近3000年了。《毛诗序》说诗篇是“宣王考室”的作品，所谓“考室”就是为宫室落成写诗。诗篇第一章是这样的：“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丛生)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图谋)矣。”“秩秩斯干”，“干”就是涧，溪涧的涧，山涧有溪水；“秩秩”是水清澈、有波纹的样子。房屋建筑讲究靠水而居，这就是诗篇表现的房屋近景。远望，则是“幽幽南山”。“南山”是终南山，“幽幽”是在传达远看山景的感受。两句八字，展现的是一种优美的意境，能将读者的心带到心旷神怡的境地，让人的灵魂暂时出窍，享受自然天地之美的浸润。这样的诗句，是身处鬼魅缠身的状态时作不出的。盖房子不再杀人禳灾，代之以歌声祝福，毫无疑问，这是精神在摆脱了鬼魅缠身后获得的能力，是心灵解放的结果，是内在文明水准提高的表现。

　　这只是《诗经》内涵的一部分。作为文明进步的精神产品，《诗经》蕴含着更多民族文化最基本的追求。例如《关雎》这首位列“三百篇”之首的作品，许久以来很多选本都说它是“爱情诗”，其实是似是而非。诗篇确实表达了男女情感，却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爱情，应该是夫妻之间的恩情，相似却不同。道理是：首先，篇中“君子”与“淑女”对举，不是表达“爱情”应有的口吻；其次，篇中“琴瑟”与“钟鼓”对举，暗含着典礼的场合。所以，诗篇是周代婚姻“六礼”中“亲迎”一节的乐章。诗篇开始两句也不是景物描写，作为“比兴”之词，这两句是说，当捕鱼的候鸟来到北方河流沙洲上的时候，春天到来了，万物生长的季节，也该是男女结合的时候了。《关雎》之所以被排列在《诗经》的开篇位置，是因为它歌唱的是夫妻和谐。古人认为，家庭是人伦之本。好家庭是培养社会好成员的学校，这样的逻辑，《论语》表述得最清楚，然而其观念的起源，却可上推至《诗经》的篇章。因此，《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绝非偶然。

　　《诗经》中还有大量的农事诗，其中许多诗描写了周王亲自带领农夫们播种和收获的情景。这是因为，周人相信，周家始祖后稷曾在尧舜大洪水之后，负责管理农耕，为天下人提供粮食，正是这样的德行，使周家子孙繁盛并最终主宰天下。农耕是周家所以昌盛的根基与传统，后代君王亲自下地劳作一下，就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对农耕传统的重视与遵从。然而，《诗经》农事诗篇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农事诗篇，并非中国所独有。例如，在古希腊就有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仔细阅读这样的西方作品，可以发现中西差别十分明显。在古代西方人眼里，大自然是提供财富的对象。但是，在《诗经》中却并非如此。比如，《诗经·小雅·信南山》中写道：“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意思是说：上天把云彩聚拢起来，先是下雨下雪，怕有不足，再淅淅沥沥来点小小的雨霖，老天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人们有个好收成。这首农事诗写出了中国人对天地的感恩之情，人与自然不是对抗而是相助的关系。这样的感恩之情，发展到后来就形成了《周易》所说天地“生生之大德”的哲学观念，代表了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独特意愿。

　　《诗经》中还隐含着“家国和谐”的追求。任何国家都会有人因国事(出差、出征等)而顾不上家庭的矛盾现象，《诗经》表现这方面内容的诗篇颇多。例如《周南·卷耳》，其第一章是“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很明显是女子口吻的歌唱，可是第二章“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以下，又是驾车，又是喝酒，很明显是男子之事。就是说，诗篇分明是两个人各自抒发思念想家之情。因此，历来在解释上是“女思男”还是“男思女”分歧不休。直到战国竹简文献《孔子诗论》出现，问题才有了答案。《孔子诗论》谈到《卷耳》时说：“《卷耳》不知人。”“不知人”就是“不相知的人”，与《论语·子路》“以不教民战”的“不教民”语法同例。而“不相知”的“知”在这里作“交流”“交接”讲，即台上的两个主人公没有彼此交流。由此可知，《卷耳》的诗篇其实是男女同台演出，各表心事，却未曾谋面，就像后来一些戏剧中的“背躬戏”。而且，诗篇在当初就是由思念女子和在外行役的男子两人唱的。只是因为后来“着于竹帛”，才变成了“一首诗”。这需要我们了解如下一点：原来诗篇显示的是“礼乐”歌唱，而周人所以有男女对唱的礼乐“演出”，就是希望用典礼歌咏的方式，对那些为国家之事顾不上自己家庭生活的人们予以精神的抚慰。同时，当《卷耳》的诗篇演唱“礼乐”的场合时，也是在向那些因公而忘私的人们表达崇高敬意。其同类作用的篇章，还见于一些战争题材的诗。这些诗篇，拨动的是社会的心弦，修补、协调的是国家共同体与家庭个体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家国和谐的目的。家国的伦理冲突可以导致悲剧，但是，礼乐的诗篇是在尽力弥补冲突，缓和冲突。换言之，礼乐文化不要悲剧性冲突的发生。这也是礼乐文化的特点。

　　这大概就是《诗经》里的精神蕴含，是我们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