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形成是有清以来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据说，北京大学已故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许大龄曾质问学生：“不懂京戏，怎么搞清史？”推敲许大龄先生此言，大概有两层意思。

　　首先，京剧对清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慈禧太后为例，她文化水平不高，常写便条表达政见，不仅字写得歪七扭八，且错字甚多，被近臣称为“识字而已”。慈禧常年居于深宫中，生活阅历也不丰富，她的治国理念主要来自京剧，从重用曾国藩，到信任李鸿章，都有京剧影响的因素。

　　其次，京剧自身的发展体现了清代历史的变迁。直到清代中期，京剧还被视为“乱弹”“杂部”，乾隆更喜欢昆曲，认为京剧中“诲淫诲盗”的内容太多，几次重手治理。可到了清代末期，当初被禁的“水浒戏”居然可入宫演唱，令人诧异：如此惊天逆转，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本书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独到而有说服力的梳理。

　　在京剧之前，昆曲已在京城流传，大量文人参与创作，甚至还出现了半职业的剧评家。这些剧评家通过撰写《花谱》(介绍剧本与演员，引导观众到场听戏)盈利，但作为文化圈的边缘人，他们内心颇有不甘，所以特别推崇屈原、李白、庄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典范人物。这些人物有才华，却不为世所用，只能依照内心的道德尺度来行事，这与剧评家们自身的处境高度契合。

　　剧评家试图通过《花谱》让演员们承认其权威地位，可他们无钱与捧戏子的老板们抗衡，所以在他们笔下，这些老板的形象颇为不堪(剧评家们称富人为“老斗”，进而将“老斗”变成“外行”的代称)。

　　昆曲能流行，来自江浙商人的支持；随着晋商崛起，秦腔开始走红京城。秦腔音韵简单，却极富感染力，常常是台上引吭，台下众人相和，令清政府极为紧张，遂将当红秦腔艺人悉数轰出北京，严禁各舞台上演秦腔。

　　乾隆时，清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对所有剧本加以删削，“水浒戏”因有反抗官府内容，尤属严禁。一方面，乾隆对“胡人无百年运”(即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王朝难超百年)深感担忧，希望通过强力手段维持稳定；另一方面，清朝初期统治者担心八旗被“堕落的文化”腐蚀，丧失战斗力，所以严禁旗人看戏，即使百姓看戏，也要慎之又慎。

　　为了应对这种高压政策，各剧团采取了规避措施：

　　首先，将所有剧本都加上一个“大团圆”式、充满道德教训意味的结尾，但在实际演唱中，并不演出它们。所以戏剧很少演出全本，多是单折。

　　其次，将秦腔改造成“西皮”，融入到昆曲中，再加上其他地方戏剧，形成了门类齐全、包罗万象的京剧。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秋天，以庆祝乾隆帝八旬寿辰为名，四大徽班进京，经过针对性处理、洁化的京剧终于被清廷认可。

　　1840年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让清廷财赋重地江南一片萧条。为稳定北方，清政府主动调整，不断邀请民间艺人入宫演唱，从而在民间引发持续轰动，人们争看皇帝、太后看过的戏。慈禧太后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忠义戏”，甚至包括曾被严禁的“水浒戏”。她的如意算盘是：引入洋枪洋炮后，清政府已不担心普通人对抗官府，而“水浒戏”夸张的情节、血腥的场面，对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人们在寻求刺激的同时，剧本中的“忠义”主题会潜移默化产生影响。

　　通过持续支持，京剧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中。当时北方民众虽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也深感不满，却受惑于“大义”“天理”等，较少主动反抗。直到南方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北方大多数地区仍在观望中。慈禧太后成功的背后，是以集体悲剧为代价的。文化与政治之间必然相互影响，但这个影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互动的机制是什么，如何进行评估，能给后人以怎样的启迪……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历史细节进行深入还原，而《文化中的政治》一书在此用功颇巨，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