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戊戌年农历三月的时候，有一个机缘去了一趟敦煌寺。

　　这个敦煌寺不在甘肃敦煌，而是在陕西西安，具体地说在西安北郊朱宏路丰产路的交界处。说是北郊，随着城市的开发，此处已经高楼林立，道路纵横，并没有非常田园风的景象，但因为修复重建工作还没有正式获批进行，作为陕西现存最早的寺庙，敦煌寺周围还是芳草萋萋，也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即使西安本地人也大都并不知道。

　　敦煌寺名称的由来和竺法护有关，鸠摩罗什之前，中国佛教最伟大、译经数量也最多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他是月氏人，因为世居敦煌、德化遐迩，被世人尊称为“敦煌菩萨”。据考证，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竺法护带着自己搜集到的大量佛教经典原本，来到长安，在青门外建寺从事翻译工作，20余年间，共译出了150余部经论。因为竺法护被称为敦煌菩萨，所以他在青门外建的这座寺便被称为敦煌寺，竺法护的大部分佛经翻译也正是在敦煌寺译场进行。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佛典之翻译》这么评价竺法护： “西行求法之第一人，通三十六国语言文字。中国人能直接自译梵文，实自护始。”竺法护的佛经翻译成就，学术界更早有丰富的阐述，不待我这个外行饶舌。只是偶然发现，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这个词汇最早来自竺法护于泰康七年(286)译于长安的《正法华经》(竺法护在经中译作光世音，观世音这一译法是在他的助手聂道真这里才最终成型)；农历七月十五日重要的民俗节日盂兰盆节、盂兰盆会的“盂兰盆”最早也来自竺法护翻译的《盂兰盆经》。

　　观音菩萨可能是从古至今最为佛教信徒崇拜信仰的菩萨之一，其信仰应当是发轫于古代印度文化圈，并逐渐传播到中亚和东亚，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使之成为信徒们心灵皈依和安放的对象，也持续向众生输出希望和安宁。盂兰盆在民俗传统中的演变复杂而隐蔽一些，但是，北朝学者颜之推(531—591)的《颜氏家训·终制》里面提到“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七月半盂兰盆，望于汝也”，而梁武帝下令在建康(南京)建造同泰寺后，也于大同四年(538)在该寺举行了盂兰盆斋戒，可见无论南北，至少到6世纪，盂兰盆节都已成为普遍的慎终追远、寄托情思的重要活动。

　　竺法护译的《佛说弥勒下生经》中还描述了一个转轮圣王出世的大同世界：

　　时阎浮地极为平整，如镜清明，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落相近，鸡鸣相接。是时弊华果树枯竭秽恶亦自消灭，其余甘美果树香气殊好者皆生于地。……尔时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食无患苦。所谓金银、珍宝、车磲、马瑙、真珠、虎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

　　对美好的憧憬跃然纸上。

　　有说竺法护圆寂于西晋怀帝永嘉二年(308)，这一年正月，正式称帝的匈奴人刘渊亲率军队南下攻掠中原，之后的永嘉五年(311)，刘渊养子刘曜破长安，加上关西大饥，史称“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无一二”。这么算来，不免为竺法护庆幸，他没有亲眼看见这一人间惨剧。

　　但是，竺法护的卒年也许还要晚一些，比如辛嶋静志教授就认为法护从事翻译的年代下限是311年，而也有朋友提醒我，早在永兴三年(306)，东海王司马越部下的鲜卑士兵就曾经在长安大肆劫掠。这么说来，无论从哪个角度，对于兵燹战乱，竺法护实际上还是避无可避。

　　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院士(1890—1974)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小冰河期正好落在那个时代，十六国这一动荡时期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是北方民族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南下。面对乔治·马丁(George R.R.Martin)的着名奇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凛冬将至(Winter Is Coming)”那样的局面，势单力薄的个体或许确实避无可避，但另一方面，面对Winter Is Coming，竺法护也正是在Get Ready，用信仰的福慧资粮，极大地鼓励着面临和即将面临战乱浩劫的恒河沙数的众生。

　　“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晨露。” (竺法护译《佛说鹿母经》，金庸先生在《飞狐外传》结尾处引用此偈)但是，观世音、盂兰盆，这一切的一切，安慰着生人，也救拔超度着殁者，人们最终依然能够“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及其伴侣众得济渡，不遇诸魔邪鬼之厄” (竺法护译《正法华经》)。

　　竺法护圆寂约100年后，又一位高僧来到长安。说来吊诡，这位温文尔雅的比丘的到来，既是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也是其结果——弘始三年(401)，后秦国君姚兴攻伐后凉，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这一“抢人”事件自然带有相当浓重的乱世色彩，但是鸠摩罗什来到长安之后便被请入逍遥园西明阁，以国师礼相待，后秦官方还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译场，请罗什主持译经事业，这毕竟算是乱世中的一股清流。

　　但乱世终究是乱世，虽然“僭伪诸君有文学” (赵翼《廿二史剳记》语)，其脑回路有时却真的有点清奇。拿姚兴来说，他既是护持罗什译场的功德主，又是逼迫罗什破戒的主使人。姚兴的动机是“好意”，他认为鸠摩罗什聪明超悟，天下无二，唯恐其绝后而使法种无嗣，于是便强迫罗什接受女人，以传“种”接代。但这所谓“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给鸠摩罗什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和精神困扰，罗什的老师佛陀耶舍听闻此事不由感叹道：“罗什如好绵，何可使入棘林中？”鸠摩罗什本人也深深自责，经常对弟子们说这样的譬喻：“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但采莲花，勿取臭泥也。”

　　《心经》的鸠摩罗什译本叫《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开篇即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阴空，度一切苦厄”，其中“度一切苦厄”在梵语文本中没有与之对应的语句，有学者认为是根据中亚语言的文本增添进去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是鸠摩罗什本人加进去的。这虽无确证，却似合情理——因为要得到罗什，后凉吕光给罗什母亲的国度龟兹带来了灭顶之灾；因为崇拜罗什，姚兴让罗什犯了佛教的根本戒律；尊贵的国师尚且遭遇如此的苦厄，更何况乱世中其他哀哀众生。

　　唐朝初年，长达数百年的小冰河期终于过去了，当时的长安，只能耐寒到-8℃的柑橘、只能耐寒到-14℃的梅树竞相生长，佛教也在这个和暖的盛世蓬勃发展。

　　时间更有一些神奇的巧合，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前一年，李暠在敦煌自称凉公，建立西凉，大唐皇室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他，在官方认可的家族谱系中，唐高祖李渊是李暠的六世孙，唐太宗李世民是李暠的七世孙。而更加“追根溯源”的说法是，大唐皇室是老子的后代，因而道教成为李唐最偏爱的宗教。不过，虽然道教的官方地位卓尔不群，但佛教寺庙的规模一般比道观更大，并且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和资助，大慈恩寺、荐福寺、大兴善寺、兴教寺、青龙寺、西明寺、华严寺、净业寺、香积寺等这些佛教各宗的祖庭，都是在唐代初创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可是，载誉归国备受礼遇的玄奘大师在位于国都CBD的大慈恩寺和西明寺住锡很久，一直念念不忘的却依旧是寻觅一个更加清净少干扰的译经场所。去少林寺的愿望没有达成之后，他来到了西安北面铜川的玉华寺，生命的最后四年，玄奘在那里译出了煌煌600卷的《大般若经》，也圆寂在那里。

　　虽然相对远离了政治中心，避开了许多他厌倦的皇家百官的应酬法事，玄奘终究仍然不得不和许多世俗的纷扰周旋。在玉华宫，这个在外人看来地位尊崇功德圆满的老僧，也写下了他重新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经文：

　　度一切苦厄。

　　所有的《心经》汉译本，只有鸠摩罗什和玄奘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嵇康《代秋胡歌诗》有句： “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除了福兮祸所伏的含义，似乎也正是这些俗世眼中名声利养一样不缺的高僧们另一个精神侧面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