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是分布在丝绸之路上的艺术明珠,从南亚印度的阿旃(zhān)陀石窟,经中亚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到中国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可以管见佛教文化流传的历程。
石窟寺艺术在藏传佛教中也颇为兴盛。如被称为“吐蕃第一窟”的拉萨药王山查那路甫石窟,是重要的早期石窟寺遗存。在四川、青海等地,也有一些重要的藏传佛教造像。但在青藏高原之外,规模宏大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极为罕见。辽宁海棠山的摩崖石刻造像群,可能是一个孤例。
海棠山,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板镇,为医巫闾山之支脉,是蒙古高原到辽河平原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早在元朝时期,蒙古族就已信奉藏传佛教。17世纪初,蒙古贞部落从呼和浩特迁至阜新,藏传佛教也随之传播。明崇祯三年(1630),即皇太极天聪四年,皇太极邀请乃济托音呼图克图在蒙东传法,并建瑞昌寺,此为阜新历史上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此后,阜新地区陆续建有喇嘛庙369座,共有喇嘛5万余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寺庙便是普安寺。
普安寺所在的海棠山有很多裸露的岩石。藏传佛教传入海棠山后,依天然岩石之形状,在岩石上雕刻佛教造像与题记。据载,在不到300年的历史中,共刻有造像1400余尊。迄今仍保存有龛刻183龛,造像270余尊以及汉、满、蒙、藏文镌刻的题记50余处,集中分布于南区、中区和北区三个区域。
漫步海棠山,如进入佛国,眼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摩崖造像,有佛像、佛母像、菩萨像、度母像、护法像、人物像等,其中护法像数量最多,有22位。造像的形象千姿百态,有的慈眉善目、面露微笑,有的慧目圆睁、呈忿怒相,有的结手印,有的持法器,有的站立,有的禅坐。
从雕刻数量看,无量寿佛雕刻最多,有35尊,反映了世俗生活中人们长寿的愿望。从雕刻尺寸看,造像有大有小,其中最高的是佛祖殿的释迦牟尼佛,有4.60米,最低的是犀甲护法眷属,仅0.15米。从造像题材看,几乎全是格鲁派的崇拜对象,居于中心的宗喀巴大师像刻于全山最高处。从龛窟形制看,以平面竖长方形浅龛为主,龛楣多是拱形或方形,其中也有不少塔形龛。从雕刻手法来看,多是选择天然石头在岩面雕刻,且多为浅浮雕造像,也有一些高浮雕、线刻造像,还有的造像采取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方式。
普安寺寺主一希仁波切认为,海棠山摩崖造像布局最奇特之处,是三大区域的所有造像均以海棠山峰顶的宗喀巴大师造像为中心,并依格鲁派上师资粮田的布局次第雕刻而成。南区、中区和北区的造像依次排列,井然有序,围绕着宗喀巴大师像,有广大行派的弥勒菩萨,深见派的文殊菩萨,代表清净传承的普安寺第一世、第二世、第四世活佛,还有密宗四部即事部、行部、瑜珈部、无上瑜珈部的本尊护法与传承诸师等。布局严整的造像群,将海棠山筑成一座密宗摩崖坛城。因此,海棠山也被认为是中国密宗名山。
在艺术风格上,海棠山摩崖造像继承了北齐造像的风格,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淳朴健壮的形体美,同时借鉴了晚唐造像的风格,体态丰满健壮,胸腹隆起,上着帔(pèi)帛,下着大裙,此外,还彰显出蒙古族、藏族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
如中区第107龛的文殊菩萨,头戴五佛冠,顶发髻,面形长圆饱满,眉间有白毫。双耳垂肩,戴大耳珰,耳边宝缯向上翻卷。佩珠宝璎珞,戴手镯、臂钏、脚环。帔帛搭肩绕臂,于身体两侧翻卷,帛带绕双腿,于两侧又向上翻卷。腰饰佩带,左手于胸前持经书,右手上举,紧握智慧剑。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双层圆形头光与背光。这一菩萨像在体现晚唐造像艺术风格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的蒙古族特色。
古代工匠们还运用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天然颜料对造像进行彩绘,使其具有耐腐蚀性,故部分造像虽历经数百年风雨,仍能看到当年的斑斓色彩。如中区第2龛度母三尊像中的绿度母,至今面容仍呈绿色,笑容超然,饱含慈悲。
题材如此多样、规模如此宏大、布局如此严整的海棠山摩崖造像究竟创作于哪个年代,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当今学术界基本的看法是:摩崖造像艺术创作于清代,但具体始于哪一朝,却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康熙二十二年建庙的同时,就已开始雕刻造像。另一种观点认为,先有寺庙后有造像,如李翎认为“可能于乾隆年间约18世纪70-80年代已开始造像”。还有学者认为,道光年间开始雕刻造像,这主要是因为道光年间的石刻题记比较多。
一希仁波切依据中区第16龛“关公像”后的方形印章判断,这尊塑像应该是在康熙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一时期雕刻完成的。兰州大学杜斗城教授认为,在藏传佛教传入此地之后,人们可能就开始雕造佛像了,只是当时没有留下名字和年月。至于康熙以来修建的木构殿宇,应该是海棠山的佛教活动有了一定影响之后才开始建造的。
海棠山摩崖造像群见证了清代藏传佛教在蒙东和辽西地区的传承、发展和繁荣,是一座鲜活的蒙藏佛教历史、文化与艺术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