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王阳明，许多人会感觉这两年好像王阳明忽然火了，到处都在谈这个名字。仿佛被人提倡一下，阳光一照，花儿就遍地开了。
其实当然不是如此！王阳明、阳明学一直是时代的关键词，而不是时髦事。
你还记得“1995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南京大学与台湾辅仁大学的那场，题目就是阳明的“知难行易说”吧？
更早，贺麟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便赞许蒋中正先生的“力行哲学”，认为“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
许多人以为蒋先生是败走台湾之后才开始讲阳明学的，据此便知不然，蒋先生提倡阳明学甚早(又详后文)。
而贺麟此说亦不应仅视为阿谀，因为他在其后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对此有更大的发挥。该书有个很清楚的思路：以当代“陆王学”的复兴作为发展主轴。
用他的话来说，近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乃“如何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如何由反荀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
至于造成陆王学盛大发扬的原因，贺麟认为主要是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相契合，也配合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故反求内心之所安，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依此，贺麟清理出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再到马一浮的一条现代“陆王学”的思想系谱。
孙中山与蒋介石则被归为本陆王之学而发为事功的代表人物，并对知行关系提出诠释，因而对中国哲学有重要的贡献。
对于孙中山，他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互相发明。同时从知难行易说推衍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两原则，使其学说“富于近代精神”。对于恢复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意识的自觉，贡献很大。
对于蒋介石，贺麟认为他的事功是基于哲学修养，“他责己之严、治事之勤、革命之精诚、事业之伟大，皆由于精诚致良知之学问得来”。再者，在哲学方面，蒋介石的贡献是“把握住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真义”、“蒋先生‘不行不能知’之说，对于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之说的发挥与补充”、“灼然见得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及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贯通契合处，而发挥出他的‘行的道理’”。
换言之，蒋介石和贺麟一样，都看到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是不矛盾的。同时蒋的“力行哲学”将行说成是“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行包含了仁与诚，亦即仁民爱物而真纯专一。
贺麟的结论是：“蒋先生所讲的哲学，乃即是他自己伟大人格的写照，坚苦革命经验的自白。……蒋先生的哲学特别值得我们了解，因为了解他的哲学，即是了解他的人格何以伟大，了解他革命伟业的精神背影，也即是了解他抵抗暴日的精神战略，并且了解我们抗战何以必胜，建国何以必成的理论基础。”蒋介石和德国大哲学家费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之所见“若合符节”，“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
《当代中国哲学》这本书后面还附了一篇谢幼伟的<抗战七年来之哲学>。在这篇附录中，谢幼伟呼应了贺麟的主张，将蒋介石在1939年3月15日的一篇有关“行的哲学”的演讲，誉之为“抗战七年来，中国哲学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并说：“蒋主席提倡力行哲学可谓有根据，有渊源，而决不是杜撰的。”
谢幼伟后来去了台湾，贺麟则留在大陆。可是直到1987年他为新版《文化与人生》写序时仍没改变上述基本看法，且对之仍颇得意，谓：“我对于讲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
也就是说，依贺麟等人之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实乃陆王学之复兴。其中“陆”(陆九渊、象山)其实只是陪衬，当代中国哲学可说即是阳明学之发展。
一般读者或一般知识人熟悉的当代中国思潮，乃是由五四运动展开，或以此为主轴的。但五四新文化一路，如此浅薄，在“哲学”上有啥可说的呢？它讲的科学、民主，涉及的只是“世俗的解放”，而不能稍及于“精神之解脱”层面；要讲哲学，仅能如胡适讲讲杜威之实用主义或易卜生主义而已，真能接续中国思想之脉络，又能与西方哲学会通、对话吗？真想如此，即不能不求诸“五四”一路之外。
而那一路以外之广大领域，奇花异卉虽繁，却又隐隐然均有王学之气味。贺麟当时之论断，之所以迄今仍然立得住，并不是没道理的。
当时讲阳明，也并不能理解为五四反传统之反动，或保守主义回归于传统。恰好相反，当时讲阳明，一直有个国际思潮互动的大背景在。
例如蒋先生之讲阳明，就不是因阳明乃他老乡，故熟知乡里父老绪论，或在家乡已获传习。浙东余姚宁波一带，入清以后，久以文献考证为主，早已无阳明学之传承了。所谓“浙中王门”，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老蒋的阳明学，其实乃是去日本留学时才受启发于彼邦的。
1932年，蒋介石对青年演讲《中国的立国精神》时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不过，日本乃老蒋阳明学之助缘。日本阳明学之精髓，他赴日习兵，时日尚短，毕竟未窥堂奥；因此后来他钻研阳明，反而颇取径于德意志观念论。
如1941老蒋日记曰：“反省去年对于真我之根源，与太极之内容，自觉略有领会。而人生对于宗教信仰之关系，使我内心渐能升华，惜尚未深入于自得之域耳。此于富司迪氏所着之《信仰的意义》、鲁一士所着之《黑格尔学述》二书，实助我宗教与哲学之研究，其功奇大也。”十三日，记曰：“信仰就在于力行，力行亦是真正的信仰。”三十一日，晨记曰：“黑格尔矛盾之理，即中国阴阳之道；黑格尔所谓绝对存在与绝对本源，即中国太极咸具万理之理也；至其所谓绝对无穷者，即理一而分殊，亦即具千理而应万事之谓也。故黑氏哲学，余最能心领而喜观者”等都可证。
故老蒋之阳明学十分奇特，是阳明与黑格尔之拼合。贺麟说他与费希特有十分近似之处，正说明了老蒋的渊源所自。
五十年代以后，老蒋赴台，赓续提倡阳明学，倚重的哲学大师是方东美。当时大陆也正大谈黑格尔，但讲的是辩证法，因此老蒋特请方先生写了七万字的长文《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破斥其说；同时，在台湾讲老蒋哲学及阳明学时也不再谈黑格尔了。所以现在许多台湾学者论及当年老蒋之提倡阳明学，也不甚清楚他与黑格尔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方东美先生本人即颇受黑格尔影响，安徽大学宛小平《方东美与黑格尔哲学》一文曾申论方先生在对精神科学的态度上，以及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的整体等方面，实与黑格尔一致，我觉得很对。
到1954年牟宗三写《王阳明良知教》，才由康德黑格尔转到存在主义，再转回阳明《传习录》。这条取径德国的王学之路才又折转回来，老蒋的思路及他提倡的王学也渐渐淡出了舞台。
相对于台湾，大陆理应不谈阳明学了，而实际亦不然，五十年代以后，“左派王学”之说在大陆甚嚣尘上。
什么是左派王学呢？王学基本上被认为是“主观唯心论”，是要被摒斥的；但其中有左派者，仍可接受。左派王学，主要指的，是历史上最受诟病的王学末流，泰州一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李卓吾。
当时有无数学者撰文指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即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王艮反对笃信谨守封建礼教，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此外，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更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
诸如此类，众口一辞，黄茅白苇，一望靡余。而泰州学派袁中郎、李卓吾之研究纷纷矣！
九十年代以后，新时代的阳明学则另有脉络。豆瓣上，王阳明小组创建于2006年，另外一个人气较旺的小组，名为“一生低首拜阳明”，创建于2008年。百度则有“王阳明吧”。在一个名为心学联合论坛的网站上，还贴出了2011年后多地组织的《传习录》读书会介绍。
阳明的新粉丝，有些是受阳明余姚老乡余秋雨《乡关何处》一文的影响，有些是读了钱穆的《阳明学述要》，有些则是看了《明朝那些事儿》，还有人从日俄战争史料中知道东乡平八郎一生崇拜王阳明，故进而开始了解王阳明。再则就是稻盛和夫的企业管理学在2000年后被引进大陆，企业界渐渐由学稻盛和夫而知王阳明。整体说来，似已有股小小的“阳明热”。
确实，王阳明比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程伊川、王安石、朱熹、张南轩、胡五峰、陆象山、叶适、陈亮、吕祖谦等等都更为现代人所熟知、更多关注，所以不能说不是热。发烧、不正常曰热，目前正是如此，是儒学史上的畸形现象。
但目前的阳明热，大抵仍停留在对阳明传奇生平、事功经历、商务应用之热情上，“阳明学”的“学”字是谈不上的，对王学之利弊得失也还没到深入讨论的时候。百年王学浮沈，虽剥极来复，但康、梁、谭、章、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迄牟宗三、钱穆之阳明学内涵底蕴及其是非，仍是我们该重新接上并勘究的。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着名学者和思想家。着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着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阳明学的百年浮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