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岳英灵集》，盛唐人殷璠编。其选诗时间范围，集《叙》及《文镜秘府论》南卷均说，起甲寅，终癸巳。而《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所载殷璠集《叙》，谓之终乙酉。《国秀集》后有宋徽宗大观年间曾彦和跋，谓该集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甲寅为开元二年(714)，乙酉是天宝四载(745)，癸巳为天宝十二载(753)。对比今存唐人编集的诗歌选本，该集可谓真正意义上的盛唐人编集本朝诗歌的选本。由选本的集《叙》、《论》、诗人论评以及选诗，均可以看出盛唐气象对殷璠编集心态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盛世社会环境中的文化自信。其集《叙》旗帜鲜明地批评盛唐以前诗坛的弊端，如曹、刘诗“多直语”“少切对”，萧氏以还“尤增矫饰”，贞观末“标格渐高”。同时，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并声明他所遴选的诗人是“河岳英灵”。虽然，殷璠所论，基本上与诗歌史的实际吻合。但不难看出，他的语词中，对盛唐诗坛充满了褒美与赞誉。这一点，在他评论诗人时，表现尤为明显。如评李白，谓其《蜀道难》等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评綦毋潜，谓其“塔影挂清汉”等诗“历代未有”；评陶翰谓“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今陶生实谓兼之”；评薛据，谓其“寒风吹长林”等诗为“旷代之佳句”等。论评中充满着盛唐人的优越感与自信心。

　　第二，盛世环境中的乐观情怀。大唐盛世，人才济济。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士期盼建功立业，绝非易事。然而，殷璠虽然仕途不顺，但他无比乐观地说自己恰恰因为“退迹”，才能“得遂宿心”，以至于他编选诗集有“无致深憾”之感。可见，仕途挫折，并未让他气馁。相反，他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从《河岳英灵集》对诗人的论评中，也能看出殷璠的这些情感特点。如常建“沦于一尉”，但其诗“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又如高适，虽然“隐迹博徒”，但其诗“兼有气骨”，因此便有使人“吟讽不厌”的绝佳效果。薛据“自伤不早达”，但其“寒风吹长林”等诗清新雅致，致有“旷代佳句”之称。《河岳英灵集》所选常建《春词二首》、李白《答俗人问》、王维《入山寄城中故人》等，其基调多为乐观爽朗，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从这里，也可以管窥殷璠的心态。

　　第三，盛世文士不甘沉沦的理想追求。如前所说，殷璠仕途不顺，长期退隐，然而，他的理想并未幻灭。他批评前代选本“为知音所痛”，立志要“删略群才”，使自己所编辑的诗歌选本有“颇异诸家”的编选效果。可以说，这是殷璠在立功未遂的情况下，又一理想抉择。从《河岳英灵集》所遴选的诗人里，也可以探视殷璠的这一心态特点。除王维天宝十一载官至吏部郎中，其他诸如常建、李白、刘眘虚、陶翰、高适、岑参等二十余人，全为品级低下、仕途不达的文士。然而，殷璠谓李白“志不拘检”，谓高适“耻预常科”，谓贺兰进明着述“究天人之际”，谓卢象“名充秘阁”。诗集所选，如常建《江上琴兴》、李白《野田黄雀行》、王维《偶然作》、刘眘虚《送东林廉上人还庐山》等，表现了盛世文士或有志于立功，或立言，或立德的理想追求。这一点，与殷璠所说的编集心态相呼应。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叙》说“总集之作，多由论定”。殷璠在盛世文化自信、乐观情怀以及立言心态支配下，遴选“河岳英灵”们的诗什，具有独特的盛世选本的特征。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崇尚本朝盛世。殷璠不但在集《叙》中赞誉盛唐诗歌成就，而且旗帜鲜明地声称他编集的目的是“赞盛世之美”。殷璠心目中的“盛世”，结合今存选本可知，应当是开元二年至天宝十二年。这一时期，恰好和历史学上的“盛唐”基本吻合。殷璠所说的“美”，据选本内容看，主要有三点：一是赞赏盛唐诗人。如赞誉常建诗“潘岳虽云能叙悲怨，未见如此章”，赞储光羲“经国之大才”。二是赞美盛唐诗坛的诗歌成就。《河岳英灵集》所选，其题材包括田园、山水、边塞、即兴、羁旅、赠答、刺时等，体裁包括古体今体，以选本的方式很好地反映了盛唐诗歌面貌。三是赞颂盛唐社会繁荣气象。据诗中所选，如“圣代无隐者”“小苑蒲萄花满枝”“长安甲第高入云”等，读者不难看出盛世的繁荣气象。殷璠批评前人选本“诠拣不精”“为知音所痛”，立志要选一部“无致深憾”的选本。可见，他的编集实践，体现了他对本朝盛世繁荣气象的尊崇。

　　第二，追求选本新变。殷璠在集《叙》中历述昭明《文选》以后诸家选本的缺失，并在集《论》中声明“璠今所集，颇异诸家”。“异”，正好说明为了在盛世文化环境中有所作为，殷璠编纂《河岳英灵集》求新求变的特征。从今存选本来看，其由五个部分组成：《叙》、《论》、诗人小传及品评、摘句论评与选诗。这五个部分中，集《论》与摘句论评颇值得关注。尤其是摘句论评，不仅很好地补充了《叙》《论》所构建的选本理论与诗歌批评理论，还在不影响选本既定规模的情况下，遴选优秀诗句，有效增加了选本的内容含量。再从该集编选内容看，诗人将范围界定在盛唐，不仅彻底否定了魏晋时期不录存者的体例，而且，将编选范围界定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不能不说，殷璠所追求的“异”，是颇具慧眼的。

　　第三，张扬纂选个性。盛世心态的冲击，给文士带来了文化自信，同时，也给了文士张扬个性的底气。殷璠在集《叙》中自述他编集的标准：“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然而，《河岳英灵集》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品以上官员的诗歌，殷璠一首也未选。是不是殷璠没有读到？从所选诗人看，这个可能微乎其微。他在评王湾《江南意》“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时说：“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张燕公”，即张说。殷璠不仅未选张说的诗，张九龄、贺知章等品级高的文士，殷璠均拒之选本之外。对此，《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极玄集》条”引《姚氏残语》云：“殷璠为《河岳英灵集》，不载杜甫诗；高仲武为《中兴间气集》，不取李白诗……彼必各有意也。”这个“意”，正是张扬个性的结果。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这样，才使《河岳英灵集》成为一部极具个性特征的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