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一段时期，阳明心学受到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并似乎已成为新的显学。从其特点来说，心学注重个体的自主性以及主体精神的高扬，这对于鼓励创造性的思维，推动社会的变迁发展，无疑都有其积极意义。然而，从整个社会来看，除了需要注重个体的自主和主体的精神这些方面之外，对于个体的社会责任、天下意识，同样也要给予相当的关注。正是在这方面，关学显示出它的内在特点：其民胞物与、为民立命的精神关切，展现了儒学思想的另一面。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注重个体自主性、注重主体精神和注重社会责任、注重天下关怀，这两个方面应当互补。仅仅讲心学，往往容易流向空疏、抽象，晚明心学的那些末流已经显示出那样一些特点，比较具有社会关切和务实取向的关学，对于抑制片面重视心学可能带来的偏向，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从关学本身来说，一方面，它体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传承，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具有个性特点的儒学中的一个学派。广而言之，儒学既是中国文化中与其他学派不同的一个学派，又派中有派，自身包含不同趋向的学派，关学可以视为其中一个重要学派。作为儒学中的学派，关学体现了儒学主流的精神，同时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后者首先形成于关学的奠基者张载。在性与天道的形而上之域，张载所奠基的关学具体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太虚即气”的观念，它主要侧重于天道的层面。从“太虚即气”的观念出发，气只有存在方式上的变化，即聚和散：聚而为物，散而为气，而不存在有和无的问题。这样，以太虚即气的观点为前提，对于“如何存在”的关注取代了对于“是否存在”的追问：“如何存在”关乎存在方式，“是否存在”，则是对存在本身的质疑。在此意义上，“太虚即气”体现了天道层面形而上视域的重要转化，这同时也展现了其内在的哲学意义。

　　性与天道之中的“性”涉及人性，并关乎对人自身的理解：人性问题归根结底指向对人自身的理解。在人性问题上，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一方面承继了传统儒学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推进，后者主要体现在对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的区分。无论是从逻辑上看，抑或是就儒学的历史演化而言，这种区分的意义都在于对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性理论的某种统合。众所周知，孟子提出性善说，天地之性可以说是上承了这一性善的观念；荀子主张性恶说，气质之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了“性恶”说所肯定的方面。从人性本身来看，它既包含着向善的可能，又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过程来成就现实的圣人人格。性善说主要突出了成人的内在可能性，性恶说则强调了外在教化的必要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提出，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整合了以上两重取向：一方面，肯定天地之性的存在，意味着为成就圣人人格提供可能；另一方面，确认气质之性的存在，则表明“变化气质”具有内在的必要。不难看到，在性与天道的层面，从其奠基人张载开始，关学便在儒学的演进过程中提出了具有自身个性特点的观念。

　　关学作为儒学中有个性化特点的学派，其特点还体现为对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关注。张载已提出“四为”之说或“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取向首先体现了人应当追求的理想，它同时又规定了人的使命，即化以上理想为现实。与之相应，以上提法的核心便是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基于“四为”之说，关学从其奠基者开始，即注重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由此形成了其特有的精神境界。

　　关学之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特点，是其务实的精神取向。关注现实，关心治国与平天下，构成了关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在学术的取向上，便表现为对礼学的重视。重视礼学和重视经世之学往往相互关联，在儒学系统中，礼与现实生活有着更为切近的关系，与人的践行过程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关联，从而由注重礼可以逻辑地引向对经世致用的关注。就此而言，务实的取向与礼的注重相互关联。与关注经世致用相联系的，是注重实证之学。相对于较多地专注于心性之学的学派而言，关学更为肯定实证之学，后者构成了关学的主要特点。实证之学同时也是前面提到的务实精神的重要构成。后来，关学的后学中形成了重视科学发展的学术取向，韩邦奇、王徵等等，都对科学技术给予相当关注，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与关学本身内含的务实思想，无疑也有着逻辑的关联。

　　关学不仅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而且这种具有独特个性特点的理论形态同时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层面来说，关学开创于张载，同时又经历了从北宋、南宋、元代、明清，一直到民国的衍化，在民国还有关学最后的代表人物牛兆濂。从时间和历史层面来看，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延续、变迁、发展变化的历程中，关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呈现方式之一，是关学不断与其他学派的相互交融、相互激荡、相互沟通。以明代关学的代表人物吕柟而言，他一方面表现出对程朱之学的兴趣，这方面他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另一方面作为关中学者，他又承绪了关学的学术传统，从他的学术思想方面，可以看到关学与程朱之学之间的相互交融。在另一些关学的传人中，则可看到关学与心学之间的互动。如南大吉，他既是关学的重要传人之一，又与王阳明有交往，其间也与心学有某种契合，对阳明的良知学尤为服膺。后来明末清初的李二曲，也既受到心学影响，又上承关学。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到关学与心学的相互融合、相互沟通。正是在关学与其他学派的这种沟通、互动之中，关学本身也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可以说，关学不是凝固的学术形态，而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学派。

　　此外，关学一方面包含关学之为关学的核心内涵和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多样的形态，核心的观念和多样的形态之间在关系中形成了某种互动的、相互关联的形态。关学的核心观念即前面提到的三个方面：以太虚即气及人性分疏为内容的性与天道层面的思想；以“四为”说为内涵的理想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统一；体现在礼学、经世之学以及实证精神等方面的务实的精神取向。关学之为关学的内在特点，首先体现在以上方面。但同时，关学又有不同的发展向度。冯从吾在《关学编》中曾概括张载思想的特点，其中特别提到“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的，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从这一概述中可以看到，就传统儒学经典而言，关学涉及《周易》《中庸》《礼》以及《论》《孟》等文献。在关学后来发展中，不同的人物往往有不同的侧重，并由此从不同层面对传统儒学中的多重思想，包括构成关学核心内涵的不同观念，作了独特的阐发，从而使关学形成多样的形态，后者也从另一方面展现了关学本身的丰富性。

　　在对关学内涵的不同侧重中，关学的传人形成了自身的不同特点。前面提到的明代关学传人韩邦奇，便对科学技术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他在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厚的研究，所以韩邦奇的着作比较专业化，不太容易读。晚明的关学传人王徵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有特别的敏感性，他着有《新制诸器图说》，对他所理解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作了一种理论和学术性上的阐发。这一进路可以看作是由突出关学中注重实证的方面，进一步引向对科学技术的关切，由此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

　　关于关学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文献整理，一是理论研究。文献整理是基础，理论研究是提升，理论研究与文献基础都不可偏废。没有文献的积累，理论研究将导向空疏；没有理论研究，关学的深沉意义也难以得到真切的阐发。文献整理与理论研究的互动，可能是关学研究中较为合理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