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代儒学的三个趋向

　　唐代统治者沿袭汉代的经学笺注方式。唐太宗命孔颖达、颜师古等编纂《五经正义》，试图吸取正统经学和玄学，调和出一个兼容并包的理论来统一经义。但是经学笺注的方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且缺少理论的建树和创造。

　　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在反对佛、道的同时，或明或隐地吸取了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特别是佛学的思辨方法。在这方面，韩愈堪称代表。他一方面积极反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在对于人的主体意识之分析。佛学中某些派别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例如认为意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意识，而自我意识之建立给人以信念，以克服万难的勇猛精进的精神。韩愈儒学的“治心”论，无疑受到佛学和早期儒学中孟子的影响。他的治心论和佛、道的宗教观相一致，所不同的是他不但主张“治心”，而且要见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又受到佛教祖统说的影响并与之相抗衡。提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并把自己说成是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韩愈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是解决魏晋时期提出的封建主义名教礼法如何与个人的自觉性相协调。他的答案就是“治心”论与“道统”论；前者则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直截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你就会遵循它，你就不会有不自在的感觉。从尧、舜、周公、孔子一直到韩愈，均显示了儒学前后相继的发展过程，儒学认为这种信仰的力量就会使人的精神得到解脱，从而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创造一个没有上帝，但使人信仰并由此产生力量的新宗教，或称之为儒教，在韩愈思想中有此迹象。后来的事实证明儒学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为宗教。这是唐代儒学的一个特征。

　　其次，早期儒学与“人”的观念相联系的重民、爱民思想在唐代有所发展。杜甫、白居易等杰出诗人大都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如白居易把孟子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座右铭，并说：“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与元九书》)他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经验，特别推崇杜甫。杜甫以“儒家”自命，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中说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显然是从孟子所谓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脱胎而来。他发展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集中表现在《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新婚别》、《垂老别》等杰出诗篇中。如《无家别》的最后两句是：“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对黎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为统治者将失去人民而忧虑，忧国忧民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愤然唱出了这样的诗句。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人民表示同情，正是儒家重民、爱民思想的本色。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时人民的生活情景，其中透露出的恰恰是“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儒学气息。

　　唐朝儒学的再一个特征，就是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在学术方面发展了早期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并吸取了当时世界的文化成果。其例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一例说明，当时孙思邈的医学思想，就具有这样的时代特色。在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方面，他注意撷取各种文化成果中的人道主义精神，总结出这样一段令人感佩的经验之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疾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大医精诚》)在这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里，既有儒家的“恻隐之心”，又有道家的“无欲无求”，还有佛家的“大慈大悲”。在孙思邈精湛的医术中，也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印迹。如“四大不调”的病因说，是印度的一种病理学说。孙思邈从佛经中吸取其说，认为“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诊侯》)，四大元素在人体中不协调就会生病。在医学理论方面，他指出：“天竺大医耆婆云：‘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斯乃大医也。”(《千金翼方·药录纂要·药名》)这种思想具有开拓性，极大地丰富了我们药物的品种与来源，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再如艺术方面，中国绘画在唐以前以线条为主，从吴道子开始以凹凸法渗入人物画中，山水树石亦别开生面。这种凹凸派画法渊源于印度，后经西域传到中国中原地带。总之，早期儒学“和而不同”思想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唐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五、宋明儒学(理学)的两重性

　　宋明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理学以儒学内容为主，同时吸收了佛学和道家思想，是在三教融合、渗透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理学的出现表明儒家经学笺注的没落，需要有新的学术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而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

　　理学的思想影响从11世纪到17世纪，历时700年之久。“天理”成为理学基本范畴。

　　我们不能不看到，有些着名的理学家当他们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发展了早期儒学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有些理学家，如朱熹就是大学问家。他注解《四书》，训释了《易》(《易本义》、《易学启蒙》)、《诗》(《诗集传》)、《礼》(《仪礼经传通解》)，根据《春秋》义法着《通鉴纲目》，命学生蔡沈根据他的指挥着《书集传》，这部大着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书而大量印行，且远传海外。他还注解和编辑了北宋理学家的着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易说》、《易通》，二程的《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张载的《西铭》；编辑北宋理学家的语录六百多条为《近思录》，又编辑了《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家礼》、《小学书》，还着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等书。黄干说他“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黄勉斋先生文集·朱子行状》)，这虽是溢美之辞，但朱熹的学术兴趣广泛，包括他对自然科学作过研究，且有不少的精湛见解，是可以肯定的。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读书法》)，足见他反对盲从迷信。还要提到，朱熹的《易》学着作，对有些范畴、概念的分析精细入微，表明理学在吸收佛学的基础上理论思维发展的深度。

　　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派也很注重独立思考，如陆九渊的“六经注我”、陈献章的“以我观书”都说明人不要作书的奴隶，书要为人所用。心学派有把“心”的作用夸大到绝对的毛病，但不能因此便否定他们关于独立思考的论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把道德化的主观意识夸大为世界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与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相符，但是王守仁的这种观点却包含有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因素，而他对人的主体活动之分析，提出了许多有理论意义的命题。后来有些思想家对此加以吸取改造，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和独立思考，反对封建专制，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明代后期王学一派中也有人主张独立思考，大胆提出问题。如江右学派胡直在《困学记》中说：“反复而紬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参己见。久之，于先儒终不能强合，其疑有四。于近儒亦不能尽合，其疑有三。”有疑才有进步，提出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是科学的态度。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尽管他们并不是理学家。

　　同时还应看到，儒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他们并不都是理学家)发出了光芒。如王安石就是一位经邦济世的大政治家，他主张打击豪族地主对于土地的掠夺兼并，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劳动力归皇权直接控制，从而实行他所幻想的“周礼”古制。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去重敛，宽农民”等，在客观上有利于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为了培养贯彻执行新法的人才，他改革传统的以诗赋取士的繁琐的笺注经学，采用经义策论试士，使学者“务通义理”，懂得怎样处理国家和政府的事务。这样，义理之学就取代了笺注之学，形成了宋代学术的新风气。文天祥则是一位为国捐躯的仁人志士，他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过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他被杀害后，人们收殓他的遗体，发现衣带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后来的许多民族英雄如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焚烧鸦片的林则徐等，也都具有这种庄严的“国格”观念，不愧为“中国人的脊梁”。不过，要指出，文天祥爱国思想不能完全归结为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关于“物理”的论述，强调自然界运行不息；对理学常用范畴“诚”与“敬”的改造等等，均说明他具有清醒的理性主义，这是他的爱国思想的理论基石。

　　六、结语：几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儒学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生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不能不思索这些问题：

　　第一，作为中国儒学开创者——孔子的思想，着重从道德学、伦理学意义上探讨了“人”的价值，人的完善及其手段；人的家庭，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人的智慧，人的义务等等，这些表现出作为儒学开创者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人的完善、人的义务(缺乏权利观念)思想。这种思想的内容是具体的，在历史上是发展变化着的。因此，我们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它，而应作辩证的考察，赋予它以具体的历史含义。也就是说，每一历史阶段的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都具有相对和绝对的两重性。相对性是指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它总是同该时期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历史特点相联系着；离开这些条件和特点，该时期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就难于确定。同时，每一特定历史阶段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的思想，又是整个历史长河中关于人的认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和组成部分。整个的链条是通过前后相接的环节体现出来的，而特定历史阶段的认识则表现着历史长河的基本趋势，这就是关于人的完善和义务思想之绝对性所在。中国古代儒学正是在这种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中发展变化，构成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儒学发展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中才能看到它的作用。

　　第二，中国儒学思想既有珍品，也有一些劣质。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民族性格，就需要了解、研究长期影响过我国历史文化的儒学思想。其次，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它近似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某些方面，且具有一定科学形态的时候，它本身就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体。从绝对性因素方面说，它所揭示的一些真理的粒子并不会消失，而后人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和发展。比如孔子阐述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教育观，以及早期儒家探索“人”的价值所走过的历史印迹等等，不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研究它们，而且世界文化也需要他们。世界各国的朋友都在引用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且赋予学术交流的新义，就足以说明儒学中具有有生命力的理论思维。至于儒学中与现代化生活和观念相抵触的思想观点，也要作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懂得前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曾走过不少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