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教授

　　数百年以来，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中国哲学被译成西方语言，一开始就被套上基督教的神学框架，这种“基督化”的烙印至今随处可见。汉英词典中对于中国哲学词汇有不少译法欠妥，却长期被奉为规范，误导后学。要克服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不准确理解甚至是曲解，就必须准确翻译中国哲学词汇，让中国哲学讲中国话。

　　英籍奥裔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过，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而西方现有对中国哲学词汇的翻译，没有准确传达中国哲学所秉持的宇宙观。人们在进行翻译时首先应意识到，这一工作是在面对一种与自身不同的世界观。中国哲学词汇与西方哲学概念所传达的世界观相去甚远，用西方哲学概念难以完整表达中国哲学词汇的意义。例如，说到儒家伦理，古汉语就没有对应于西方“ethics”或“morals”的词汇；再如，当代西方流行的“freedom”(自由)、“right”(权利)、“autonomy”(自主)、“individual”(个体)、“rationality”(合理性)、“democracy”(民主)、“private”(私人)等，在古汉语中也找不到对应的词。正因如此，历史上西方耶稣会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沟通交流都不成功。

　　西方当代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中国哲学很感兴趣，希望了解；另一方面又不愿将中国哲学视为一种严肃的哲学探求，不承认它作为哲学学科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结为翻译者们对中国哲学词汇缺乏深入理解，其翻译的中国哲学着作难以让西方的哲学专业人士准确把握。做翻译和进行文化比较一样，都不能一厢情愿和简单化，而必须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是原汁原味地理解对方文化的一种必要意识。比如，对待儒家的“角色伦理学”，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让儒家伦理学从西方伦理学的语境中脱离出来，使它返回到自己的语境中去，让它自己讲述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找到儒家伦理学本身的语境，即先看它的汉语版本，找出它的核心伦理词汇，想办法弄懂它们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第一步是先让儒家伦理学显示自己的“主体性”，第二步再把它放到与别的哲学传统对话的位置。

　　在翻译和文化比较中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一方面需要利用西方的经验，另一方面需要还原出一个语境，即中国哲学叙事说理时的情景。只要我们想对中国哲学传统有一个较为原汁原味的理解，就必须把那些情景考虑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经典《易经》所提供的自然宇宙观词汇对我们进行中国哲学诠释具有基础意义。在这个诠释语境中，中国哲学文化能够以自己的词汇讲述它自己，从而颠覆以往很多西方人的翻译。它告诉我们：儒学是“准无神论”的；儒家所说的“天帝”，不是西方人头脑中的“天主”或“上帝”，中国智慧不需要上帝这个理念；儒学的“伦理道德”，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神性；儒学中的“人”是关系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中国社会是社群社会，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没有位置；中西哲学传统讲的“超越”，内涵和实质存在重大差别；西方哲学追求“绝对真”，中国哲学探求的是“道”；现代中国成功避免了全盘西化的最糟糕结果，而继承了儒学中“生生”“仁民”等众多合理要素；等等。

　　(安乐哲 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席、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原文为英文，田辰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