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理念。王道其实质是以理想的政治之道建立理想的人间秩序。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设计。在礼坏乐崩的社会环境中，先秦诸子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无秩序所带来的生死离别以及无穷无尽的战争造成的痛苦与无奈。因此，他们首先要追求的是用一种思想去为社会的稳定与统一奠定理论基础。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没有条件开展各种可能理想的生活，而所谓的“自由”也就无从谈起。这种对稳定秩序的渴求成为了当时人们共同的心愿。

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核心理念

　　从现有的文献当中可知，在儒家产生以前，“王道”思想就已经存在了。《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西周末年，社会矛盾重重，内忧外患。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对此评论道：“及平王东迁，以弑父嫌疑，不为正义所归附，而周室为天下共主之威信扫地以尽，此下遂成春秋之霸局。”由于生产力发展，人权呼声高涨，伴随着西周初期封邦建国的“国野制”崩溃而带来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过去曾经彰显于稳定统一的秩序中的“王道”思想也变得幽暗不明，岌岌可危。在这种动乱的环境下，士大夫们都希望借重诸侯的力量，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太平社会。所以孔子常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当齐景公向孔子讨教如何执政的时候，他回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孔子首先追求的是用礼义名分思想去建立并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在最具权威的孔子语录《论语》中没有对“王道”概念进行过直接论述，而《礼记·乡饮酒义》中却有记载孔子语云：“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后文便接着有对此句话的解释：“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另外，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记载：“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结合前面《尚书》中王道思想的内涵，可以发现孔子的思想体系完全包含王道理念，并且内容更加充实具体。如孔子对古代圣王极为推崇，并把他们所尊奉的信仰称为先王之道。在《论语》中有大量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赞美，他们都是孔子心中有德且有位的“盛德大业”的人物。他们共同的人格特点是“内圣而外王”。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内心修养好了，达到仁的境界，然后再通过具体的政策将仁心推广出去，从而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境界。这种利民、使民、治民的思想在《论语》中有很多的论述。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由此可知：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论述“王道”这一概念，但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政以德”“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一系列扞卫“人格尊严”的信念话语，可以说他既是上古以来王道思想的继承人，更是王道信仰的再造者。

　　孔子去世后，以七十贤人为代表的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王道思想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深化与推进。在理想层面，它主要表现在对禅让制度的推崇以及对大同小康社会的展望；在实践层面，孔门后学特别是曾子学派对孔子的“孝”治思想进行了深化；在心性论层面，孔门后学对对诚的论述、对以情应物的心物关系、对大体小体等问题的探讨，为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孟子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以情论心、以心论性的方式，论证了人性为善的本质。“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等命题的提出，使得每个人都有成为圣王的可能，在人性的可能上继承孔子，使得“血统贵族论”被彻底打破，也为尧舜之道伦理秩序化铺平了道路。但现实中为什么人人没有成为尧舜呢？孟子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于是，有此形而上的理论作为基础，如果人人特别是统治阶层将自己本有的仁心推广出去，那么将国家治理好就如翻手掌一样容易。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另外将仁义礼智四端“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孟子认为人在精神上平等的论述。

　　从孟子论述的王道思想来看，他所说的王道思想不仅仅只是一种理念信仰，而是可以实践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实践的过程，必须要靠在上位的君子的行动。孟子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种以身作则、上行下效的理念，在儒家看来是一以贯之且自然而然的，也是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孔子思想中就有明确论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大学》说：“上老老，则民兴孝；上长长，则民兴弟；上恤孤，则民不倍。”《中庸》也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待其人然后行”。因此“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中庸》)就成为王道政治不可缺少的部分。

　　孟子之后到战国末期的荀子这一段时期。经过几百年不断的战争，人们对建立统一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制度设计的思想与理念层出不穷。对处于大变革中的荀子来说，如何巩固王道、使之不坠，则是他头脑中一直思索的问题。从《荀子》一书中我们大体可知：一方面为了能战胜其他流派，他不得不吸收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不惜反对子思、孟子来维护孔子重塑的王道。荀子在反对孟子的同时，走向了与孟子对王道论证的不同道路。虽然论证方式不同，但是他们在仁义至上的王道理念是一致的。荀子通过对“天人之分”与“性伪之别”的分析论证认为王道理念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圣人教化的基础上以及礼义制度的保障中。于是，荀子对如何将王道理念落实到现实中做了详细的设计。正如一国国家的君主有“圣君、中君、暴君”等区别，荀子将国家治理的好坏也分为三个等级：一个是实行礼义的王道国家，一个是讲究信用的霸道国家，一个是搞权术阴谋的必然走向灭亡的国家。对于荀子来说，他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采用什么样的治理之道就会走向相应的社会。因此现实社会中，人们必须要效法师儒，从而为王道社会的实现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

　　以上大体就是先秦时期儒家王道思想的演变过程。由此可知，王道作为一种文化理念，特别是在它的“致曲”过程中，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静态客体。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亦表现出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如王道在孔子那里表现为德政以及对孝道的推崇，在孟子那里则表现为先王之道与仁政，而在荀子那里则表现为礼义及王道的制度化过程。它是一个敞开的、面向未来而永远处于未完成的过程。儒家王道思想在先秦时期传承的过程中，一方面与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相对抗，另一方面也在此对抗中吸收融合诸家的思想。虽然王道在各个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它那仁义至上的追求却是永恒的。因此这也为后人重新阐释王道的可能性及意义提供了依据。（邓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