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

　　如果有人问：《三国演义》应该从哪里读起？这可能会让不少人觉得匪夷所思，“从头呗，还能怎么读？”初读当然从头开始，但要读出《三国演义》的道道来，从中间开始，再读一遍，说不定更好。

　　当然，这中间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地方都行，而要从“三顾茅庐”开始。这是全书的中轴，一道分水岭：“三顾茅庐”之前，刘备屡战屡败，被人撵得像丧家犬一般，无处可逃；而之后，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道理？转机来自“三顾茅庐”，刘备见到了诸葛亮，听取并采纳了诸葛亮的“隆中对”。

　　“隆中对”最能体现三国神韵

　　细数之下，“隆中对”也不过数百字，何以就此扭转命运？无他，就因为“隆中对”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规划。

　　一瞥“隆中对”，读者容易记住的是关于曹孙刘三国各占“天时、地利、人和”的资源优势分析。不错，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办事情能否成功就看是否具备这三项重要条件。不过，作为战略规划，“隆中对”的核心不在资源筹划上，而在诸葛亮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却在《三国演义》开篇第一句话里就已表达清楚的要旨：“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大局及其走势作出清晰判断，从中发现自己的机遇，才是战略规划的重中之重。

　　“隆中对”之前，刘备之所以屡战屡败，根本上是因为刘备相信当时的大趋势是“分久必合”。自董卓进京，天下群雄并起，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苦于分裂太久，刘备欲以宗亲身份，匡扶汉室，剿灭曹操，重新恢复刘氏一统江山。结果因为错判形势，逆水而行，只会屡战屡败。

　　诸葛亮告诉刘备，现在的大势不是“分久必合”，恰恰相反是“合久必分”。汉朝延续500多年，现在到了分开过日子的时候。“隆中对”没有明说，但确实以“合久必分”的形势判断，作为谋划未来的大前提，由此扭转了刘备的大局判断，扭转了刘备的人生遭际，甚至扭转了中国历史，顺便催生了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三国演义》。

　　想当年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韩信是两家共同争夺对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能争取到韩信作为同盟军，谁就能夺取天下。在韩信犹豫不决之时，有谋士提醒他，依附别人不如自己另立山头，借刘项之争，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遗憾的是，韩信“有雄才无大略”，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最后帮着刘邦灭了项羽，却在决定性战役胜利后次日清晨的睡梦中，被急匆匆赶来的刘邦夺回帅印，直至被冤杀于未央宫。战略规划缺失，让历史错过了原本或许可以更加精彩的“三国时代”。

　　既然天下大势仍在于“分”，那就需要考虑：我能分到什么？进而明确，怎么才能分到这一份？这才有了曹操占天时、孙权取地利，而刘备以宗室身份和仁厚声誉，把人和作为首要战略资源的策略。

　　至于后面所谓“获取荆、益”之类，一方面算是“三分天下取其一”的目标落实，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分久必合”积累实力。相比关于局势走向的判断，虽然同为战略考虑，但分量明显不如了。

　　卷首第一句话里埋下伏笔，到“隆中对”方才详加展示，反映了写作技巧，更体现出把握大局、谙熟战略的思维功底。这不是小说作者一个人的能耐，而是中国人乃至中华民族的天赋异禀。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信“只争朝夕”，因为娴熟于农业，最清楚“时令耽误不得”。但偏偏这样的民族，同时又有一种出奇的耐心，等待时机将临。

　　“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创立周朝居功至伟的姜子牙，七十岁时还在易水岸边钓鱼，一点不着急，用的是直钩，根本挂不住鱼，纯粹摆个样子。因为姜子牙知道，着急没用，时机不到，难以作为，干等就是。这不，最终等到周武王起兵，需用帅才这一刻。

　　这种把个人努力置于大格局之中加以筹划的战略思维，形象地说，犹如一个人急于赶时间，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在车厢里使劲往前挪位置，而是买票时找到能够最早到达的那班车。

　　谋略背后是滋养智慧的气度

　　在《三国演义》中，不只是诸葛亮有战略思维，更不是只在“隆中对”里有。曹操灭了袁绍后，搜出好多曹营中人与袁绍私下书信往来、为自己留后路的证据。两军对垒，你死我活，暗中通敌，足够拉出去“咔嚓”了。可曹操不让人打开，而是一把火烧了，理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对战胜袁绍都没信心，底下人暗通款曲，有什么可以责怪的？”

　　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利益，能体谅别人的苦处；不只看重个人品行，更看到主观意愿背后的客观原因。如此处理人事，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能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刘备虽有“人和之名”，但曹孙刘三人麾下，人才最多的还是曹操。用人没有战略思维，不可能达到“用人不疑”，更不可能做到“疑人照用”。

　　有读者不理解，《三国演义》中最惊险的桥段“煮酒论英雄”中，曹操既然知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将来刘备总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为什么不直接拉出去砍了？岂不是明摆着作者是在故弄玄虚吗？其实，从战略思维的逻辑出发，很容易理解：如果不能尽收天下英雄于麾下，却靠骗来一个杀一个，如何才能获得天下英才之拥戴，如何才能解决战略对手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诸葛亮煞费苦心、恩威并施，采用“七擒七纵”的非常策略，终于收服孟获之后，却不留一兵一卒，班师回朝。有人不解，问为何不留下官员、辖制地方，一则避免日后再反，二则正好扩大地盘。诸葛亮却回答：“留官必须留兵，留兵必须运粮，这样把自己套牢不算，还因为战争中当地人死了不少，怨愤之气难以平息，留官后一旦产生矛盾，极易酿成大冲突。现在不留官不留兵，不用运粮，还避免了日后冲突，岂不更好？”如此跳出通常“占地思维”之窠臼，审时度势，看出后续负担甚至不稳定隐患，放弃占地，确保主动，才是真正的战略智慧。

　　据说，孟获后人世世代代感恩诸葛亮，坚守“南人不复反矣”的祖誓。数百年之后，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地方政府欲调孟获后人起兵勤王，他们坚持只有朝廷征调，才能出兵，因为“与诸葛丞相有约”。最后，朝廷诏书到了，在泸水边隆重祭奠诸葛亮之后，大军才过江北上迎敌。《三国演义》不是史书，与史实相互参照，难免真假混淆，但即便虚构只要被人记住，有时候也比尘封的史料对后世影响更大。此所谓：“活着的历史是文化，逝去的文化是历史。”

　　行文至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出了一个真会打仗的主——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将军，在埃及打得英法联军没了方向，最终却未能赢得“军事家”的称号，只能屈居“战将”之席。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大本营让他去北非只是为了牵制英法，隆美尔却一味好战，虽然战役上赢了，但军力消耗之后，大本营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为其补充武器弹药，最后不是牵制英法，而是牵制了德国自己。缺乏战略思维，视线只及于眼皮之下，如此格局何以算得上“军事家”？

　　相比之下，中国的孙子之所以被称为“武圣”，从“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孙子深知用兵之险，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视野开阔、思维超前，不但称得上军事家，而且称之为政治家、战略家也不为过。中国造字，特以“止戈为武”，其中有多少大智慧！

　　虽有交战，一旦和平，就给予充分信任。如此处理“国与国关系”，方显战略眼光。信任和由信任而形成的守约，方为最具价值的战略资源。如今，国人面对先人的“创造性思维”，会将其自觉不自觉地归之于“谋略”。这好比心地阴暗者眼中只有不可告人之术，而看不到谋略背后更高层次的智慧和滋养智慧的胸襟气度。这恰恰应了古人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总之，一个“善养浩然之气”的民族，一个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族，绝不应该陷于蝇营狗苟之中不可自拔，绝不应该满足于占那么点小便宜、耍些小聪明。随着中国重新崛起为大国并越来越全面深入地走向世界，国人对堪称民族文化之瑰宝却散落四处的战略智慧，该仔细收集、虔敬学习、大力弘扬乃至创造性升华了！

　　(作者：顾骏 上海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