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可将“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两句话看做是中华文化解决人类生存之道的一种大智慧。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人、所长(图/孙春苗)

　　了解之同情

　　刘梦溪撰写的《马一浮与国学》有言，“本人多年研究马一浮，有一深切的体会，即在马先生其人和他的着作面前，我们的话说得越多，离马先生越远。因此本书的写作，力求让马先生自己说话。”

　　“让……自己说话”，是学者严谨客观的态度。以刘梦溪最喜欢的人物陈寅恪来说，他最擅考据，发扬实证精神，但又有深切的情感投入。刘梦溪说，由于陈寅恪学问深厚，人格峻洁，这样的情感投入不仅不影响其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反而为其研究、文章增添了力量。陈寅恪对待古人学说的基本态度，是“了解之同情”，刘梦溪对陈氏此论感会深切，如同己出。

　　读刘梦溪的着作与文章，亦能感受到他对古今人士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即用近乎艺术家的精神和眼光，像欣赏艺术名作那样，进入对象，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设身处地思考他们“为何是”、“如何是”、“不得不如是”，对其立说用意取得“真了解”。

　　有了“了解之同情”，便不会轻易责备苛求他人。研究钱锺书，他说“钱先生不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游旋于政学两界的人。你向他要革命，他没有。要政治，他不喜欢谈。要亦学亦政，他反对这种骑墙式的人生状态。他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不应该向他要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你要他出头？参与街头政治？他不愿意那样做。换句话说，他不是梁任公，他不是冯友兰。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当然很好，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大册，陈寅恪先生评价很高。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是开创性的建树。冯友兰的学术成就，没人能够否定。但冯先生一生于学问之外，有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一面，所以容易遭受各种訾议。但我不赞成否定这位杰出的大哲学史家，到现在我给学生开书目，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还是必读书。”他分析王国维的自尽，是理性自觉，而非情绪冲动，所以给出结论：“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

　　刘梦溪长期研究20世纪学术人物，准确说是大师级人物，由人物入手，复现当时的思想文化风景，梳理论述百年以来现代学术的流变，又通过现代思想史进入传统领域。有如他评价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是“借传”来“修史”，从一个人的故事写出了复杂的明清文化转变史。刘梦溪本人也是由人物来呈现思想精神——不仅是中国学人、学术之精神，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

　　透过刘梦溪的治学经历，可以感觉到他的“良苦用心”。他是文学出身，早年兴趣为古典文学和文学思想史，对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有涉猎，特别是红学方面，已创出天地。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转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他说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三位先生的书，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结果自己不想写文章了。九十年代初，历时七年，刘梦溪编纂了一套《中国现代学术经典》，35卷，2000多万字，对现代学术谱系得以全面系统了解。

　　这样的学术转向应属自觉，又似有天意。打通文史、融会古今，皆为天然。正是对《红楼梦》的研究，刘梦溪了解了明清社会与历史，这与后来研究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联系起来了。陈寅恪研究隋唐政治文化制度，而刘梦溪的古典文学功底让他对唐诗里的隋唐社会风貌了然于心，于是又有了某种接应。

　　如果说陈寅恪为考据之学(当然也有义理)，那么马一浮是义理之学。刘梦溪研究陈寅恪二十年，研究马一浮十年，对宋代几大家下了深切的功夫，又通过宋学返回六经。如今他正在集中研究六经的价值论理、国学的义涵和施教，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如何在今天发用。

　　刘梦溪认为，当代文化传统的承续与重建，有三条途径比较行之有效。第一是文本经典的阅读，第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第三是礼仪文化的熏习。这三者显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刘梦溪的研究，在我看来是一种“典范的学术与学术的典范”。

　　吾辈并无资格和能力评述刘梦溪先生，但阅读先生文字，聆听先生教诲，如沐春风，心向往之。先生学养深湛，但着述审慎，要求甚高，并不追求多产。只是近十年，有厚积厚发之势。他说“愿意将清洁的东西，真思想、真精神、真学问传递给喜欢自己文字的人”。

　　为走近先生的学问世界，我不妨讲几个小故事。但真想了解先生，还是去读他的书吧。

　　刘梦溪和他的书房(图/孙春苗)

　　故事一：蜗居读书

　　“喏，他在那里。”陈祖芬老师接我进屋。我往里看并未看到刘梦溪先生。只见一排排一摞摞书。“哦，他常常被书挡着，看不见，那是他蜗居的地方。”陈老师莞尔一笑。

　　先生走下台阶，整齐的深蓝色中式布衣，银发在阳光下闪着威严的光芒。但先生一跟你说话，便会打消你先前的紧张。先生是极度耐心的人，尽管我知道几乎所有的问题在其着作中论述详尽，又在不同文章中有所强调，或不知被多少记者提问过多少回，他还是很认真地把一个个问题清清楚楚地从头说到尾。“够了吗？”最后先生还问。

　　先生博闻强识，连口语也不含糊，说话跟文章一般准确文雅。我问他如何做到，必是天分。先生说，也许跟小时候喜欢背书有关。背《三字经》、《论语》，背《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读书做学问，在我既是一种兴趣，又是一种职业。”先生说他看书极细，且一遍遍重读，好处是能“学而时习之”，往深里走；坏处是，写作的时间往往拖得很长。

　　“刘先生即之也温，久而知其严，再久，又转温了。”有朋友如此评价先生，我亦有同感。向来以为读书人的书房最是神圣、隐秘处，不敢擅入。没想，先生主动请我到每一间书房参观，先生引路，走廊间也堆满书。先生又翻出与许多学界友人照片来给我看，我觉得先生对岁月也生出感慨。

　　“都说文人相轻，文人各有性格又思想执着，有深笃持久的友谊怕是不易吧？”我问。先生郑重转过头跟我说：“我从不嫉妒别人，特别欣赏有才华的人，我只不喜欢一种人——小人，小人见了我，常常自我退避。”

　　故事二：南瓜与葫芦

　　先生喜欢南瓜与葫芦，从四处收集来摆放在家中。家里有一种自然的生趣与宁静。他说：“南瓜的感觉是温厚、质朴而有田园风味，让我心生喜爱；葫芦的特点是简洁、完整、自成一体，外面无所见，内里乾坤大。”

　　刘梦溪的书房一角(图/孙春苗)

　　故事三：佛缘

　　先生不是佛教徒，但喜欢佛教，说自己略有佛缘。

　　“一次在家里，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是介绍敦煌的纪录片。忽然看到某一窟，一尊佛像，两脚交叉，手如此摊开，微笑面对众生。我顿时流出了泪水……从餐厅回到书房，《弘一大师全集》摊开在那里，恰好这一页上有弘一的书法：‘见佛自在生欢喜。’呵，原来我是喜极而泣。”

　　“多情乃佛子。你看李叔同，他是有大情感、大经历之人，又修最严格的律宗。是真正的大德高僧。”

　　故事四：“有恩于我”

　　先生多次提及季羡林先生“有恩于我”，季老90岁生日时，先生一气呵成写下文言文《季羡林先生九十寿序》。

　　“大学在人大念书的时候，听过季先生的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文联工作，一些文艺界的会，能见到季先生，逐渐熟悉起来。后来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中国文化》杂志，我们的学术活动，常请他参加。只要我出面，他总是能到场。我写的四五万字的长文《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创获和研究方法》，季先生看后，称赞是一篇‘至文’，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2000年，我60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一年没出门。季先生几次问助手：‘梦溪怎么不见了？梦溪去哪里了？’后来得知我卧病，特地打来电话，说自己‘其实浑身都是病，但不太在意，你把它看成休整的过程，病就变成有益的东西了。’又写信慰勉，说‘吾兄罹疾，我心难安。’让我十分感动。”“还有一次是《世界汉学》创刊，季先生、钟敬文先生、张岱年先生都在座。钟先生问：‘梦溪是北大的吧？’季先生说：‘他不是北大毕业，但比北大还北大。’季先生这句话的内涵，只有知者知之。”

　　刘梦溪着《马一浮与国学》

　　学术与传统 对话与“和同”

　　2017年的第一季度，刘梦溪先生将有一部大书出版，学术论文自选，上中下三卷，一百万字，书名叫《学术与传统》。他在自序中说：“盖我的研究，依题义言，无外乎学术、思想与人物；就研治范围言，亦未逾于学术与传统之外。学术，是我的志之所锺；传统，是我的心之所系。”

　　刘梦溪研究的马一浮，是高人，不着时文，不任教职，他的学问很难被时人读懂。刘梦溪也感到知音难觅，但他趋向于与世间“合作”，愿意沟通对话。1988年创办《中国文化》，已表明“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意。他的许多文章见诸《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光明日报》、《21世纪经济导报》等报刊。他也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和邀约做演讲。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讲过两次，一次讲的是《大师与传统》。部级领导干部文化历史讲座请他三次登坛，讲题分别为《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当代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变奏》和《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现代意义》。

　　刘梦溪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早年并不愿意出来讲太多东西。有一次在南京大学有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没想到座无虚席，过道都站满了人。有一个女生互动时说：‘刘老师您讲得我激情满怀，你应该到全国去讲！’。过去没意识到演讲对听者有如此的好处，的确那次以后我演讲多了一些。”

　　“对于我们做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来说，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怎么样进入现代生活。”“现代文化的建构，对话最重要，包括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也包括今人和古人的对话。”

　　“对话”与“尚同”是刘梦溪的一个核心思想。2010年的伯克利大学中美文化论坛上，他发表了《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的主旨演讲。他提出，哲学上要破除对“异”的偏执病，承认人类的共同性和共通性。他引述钱锺书着作里反复出现的理念“貌异心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他提出：“过分夸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文明的陷阱。”

　　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锺书是刘梦溪重点研究的个案。陈寅恪和马一浮，一个在地上，一个在云端，但是从“本体无缺”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相同的。刘梦溪写《陈寅恪与钱锺书的异同》等文章，比较留意人物之间的比照，但更多是发掘这些一流人物人格境界上的“同”——具有“独立自由之意志”，不曲学阿世，资质纯洁，以学术为公器，通学通儒的学术特征，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怀抱。

　　魏晋玄学盛行，有“名教”与“自然”之争。“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籍的从侄孙阮瞻回答：“将无同。”“将无”为不含实义的语助词，“将无同”就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意思。刘梦溪借“将无同”一语，预期人类未来文化融合的趋势。他反复引证张载的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他说人类最终总会走到一起。“《易经》系辞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先天的结论，也会为后天所验证。”

　　他的两万字的长文《论和同》，发表在《文史哲》2016年第3期。他说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句话是中华文化给出的解决人类生存之道的一种大智慧。

　　刘梦溪的学术研究，有沉潜的味道，也有思想的亮色。

　　刘梦溪着《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

　　优美门风与狂者精神

　　刘梦溪研究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有一个独特的体会，即认为那一时期的大师巨子，其知识结构和精神学养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因为在西学训练方面，无论汉、宋或清中叶的学者，都不可能与之相比；而他们的家学渊源和国学根底，又为后来者难以企及。身处新旧交替的大变局时代，他们的家国情怀格外深沉。

　　刘梦溪注意到，那一时期的学者不少出自世家，门风优美，其中陈寅恪最为典型。因此他研究陈寅恪是连通其家世和家学一起研究的。《陈寅恪的家学渊源和晚清胜流》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又有《陈宝箴与湖南新政》一书，直接研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

　　陈宝箴是1895到1898年的湖南巡抚，推动变法维新，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谭嗣同、唐才常等改革派人士均受其感召，齐集湖南。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大诗人，文采过人，风骨节操不亚于陈宝箴。1937年日军侵华，陈三立愤而不食而死。陈寅恪毕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其家学传统可谓一脉相传。

　　刘梦溪出生于“耕读之家”，从小听父亲讲侠义小说，对行侠仗义的英雄心存想往。初中读古典诗文多，高中读欧洲文学多。酷嗜塞万提斯的《唐吉坷德》，对那位和风车战斗的拉曼却骑士欣悦无比。但尤其喜欢普希金，他说“普希金的作品，有一种温情的清雅” 。

　　读刘梦溪本人的着作，也会感受到这种温情的清雅。简练庄正，有理有情，绝无武断、酸腐之气，是令人起敬的文质彬彬。不过他又是个性明显的性情中人，与特立不随俗的一流人物有感应。“你总会碰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包括遇到的人。我的关切和我的研究对象是合一的。”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刘梦溪认为孔子释“狂”，具有思想革新的性质。“‘狂’是超前，‘狷’是知止。总之‘狂’和‘狷’都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表现。”通过撰写《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一书，刘梦溪进入到阮籍、嵇康、李白、苏东坡、王阳明、李卓吾等人的精神世界，等于写了一部关于狂的思想小史，感慨如今“良知的傲慢”已然消退。

　　刘梦溪接受凤凰网采访

　　国学与复性

　　“一个人良善性格的形成，学校有重要作用，但与家庭的关系更直接。”刘梦溪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信心，但对当前的社会以及文化的整合、再生，有相当的悲观。“现在教育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大中小学的教育。这一百年，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西方教育模式，这是一种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而中国传统教育是注重传道的。”“近百年以来的家庭解体，家学失传，我深表忧虑。”

　　正是看到现代教育重“器能”，而对于“德行道艺之本”有所缺失，马一浮当年要创办复性书院。“窃惟国之根本，系于人心，人心之存亡，系于义理之明晦，义理之明晦，系于学术之盛衰”。“复性”即恢复人的自性、本然之善。刘梦溪说，他研究马一浮，一个重要收获是找到国学的准确定义并且深感需通过国学教育来养成国人健全的文化人格。

　　刘梦溪认为，国学是当西学东渐之后，与西学相比较才有的概念。胡适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则是所有的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人物、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工艺、服饰等等。这样定义国学，未免过于宽泛。后来大家一致认可，国学为中国固有学术，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的理学、明代心学，以及清代的考据学等。“但这又太专业，与普通百姓关系不大，无法构成国民教育的内容。”所以，刘梦溪认为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定义堪称经典，即国学乃“六艺之学”，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称为“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经典形态，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

　　关心教育的刘梦溪先生，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内容以《论语》和《孟子》选读为主。因为“六经”文辞比较难读，《论语》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论语》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他还提出，国学内容除经学外，还应加上“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内容，经学、小学、国学教育，应该成为大学国学院的学科构成。

　　“六经”以及《语》、《孟》中的价值理念，在当代社会能否发用呢？刘梦溪经过深入研究，从中梳理出诚信、爱敬、忠恕、和同、知耻等五组概念，认为是当代社会文化建构必不可少的价值论理。“敬是人的一种自性的庄严，属于信仰的层面。亦即一个人精神世界里的始终不渝、不可动摇的东西。”他说“这些价值理念是永恒的价值，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外国人，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这些年，刘梦溪写了很多文章，包括学术演讲，反复阐释“六经”中的这些价值论理。《敬义论》、《立诚篇》、《论和同》、《修身从“知耻”开始》，是其中的代表论着。《敬义论》三万言，以特稿方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立诚篇》一万三千字，刊于2016年9月2日《中国文化报》。《论和同》两万字，发表在《文史哲》2016年第3期。“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刘梦溪说，《易经》中的这两句话，“可以概括人生志业的全部要义。盖匆促人生，无非‘进德修业’四字。”

  （文/赵雯）

　　*本文系《中华英才》独家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创办人、所长、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原标题《刘梦溪：沉潜学术，传承典范》，载于《中华英才》2017年第1期。图片为编者所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