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集校注》(资料图)

　　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谢思炜先生常年开设“唐宋诗歌研究”课程，其中有一项基础内容，就是让学生选取一首唐诗进行校勘注释。从版本源流梳理，到文字比勘，再到字词和本事的考索，经过这一系列的学术训练之后，学生们也就渐渐习得了展开文学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校勘注释看似是诸多治学门径中的一途，但却与几乎所有的其它治学门径相连通，“注书是细读原着的最好方式”，谢先生如是说。

　　如今，展开七册逾一百五十万字的《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之一)，我们可以在《前言》中读到谢先生对这句话的推衍，也会注意到“当研究进展到一定程度，势必要回到这项工作上来”这样的自觉意识。从汉儒的经子古注到六朝的群经注疏，以迄后世校注、笺注、笺证、校笺、笺释、笺疏等纷繁的名目，“注”之一途已经被通用作四部经典整理的首选方式，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甚至断言：“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在《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完成后，谢先生又动笔开始了《杜甫集校注》，选取学术史上号称难治的杜甫集为研究对象，既是对杜诗这一宝贵文化遗产的再体认，也是通过一个高难度的课题向“校注”这一朴素又古老的着述体式致敬。

　　1、《杜诗详注》之后，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新的杜诗校注？

　　上世纪的学术研究，凡涉及杜诗者多以仇兆鳌《杜诗详注》为起点。仇氏积二十年之功，广搜康熙以前诸家注释，间附按断，于杜诗自然居功至伟，然而该书的烦冗穿凿之处亦多，且淆乱次第、勇于改字，清人杨伦、浦起龙、施鸿保以及近现代学人多有商榷订正，不烦赘述。仇兆鳌的时代，见杜集珍善本不广，不但二王本《杜工部集》未尝寓目，即几种现在习见的宋元本也未得集校，故而《详注》在校勘层面也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份最接近杜诗原貌的文本。另外，尽管我们对清人的学问葆有十分的敬意，但毋庸讳言的是，在唐史研究各个领域以及唐语言考察诸层面，现当代学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杜诗的背景、编年、地理、人物、词汇等各方面问题也有集中清理、总结的必要。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千家注杜”在传统社会的终结。此后，尽管杜诗学研究日新又新，且曾出现过杨伦《杜诗镜诠》那样以雅洁着称的简注，却一直没有再出过一部“定则定矣”的校注本，士人唯慨叹“注杜古所难，向郭今安有”(翁方纲《靳绿溪州牧朴园图》)，期待后来人能补此阙典。

　　谢思炜先生的《杜甫集校注》，以存世最接近杜集祖本原貌的《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参校以吴若本为底本的钱谦益《钱注杜诗》以及郭知达《新刊校订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宋本，并比勘《文苑英华》所收杜诗，对杜集早期异文与宋以后新增异文进行了明确区分。在编次层面，《校注》忠实维持了二王本篇目次第原貌，因为谢先生有这样一个认识：相对于杜诗祖本，编年本完全改变原有编次，必然导致原有版本信息的丢失。从文献存真的要求来看，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经、史、子部文献中，肯定会被视为淆乱文献。由此观点我们联想到，清儒顾千里、卢抱经等即主张传古书当保存底本原貌，尤其是文献排布次第之中，皆有义例存寓，故不当辄加窜乱。不过，校注杜诗而为其编年，也是杜诗研究的基础性工作。针对此点,谢先生采取了维持原来编次的基础上在每篇作品下考订作年以体现最新编年成果的作法，同时在书末附《年谱简编》，这样即可以大致满足编年阅读的需要。《校注》全书对杜集的编年用力甚深，许多考证很能拨开旧说的丛幔，例如《塞芦子》一诗之编年，旧说或谓至德二载，或谓至德间，《校注》则考证作于乾元二年，三覆其说，确乎不拔，类似的系年新证在书中常有其例。

　　上世纪八十年代，谢先生初校二王本时，即已注意到二王本原有部分的很多小字夹注实为杜甫自注，这些自注在后代传本中多有变动，往往面目全非，文本原有的一些重要信息也因此丢失，遂撰《<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一文对杜甫自注的本来面目进行复原，这些研究成果也全部被吸收进《杜甫集校注》之中。经篇目厘定和辑佚，全书共收诗一千四百五十五首，文三十二篇。这样一来，《杜甫集校注》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精确的杜集文本，我们不单能细细赏读杜诗最初的面貌，同时也能在原初编次中上推唐代卷子装杜集的神韵。

　　文本的真确性之外，我们也许还期待杜诗新校注能尽量地厘清杜诗各篇的诗意典故以及背后所涉及的社会背景与人事关系，我们也许同样期待新校注能对杜诗的诗语特质给出分析，透过前人诗话式印象解析的迷雾，从语言科学的角度探讨杜甫诗歌语言的难以企及之处。如上种种期待，都指向一个根本的问题：杜甫集的新校注无疑是一个既重要又极有难度的大课题，以一己之力能够完成吗？

　　1965年，着名数学家林家翘教授应何炳棣教授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访问。两人见面后，林说：“咱们又有几年没见了，要紧的是不管研究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这已经是学界广为流传的佳话。林氏的观点，如果从文史角度去考量的话，当是指应当重视大家、大着作的研究。回顾学术史，我们能注意到，历代学人用力最劬者，多集中于沙汰澄洗之后被公认的四部经典和大作家。就学人而言，人身难得，精力有限，与其杂涉支离，不如集中于一二大着作、大作家的深层挖掘。